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自述 | 田浩：国际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我的汉学之路

文 |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田浩（Hoyt C. Tillman）

我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美国东南地区佛罗里达州一个叫克雷斯特维尤(Crestview)的小镇长大。当我的眼界只是局限于居住在小镇里的我的家人和邻居时，外面的广阔世界对我而言仍然遥远而抽象。记得在我七年级的时候，班上准备筹划一个派对，一个女孩提议准备些中国“幸运饼干”(fortune cookies)。这对那个年代的美国农村来说，是一个既异乎寻常又非常陌生的事物。而我当时对中国的全部了解也仅限于这是一个在地球另一端、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的国度。那么这个土包子是如何认识并热爱中国，将他的人生奉献给中国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呢？

一 我的通往中国研究之路

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是在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当时，欧文•海厄特(Irwin Hyatt)教授带着我们来到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小的中餐馆。而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里和照片里见过中国人。海厄特教授在佐治亚州埃默里(Emory)大学所开的课程都是我第一次学习中国历史的课程，但我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始于之前有关20世纪欧洲史的一门课。我在密西西比州的贝尔黑文(Belhaven)学院学习时，也在附近的密尔塞普斯(Milsaps)学院修了一门长达一年的课。那门课的老师是麦克马伦(McMullen)女士。她在几十年前和她的历史学家父亲从希特勒控制的奥地利逃离，并最终到达美国。尽管她的课程严格专注于欧洲历史，但是她为我们所列出的研究论文题目之一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950年之前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因为我来自于一个被归类为“竞争对手”的大学，我只能坐在一个离讲台最远端的座位上。我也成了最后一个收到研究论文题目选单的学生。幸运的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学生没来上课，我有机会在这个有关中国的论题和另一个题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政策”的论题之间做出选择。在无人给我在中国论题方面提供指导的情况下，我漫步在图书馆去阅读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现代史的资料。虽然我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课题，我觉得当时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中国的书不是很多，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很难的。于是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在中国历史领域做些研究，做点贡献。

我在埃默里大学上完四门有关中国及东亚历史的课程后，转学到了弗吉尼亚(Virginia)大学。在那里，我师从马思乐(Maurice Meisner)，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以及林毓生，一位睿智的儒家历史学家。他们都是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但是他们都是在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在我们第一个学期期中的一堂课上，马思乐教授突然宣布他已经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职位。在此后，他帮助我成功进入哈佛的研究生院。尽管在弗吉尼亚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国人，但是我是到了哈佛以后才开始拥有许多帮助我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中国朋友。

在哈佛，我带着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强烈兴趣开始我的研究。然而，当我在第二学期进行有关吉田(Yoshida)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信件的研究中，我经历了难以获取近期历史文件资料的困难与沮丧。约七年后，我修改了那篇论文，它被《大西洋地区历史评论》接收，但是当时的编辑因为政治的原因不断推迟发表的时间。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我平生第一次发表的中文文章(《50年代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杜勒斯的外交权术与吉田信件的由来》，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大西洋地区历史评论》的主编罗瑞斯•亨德利(Norris Hundley)其实是反对我对杜勒斯的批评的；我说杜勒斯越俎代庖，是因为我发现当时的史料证明，他实际操刀了那封当时日本首相吉田的信，误导他自己的上司美国国务卿约翰•阿切森(John Acheson)错误认识杜勒斯所处的角色，同时虽然他已经有了这封信修改过的草稿，他却告诉阿切森他还没看过这封信，这一切以便于他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操纵阿切森和杜鲁门总统。尽管《历史研究》的编辑们质疑了文件中的一些用语，但是这些在北京的编辑们对文件所揭示的事实以及我的结论均持更为虚心、开明的态度。

我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的第二年，宋代儒学成为了我研究兴趣的中心。这种转变尤其得益于史华慈教授为我们讲授的“朱子语录”这一课程。没想到我为这门课所写的论文在修改之后，极大冒犯了陈荣捷教授。这是因为尽管我从《朱子语录》中摘录引用了许多有关“天心”的原文和注释，陈教授仍然质疑朱熹是否真的曾用过这个概念，所以不肯自己看我注解所提到的《朱子语录》中的材料。在我复印邮寄给他所有的这些原文，并和他通信讨论之后，他终于承认我的确论证了我对朱熹运用这个概念的理解。虽然陈教授的观点认为这个概念并无意义，但是他收回了对这篇论文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强烈反对意见。关于这篇论文的中文版，请见我的《旁观朱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从我的研究生学习之初开始，我就有一种揭示历史资料真相的倾向，这些资料颠覆了那些描述历史事件和阐释重要历史人物的主流观点。

在我研究生学习的那些年里，美国人还几乎不可能到中国旅行，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有很少机会旅行的乡村男孩。我在美国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是1970—1971年间在中国台北为期13个月的经历。在这段时期里，除了竭尽全力地努力学习语言，我还被中国文化和当地的人们深深打动。这一切对我这个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男孩来说，显得比我原来所预期的更为熟悉而非陌生。我在适应波士顿地区的文化风俗时曾偶尔遇到过困难，可是我通过一些方式发现与我在波士顿相比，我在中国的环境里更加感受到家的感觉。1976年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幸运地在那一年从两个教授古代中国历史的工作职位选择其一，此后，我将我的精力集中于教学与研究，期望得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的终身教授职位。

当我收到哈佛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功利主义儒家》的接收函时，我申请并获得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资助我于1981年前往中国大陆的第一次旅行。这次旅行除了观赏许多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我的主要目标是和那些我曾经阅读过他们的著作的学者见面。通过与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私人友情，我得以见到陈智超先生，一位社会科学院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他也是我在北京与其他一些重要学者见面的桥梁。不过，在北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去联系这些学者。我给邓广铭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发电报，请求他们与我见面。考虑到当时的时间极为有限，我意识到发电报是引起他们注意的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邓先生很有风度地回应了，于是我和他以及张先生于1981年的5月在北大见面。

在中国的所有人当中，邓先生是和我最相关的，因为他北大的论文以及第一本著作都是关于陈亮，而这正是我第一本手稿的关注焦点。临近第一次见面讨论的末尾，他和张先生都欢迎我再次回到北大做一段时间的研究以继续我们的讨论。回到美国以后，我马上申请了我的第一次带薪研究假期和专业研究资金，从而得以回到北京继续我的研究。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期末结束之前，我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递交了延期一年的申请，报告了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美国的研究资金局和我所在的大学都同意了我的申请。

在北大从1982年秋至1984年春的近两年里，我经常拜访北大的各位教授，尤其是邓先生。我们的讨论往往从我所准备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开始。不过我们逐渐一步步地扩展我们讨论的主题与问题。例如，他对中国历史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传承的状态极为关注。经历了20世纪的混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认为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变得任人涂抹摆布，似乎像是被一小部分资深学者手中掌控的长线牵着走。他同时提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最后的机会重新获得它的历史。幸运的是，他被任命为一个国家委员会的成员，评估中国大学的教学课程设置以及设立大学教授的标准。他对许多大学老师缺乏阅读中国历史资料训练的现状非常不满意。因此，他将他的希望和努力集中在80年代的新一辈研究生身上。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讨论了一个他已经参与两次的出版项目，其目标是出版一本宋代文集的主题索引。这本来是哈佛燕京社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的相关资料都遗失了。在60年代早期，北大的学者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但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他试图再次发起这个项目，因为这不仅对研究者非常有价值，也是他为训练新一代阅读宋代历史资料所做出的一方面努力。根据我帮助王德毅先生申请哈佛燕京社的支持以编写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的经验，我毛遂自荐，提出如果邓先生愿意申请，我也愿意帮助他。我们后来写了一个给哈佛燕京社的申请，北大因此收到了第一年的基金。

虽然我们申请的是连续几年的哈佛燕京社基金，我们不得不每年提交一份报告并再次申请。不幸的是，新的哈佛燕京社主任决定终止资助邓先生和王先生项目的基金，这样哈佛燕京社能资助更多的东亚学者来访问美国的大学。对索引的整理再一次被打断了。幸运的是，甚至在张希清教授从北大退休之后，他仍然不忘这项大计划，负责这个项目得以完成，所以《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五卷本) 在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在我们向哈佛燕京社申请基金的时候，张希清还只是邓先生的研究生和特别助手，后来他成为历史系的教授，再后来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是邓先生及其他几个北大教授在80年代早期共同成立的。

我在北大潜心研究期间，我不但学术上受益匪浅，我还有幸在80年代早期将我的妻子宓联卿和两个孩子带到北京生活了两年。如果我的家人没有跟我一起来，我不可能和北大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当时我希望我的儿子田亮在北京上小学。某一天，北大外事办打电话给我，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北大的决定。浦嘉珉(James Pusey)在那个时候正在北大教达尔文主义，他的儿子在北大小学的分校上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外事办告诉我我的儿子作为第一个美国孩子被小学的主校区接受了。不过，出于对我儿子特殊情况的郑重考虑，外事办非常谨慎，为此曾讨论了一个多星期。

在列出了一长串“黑头发”孩子的优秀素质和举止后，外办又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对的“金头发”孩子的差素质和举止。暂停了一下后，宣布我的儿子是“金头发”。北大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接受他的，他们要我仔细跟他解释他“要向‘黑头发’的孩子那样”。田亮很快适应了学校，并很顺利地被他的老师接受，在他们班颇受欢迎。总体来说，我个人从未观察到任何外国孩子或成人能够适应得这么好，并这么快乐地享受在中国的生活。当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留学办公室的黄道林老师告诉田亮欢迎他随时回来。1990年他16岁的时候，田亮申请作为一名暑期班学生回来上学。起初，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我们从黄老师那里收到一封信，在信中被告知田亮已经被录取，并附有常规的申请材料。直到我读到申请人必须18岁并且是高中毕业才能申请时，我才理解迟到的原因。这个夏天对田亮能够恢复并保持流利的中文口语很关键。在90年代后期，他成为伯克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师从大卫·凯特利(David Keightley)学习甲骨文和商代历史。不过，在凯特利教授退休后，田亮决定离开研究生院去支持他自己的新家庭。现在，他生活在台北，在世正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在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的女儿田梅刚刚开始学说话，所以她很快转换为完全说中文。作为一个当时生活在勺园楼的最小的孩子，她成为许多此处居民的小甜心，这中间包括大卫·唐。他那时在北大教英文，并且努力克服他的广东腔说国语。他后来开了一个“上海滩”(ShanghaiTang)的连锁店，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授以他爵位。田梅上了北大的幼儿园。多年后，当她从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本科学位毕业后，她获得福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并于2003年回到北京，在清华学习中文，在北大学习历史。两年后，她成功地回到伯克利大学成为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生。在2010—2011年，她在福布莱特-海斯博士论文研究奖学金的资助下再次回到北大。她博士论文研究题目是关于1903到1953年间中国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建立情况。她于2013年完成了论文。回想她曾经在80年代的北大幼儿园度过一年多，她之所以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可能是受到了这段经历的影响。在她于北京做博士论文的期间，她在北大的导师是历史系的牛大勇教授。有趣的是，牛教授曾经在普渡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这也是小梅2014年8月获得预备终身教授职位的大学。她在一个和北大有着紧密联系的历史系获得了一个教职，这令她感到特别高兴。

我希望以上这些对我的人生和家庭进行回顾的代表性片断能展示我自身的转变与所接受的教育。随着这种教育不断地拓展我的视野，世界似乎变小了，而且变得愈来愈丰富多彩和有趣。最终，我的个性和心灵世界也同时成为中国人的和美国人的。

二 我的中国研究概况

“一位把思想当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家”，这是安乐哲教授在为我《陈亮论公利与法律》一书(《Chen Liang on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aw》，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作前言中对我的描述。正如这位哲学家所看到的那样，我不仅将哲学观点置于历史学的背景中，我还审视不同“阶层”之间于它们所在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我研究文本性的实物，从中国思想中文化传承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顺处于同时代不同“阶层”间的文人友谊和交往。这种研究方法使我得以剥离蒙在11到13世纪以来那些著名文人身上的多层意识形态化的神秘面纱，让具体的资料事实焕发出本来的光泽。正像史华慈在他为我《功利主义儒家》一书所作前言中观察到的那样，我没有将朱熹“塑造成一个空洞的‘哲学家’或是‘圣人’，而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对其时代充满公共与私人焦虑感和责任感的文人”。正因为如此，我得以让读者们“在观察到中国思想的同时，也观察到‘中国思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揭示了儒家思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因此让人们意识到一种中国人今天仍在汲取的具有更深层次和多样性的历史传统。

在我于哈佛研究生院师从华史慈、余英时和卡罗琳·拜能(Caroline Bynum)学习期间，我主要关注于宋朝“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儒家伦理学和中国政治文化。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朱熹和陈亮之间的通信和互访。通过展现陈亮的功利与成效道德伦理是如何挑战朱熹的动机与意图道德理论的，我把这种对抗向西方读者展示为令他们感到熟悉的一种“功利主义者”，而相对于元明清帝国时期中国主流的儒家伦理学，这种主义显然是非主流的。在我于埃默里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从欧洲和美洲史的领域转向中国史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1966—1968年)的支持。此外，福特基金会(1969—1975年)通过研究生奖励奖学金为我提供了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大部分资金。

我的第一本书《功利主义儒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在由国家人文基金会(1980年夏)支付的工资下完成的。在这本书里，我成为第一个利用13世纪的陈亮著作善本的现代学者。这个版本包括了至少最早为世人所知的1616年版本以前遗失的作品，甚至1974年的北京中华书局版本也没有复原这些作品。阅读这些新发现的文件让我得以提供最完整有关陈亮智慧演变的记录，也因此能够将传统儒学家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他思想做出的诠释加以重要更正。通过展现陈亮作为一个年轻人曾像朱熹一样研究了那些宋代的大师和文章原文，我开始建议“道学”儒学——传统上有问题地被称为“新儒学”——比14世纪以来的学者所意识到的要宽广和复杂得多。1346年的正史《宋史》将道学冠为正统儒学传承之首，这在朱熹那里达到顶峰和完备。朱熹通过个人的努力，成功地将其自身塑造为经典的权威读者。当宋朝政府在1241年将他供奉在孔子庙中，把他对“四书”的注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时，这种印象被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中。从1313年的元代直至1905年，这样的做法一直在重复。正史对道学狭隘的观点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之上的。(中文版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的形式出版)

在我第一次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带薪研究性休假期间，我跟从邓广铭先生学习，研究诸葛亮怎样成为一个文人学者的模范和国家英雄的。然而，我关于陈亮和朱熹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讨论时间，我和邓先生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尤其多。我给他13世纪版本的影印本时，他很快翻到一些页面，他一直以来都怀疑这些页面至少在1616年的版本里就已经被改变了。他的怀疑最终得到证实，因为那些重要的段落都被改变了以显得陈亮之不同于朱熹的意见更加柔和。在观察到一位中国大师级的史学家证明了历史原文是如何被后代正统之手篡改之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认为甚至关于中国传统的正文也会有被模糊的不同观点，它们值得被揭示曝光。另外，邓先生还利用我给他的13世纪版本的影印本在1987年发表了一部有关陈亮著作的增补和修订版，就是《陈亮集》的增订本。

1985年5月，邓先生在中国第一次宋史国际会议上担任了我的论文的讨论主持人。我们俩都愉快地就有分歧的解释公开交换了意见。不过我们坦率而友好地公开交换意见震惊了会议上的一些中国学者。在会议的第二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抱怨说一个美国局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当邓先生在场的时候，我们从不发表和他相左的意见”。后来，邓先生在那一卷包括所有修改后的会议论文的序言中写道他关于陈亮的观点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而这一改变使他的观点和我已经详细叙述过的论点更加接近。尽管我已经早在1983年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即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顶尖历史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学者，但是我感到邓先生对我的支持代表着一个更大的荣誉。我的研究性休假主要由美国科学院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其次为福布莱特-海斯项目(1982—1983)资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延长了我在中国的研究时间(直到1984年5月)，并且资助我回中国参加会议(1985年5月和1991年8月)。

我的第一本书引起了杜希德(Denis Twichett) 教授的注意，于是他邀请我为他主编的《中国剑桥史》撰写关于南宋儒家思想(1127—1279)的一个章节。我得到了1988—1989年度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于1989年完成了我的那部分章节。后来我又修改了两次，但是由于撰写其他章节的学者迟迟无法完成他们的部分，所以剑桥史的这一卷出版时间被大大推迟了。

在搞剑桥史相关研究的同时，我决定动笔写一部追寻道学发展轨迹的专著，从它在11世纪末早期最初发展时的思想多样性(或者相对的兼容性)开始叙述，然后到12世纪大部分时期所受到的政治打压，最后到1241年宋朝政府承认其官方正统思想地位为止。一些其他的学者认为道学是儒家思想中比较狭隘的一个思想门派，可我对道学家之间的人际网络和他们的社会、政治关怀所做的研究表明，道学首先是一个社会政治“团体”或者“群体”，其成员有时自称“吾道”、“醇儒”、“吾党”，这个“团体”兼收并蓄了多种思想共同发展、延续，其多样性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认识。因此，我在《儒家论述与朱熹之执学术牛耳》(《ConfucianDiscourse and Chu Hsi’sAscendancy》，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更充分地表达了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道学团体，与当时流行的把道学当做哲学来研究的思路相比，此书可谓另辟蹊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1989—1990年度提供的研究经费使我得以顺利地并很快地完成了这本书的撰写。

鉴于80年代我已经用中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本书我也想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个想法在该书英文版中于1992年发表之前就已经成型并付诸实施。而且，我越来越重视中文读者群，这个群体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我的英文读者。这本书的中文版得到了蒋经国基金1994—1995年度的资助，一部新书《朱熹的思维世界》问世并在台北出版，后来西安出版了修订本。中文版读者们的回应鼓励我进一步强化扩展这本书的内容，成果就是一部新的增订本，2008年由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又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与英文版相比，增加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新内容。比方说，我在书中有个观点，认为朱熹有意提高自己的地位，自封独一无二的儒学权威和道学领袖。有的学者回应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力图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在这一点上，朱熹也不例外，所以仅仅由于朱熹获得的空前成功，就把他单独列出专门分析，未免失之偏颇。为了证明朱熹自我提升的说法和做法确实是前无古人，我集中分析了他关于鬼神、灵魂的论述，他怎么向孔子祷告，又是如何表现得好像只有他能和孔子的灵魂对话交流，并让他的徒弟们保证，一定原封不动地遵守朱熹直接从孔子和其他古圣先贤那里得到的指示。为了凸显我每个阶段取得的连续性进展，余英时先生特地在我每次重新出版这本书的时候都要写篇新的序言，出版三次，序言三篇。我最近用中文出版的著作是一本我的选集——《旁观朱子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在2011年出版。得益于我在中国重新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之初即用中文发表论文，并且后来不断用中文与其他学者合作编辑学术文集等等这些经历，我能够在中美学术交流中起到桥梁作用，帮助中美学术传统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后来有类似的使命，我还受邀担任客座教授，在台大、北大和人大开设教授有关美国汉学的课程。

20世纪90年代，我扩展了我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现状联系更加紧密。我的英文专著《陈亮论公利与法律》论述了陈亮思想中对法律积极意义的主张，比如它能使人们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更加社会化，还能保护居民的合法利益，等等。太平洋文化基金在1993年夏季资助我加工、润色这本书的手稿。此文的中文版包括在我编辑的《宋代思想史论》中，北大哲学系杨立华负责的翻译组帮我翻成了中文，200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还有个例子，我和奚如谷 (Stephen H. West) 教授合作编辑了一本书，于1995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hina under Jurchen Rule》。这本书脱胎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1983年的一场学术大会。我在书中的论文也已经翻译出了中文版，这篇文章质疑了被传统学者甚至现代学者大多数所持的一个观点，即道学影响扩展到中国北方是在蒙古军队攻陷金朝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我找到了能够证明金朝控制区道学团体活动的文本证据，邓广铭先生评价说我的发现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此前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未有学者注意到过。当然，邓先生的赞扬给了我很大鼓舞，但是他接下来的评价更让我开心。他说，既然我已经把这个论题和相关材料摆出来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关注，将来会有中国学者来进一步深入发掘这方面研究，取得更高的进展。确实，我的文章激发了几位中国学者找到了更多一点的证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加强了我后来发表的英文论文，丰富了和奚如谷所编那本书的关于文化和地域多样性的主题，并且深入了我们在将外族统治下的北中国融入中国大历史叙述中的先驱性成果。

到目前为止我接受过的最高学术荣誉应该是德国颁发的洪堡奖(Humboldt- Forschungspreis)。曾被授予洪堡奖的资深学者中只有百分之六是自然科学领域以外的。而且2000—2001年度我是唯一一位被授予此奖的汉学研究者。在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汉学部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stitutfürOstasienkunde-Sinologie)的提名和邀请下，我在欧洲访学一年，和学者们进行各种讨论。

那一年我完成了几篇论文，并且为哈佛2001年出版的《Business as a Voca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Mr. Wu Ho-su》一书做了最后的修改。这本书是我翻译的黄进兴《半世纪的奋斗：吴火狮先生口述传记》的英文版，书中并附我的绪论和结论各一篇。因为黄进兴是中研院史语所主要学者，而余英时先生为吴火狮写过的墓志铭也放在黄院士的书里面，这本可以说是关于“儒家商业伦理”最好的个案研究。因此，这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对话，让我得以质疑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朱熹的主流儒学是东亚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的文化基础。

我进一步研究了现代经济发展和陈亮思想之间共同性这一论题。陈亮在利益与德性、功利与道德的一致性上有不同观点，他的观点在与朱熹的辩论中被朱熹谴责。比方说，我在一篇论文里阐释了涩泽荣一(1840—1931)和陈焕章(1881—1933)与陈亮的思想的相似性，这篇文章收录在我编辑的纪念余英时先生80大寿的论文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版)。对主流学术观点和被普遍接受的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又一次使我重新发现一些被忽略的思想家，提高对丰富多样化的理解，哪怕是在被一些人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儒家意识形态内部，也是如此。

我得到了富布莱特2003—2004年度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2004年的资助，重新返回北大，扩展蒙古统治下道学在元朝的发展这一论题的研究。由于我和北京大学古代史中心同事学者们的密切合作，我成为中心里为数不多的来自西方的下属研究员中的第一位。研究中心被正式指定为国家级的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心。此外，我是一项蒋经国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2001—2003)的首席研究员，负责促进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史语所之间的合作，研究900—1300年之间中国民族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我们组织了两场国际会议，我还作为编辑之一协助了当时的中心主任张希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卷会议论文集。我有篇文章集中研究了郝经(1223—1275)，他是忽必烈汗的顾问，曾经被派往南宋当使者，他对王朝正统性的见解，与蒙古统治者的合作，尤其引起我的兴趣。这篇文章的英文版，以及这个论题的后续研究，是《中国的文化权威与政治文化》(Cultural Authority and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本书是我和苏费翔(Soffel)合作写的，由德国斯图加特的Franz Steiner Verlag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苏费翔是以前跟我做研究的洪堡基金会博士后，我们目前正在与岳麓书院副院长肖永明教授合作出版此书的中文版，当做北大中国古代史中心系列丛书之一。

我极其珍视在中国得到的荣誉和机会，能够在中国知名高校里教学、研究。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授予我一项特殊荣誉：为期4个月的高级研究员，并在2010年秋季学期给北大研究生授课，向他们介绍美国汉学研究的状况。我当时非常需要北京的这个职位，因为我想继续研究世界朱氏联合会及其为了推广朱子文化开展的各种活动。

世界朱氏联合会认为朱子文化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加强家庭伦理的源泉，尤其在中国文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和20世纪外国侵略者的破坏之后，朱子文化的价值更加珍贵。美国教育部福布莱特-海斯基金资助我2010年在中国的研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访学8个月，并且参加朱氏联合会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地举办的各种会议。我研究的课题之一是朱杰人先生在“现代化”朱子家礼方面做出的努力及其具有的意义，朱先生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并且是朱氏联合会领头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的女儿田梅和我合著了一系列中英文论文，分析研究朱先生为其子婚礼设计的朱子婚礼现代版。我当时在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工作，女儿田梅刚好收到了福布莱特-海斯博士论文研究海外奖学金，正要开始她在北大的研究学习。那个学期，我们除了各自的研究工作之外，还在清华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做联合学术报告，介绍我们在朱子婚礼现代版上的研究成果。

我一直保持发展和中国其他大学的合作关系，比如目前我在人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做首席访问教授，在杭州师范大学国际宋史研究中心当顾问，等等。我还担任了一些重要期刊的编辑委员会的委员，这些期刊包括《中国学术》(主编刘东，他曾任职北大，现任清华国学院副院长)；由英国剑桥大学创刊，近年来由史语所编辑的《亚洲学刊》(Asia Major)。台湾科学委员会资助我于2009年1月至7月在台湾大学做首席访问教授，我在台大教学并扩展了和台湾学者的学术合作。几十年来，我致力于促进海峡两岸学者们的沟通和交流。

我目前正在进行关于朱氏联合会和复兴儒家文化方面的研究，帮助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些重要课题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我对朱氏联合会的关注不仅让我有机会尽量客观地研究中国并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能够帮助中国人自己更加深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我在文章和讲座中，多次向中国的年轻一代指出，儒家文化具有的多样性，是被媒体和老一代学者远远低估的。

所以，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西方和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具备可比性或共同性，我要为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作出贡献。尤其近年来，在文化民族主义盛行，认为中美历史“吾国唯独特”观点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为了推动中美儒学界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对话，双方学者们严肃认真的交流尤为关键，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对“儒学”这一思想、政治、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使“儒学”与当代文化和跨文化对话建立联系。

(原题为MyLife with Chinese Studies，中文由作者本人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刘倩合作译出。全文刊于罗家祥主编：《华中国学》（第三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转引时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