高华的后二十年（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谢海涛 | 文

“知识分子易患癌症的时代”

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这是南京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拿到体检报告的那天，高华在上面发现了“疑似CA”字样，但不明就里。

在颜世安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和高华、朱剑、余斌在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

颜世安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南京鼓楼医院查出疑似肝癌，顿觉晴空霹雳。

学术界闻之震惊。长期玩命工作的高华，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于1992年患乙肝，当时不严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劳累，出书以后的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时代。”高华的朋友江荣生说。而景凯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感慨，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高华做的这个工作，直面那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其实是研究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要面临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高华生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他说。

患病之前，高华在写作国史，辛苦异常。这就是《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拟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七卷。

该套书策划于1999年，由学者杨奎松和沈志华发起，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500余万字。

高华于数年前接受了写作邀请，至生病前已写作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此前数月，他天天写到凌晨一二点，烟一根一根地抽。他后来跟萧功秦说：“没想到把自己的肝给得罪了。”

4月底，在张济顺教授的帮助下，高华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彻底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发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华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前一天，萧功秦在电话里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高华笑了。手术前，儿子高欣给他点上烟，他猛抽了一根，然后说：这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了。高华从此戒烟。

他的病情牵动着学界朋友们的心。远在香港的熊景明时刻关注着高华的情况，此后近五年，每隔些天她就会致电问候，并向学界通报高华的情况。

2007年4月30日晚上，萧功秦去医院探望高华。在萧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华刚动完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仍充满自信。谈话中他起身去卫生间，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2007年6月，李永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把高华的病例带到香港。香港的肝病专家看过后，断定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华的介入治疗还在进行中。7月，又去中山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验血正常，身体稳定，从外表看不出异样。

这一年，熊景明荣休，学界朋友前往其故乡昆明庆祝，高华夫妇也应邀前往。宴会上，高华和张鸣、高欣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这个颇具隐喻色彩的上世纪80年代广告歌，把大家都笑疯了。高华说，我们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

云南之行的高华是快乐的，他还参加了彝族山寨火把节。胡杰给他拍下的一幅照片里，高华像一个顽童，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华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高华53岁。“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

但高华不得不停止了国史的写作。这是一项让朋友们充满期待的写作计划。本来，《国史》的写作，使高华梳理整个现代中国变迁进程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从民国到30年代，到延安时代，到50年代，再到60年代、70年代。李永刚认为，高华的兴趣应该是百年中国。

在同事申晓云看来，以往出版的国史系列丛书，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摆脱官史叙述的模式，留有遗憾。而1969年至1971年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来那种框架，从话语到结构上跳出来，客观地、深层次地把真相说出来，是很难的。她和当代众多历史学者一样，对高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

朋友杨小彦、冯原，则有幸听闻高华讲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南粤的江边大排档上。“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据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然而，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李永刚为此感慨。

每三个月，高华都要去上海复查一次。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不上了，他继续带硕士、博士；历史系照顾他，让学生到他家里上课，岗位津贴予以保留。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课程则做了灵活的调整，他去上海检查时，就集中给学生上课。

之后，高华的病情几经反复，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高华转至上海长海医院治疗。一位著名专家亲自诊断后，倾向于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结节，虽然专家的学生仍倾向于是肝癌。

这让高华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颜世安回忆：高华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告知此事，说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

这一年10月10日，高华再赴香港中文大学，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当月，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革命与战争”讨论会。在学者金大陆的印象里，时至初冬，高华并未给人怕冷的感觉，仍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这一年，他还在为赴德国汉堡参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项目做准备。在家时，他经常下楼散步，打太极拳，对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系里为高华报了名，但批下来的名单里没有他。一位老师说，政府这个津贴，要看你有没有获奖，有没有国家课题。高华的学术水平很高，但很难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体现。

财新实习记者崔婧哲、栾文钰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为《高华的后二十年》的下篇，上篇与中篇分别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与《在体制之内》，作者为财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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