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的袖珍小国与战争（一）：山巅上的王国——锡金

文/阎京生

自从人类最初在壮美的青藏高原和炙热的南亚平原上出现，他们的目光就不约而同而又不可抗拒地被引向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仿佛是人类最能够接近天国的地方。千百年来的每个世纪里，圣徒们、香客们、商人们、征服者们、探险家们，都坚定地走向这世界最高的堡垒。在这里，在世界的屋脊上，诞生了各种哲学、信仰和宗教。在寂寞的山峰上，被云雾裹着的神秘主义者千百年来一直在默想着生命之谜。

锡金，一个被世间遗忘的山顶小国，就位于这崇山峻岭的中心，四周被峭壁包围着，嵌在喜马拉雅山中，好像蚌壳里包裹的一颗珍珠。像锡金这样一个小国，东西八十九公里宽（大致相当于上海至苏州的距离），南北一百一十五公里长（相当于北京至天津的路程），面积7100平方公里，有时地图绘制者要在它北面的中国、南边的印度、西边的尼泊尔和东边的不丹之间塞进锡金的名字都有困难。

锡金的圣山干城章嘉峰，海拔8586米，是世界第三高峰，1975年锡金被吞并后也成为印度境内最高峰

自古以来，位于锡金边境上的乃堆拉山口和则里拉山口一直是商队和入侵者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通道。从中亚的游牧山区和荒芜草原，通往印度和波斯那神话般的财富。从蒙古和中亚荒原来的人从这里艰苦地寻找前往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圣地的通道。站在锡金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仰望到高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这是世界第三高峰，锡金人相信这座山是世界的屋脊。

发源于西藏边界冈钦迥噶冰川的提斯塔河奔流湍急，穿过锡金腹地，并且从其首都甘托克的脚下流过。拉昌和拉金两条河，以及从锡金境内各处湖泊和冰川流来的所有溪流的水都汇入这条河，湍急的河水凿刻着两岸怪石嶙峋的山体，形成了一座座深峻的峡谷，在冷冽的河水中有许多肥大的印度鲑鱼。提斯塔河最后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这条神秘的大河席卷着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冲积物，构成了广袤而肥沃的孟加拉平原，在这片平原上根本找不到比小孩拳头更大的石头。

二十世纪的英国殖民官员和西方探险家们如果要前往锡金，要首先从闷热的加尔各答乘坐轨距为1676毫米的宽轨火车前往西里古里（Siliguri）。在这里，旅行者们要换乘汽车，沿着一条长约80公里的公路进入锡金。与这条公路平行的是传奇的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窄轨火车。在进入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地之前，这条铁路的大部分路段时不时地与锡金公路玩着捉迷藏，其轨距只有玩具一般的60厘米。

大吉岭铁路

旅行者离开西里古里不久，便进入幽闭的提斯塔河流域。锡金公路在让波（Rangpo）进入了锡金境内。在印度独立之前，这里有隶属于英属印度当局的尼泊尔警察来检查入境者的证件：当时进入锡金的人必须持有驻扎在大吉岭的英属印度军队指挥官签发的入境许可证。

进入锡金之后，旅行者们会发现在公路上方，森林密布的山腰陡然上升至上千米。热带森林枝繁叶茂，树干上爬满了蕨类植物、苔藓和兰花，顶着白色或洋红色花朵的幼嫩花枝从寄生的兰花枝叶中钻出来。锡金有六百多中已知的兰花，有些地方农民用兰花喂牛。森林里散发出一种混合的气息，它由浓烈刺鼻的香气、正在腐烂的植物发出的恶臭、以及兰花和其他热带花卉发出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每一片树叶、每一根枝条上都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湿润的蕨叶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打破了沉闷的寂静。森林中有各种色彩夺目的鸟类，从青金色的鹞子到金色和猩红色相间的山椒鸟，还有闪烁着孔雀般虹彩的黑卷尾鸟。

锡金的野生兰花

当人们继续沿着公路向上攀爬时，两旁的木槿、九重葛、树蕨和兰花等热带植物逐渐让位给杜鹃和木兰花树这些温带植物。树木变得越来越稀疏，空气也越来越清新。二三十种猩红色、绿色或蓝色的巨型彩蝶聚集或盘旋在公路旁的每一棵树上。当汽车经过时，它们腾空飞起，就像一群色彩斑斓的小鸟。坐在吉普车里的旅行者们能够听到猴子吱吱叫，偶尔看到它们在路旁的桔树林里游荡。这些猴子对农民是个威胁，给作物造成严重损失。锡金的农民养狗来驱逐猴子，或者用弹弓和泥丸赶走他们。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初引进了一种会发出高声的戈德堡装置，放在桔子树附近，希望能吓跑猴子。但是几天之后猴子就开始高兴地玩这种装置，还叫来其他的猴子一起玩。

突然间，公路拐过一个弯，锡金的首府甘托克（Gantok）跃然出现在眼前。这座城市沿着林木茂盛的马蹄形山脊向前延伸，山脊两侧布满种植着稻谷的梯田，沿着山势陡然直下，一直垂落到峡谷底部提斯塔河的激流之中。远处漫山遍野都是杜鹃和龙胆花，把山坡染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红色、粉红色、淡紫色和白色。一品红长得像屋子那么高，开着绯红色的花朵，而曼陀罗开着像低垂的百合一样的白花。过去印度的罪犯用这种花朵来麻醉他们的受害者，也有的印度土邦主把敌人关在放置着这种美丽花卉的房间里来杀害他们。

锡金首都甘托克

锡金土王“乔格亚尔”（Chogyal）的宫殿和家庙坐落在甘托克市区里一处较低的平坝上。这座宫殿建于1894年，当时锡金国王土托布·纳姆加尔把首都从图姆隆（Tumlong）搬到了扼守印藏商路的甘托克镇，以便于收税。王宫由一组白色的两层石头房子组成，这些楼房围成一座院子，院子中央是一座西藏式的神庙，有着鎏金的铜瓦和双层的屋顶。国王一家居住的宫殿式样仿照英国人在印度的那种围有凉廊的殖民式建筑，但屋顶铺着红毡，而不是印度常见的皱皱巴巴的难看洋铁皮。门厅和房间里都镶嵌着当地生产的木料，极为引人注目。王宫花园里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古朴的百合花池和长着美洲石竹、紫菀及蜀葵的花坛，令人赏心悦目。

位于甘托克楚拉岗的原锡金王宫。1975年锡金国王被废黜后，王宫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如今改为旅游景点

锡金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最早只能上溯至1642年。这里最早的居民是生活在森林中的雷布查人（Lepchas）。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朴实民族，宁静地生活在森林中，用火烧树木的方法开辟小块空地，种上谷物，并在森林中找些野味和野果。人类学家对雷布查人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他们来自印度的阿萨姆山地，另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来自西藏或蒙古。后一种说法似乎比较合理，因为雷布查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他们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战争在雷布查人的文化中没有地位，但是由于其爱好和平的本性，他们不能抵抗不断增长的外来压力。多少个世纪以来，雷布查人不断受到来自西藏的菩提亚人、来自西边的尼泊尔人、以及英国人的外来压力，其生活的区域不断退缩。

十四世纪从西藏迁来的菩提亚人（Bhutia）占据了锡金的高山地区，在这里放牧羊群和牦牛，迫使雷布查人移居到谷地。“菩提亚”是印度人和尼泊尔人对藏族——特别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藏族人——的称呼，意思是来自西藏（Bhota）的人。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带来了大量尼泊尔移民，这些精力旺盛的尼泊尔人在提斯塔河谷地砍伐树木、开辟梯田，又把雷布查人从谷地排挤了出去。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锡金国王塔希·纳姆加尔从他的私人地产中划出一块领地，雷布查人才算有了一片最后的庇护所。如今雷布查人的人口大约有三到五万，除了锡金之外，在不丹、尼泊尔和印度也有一些雷布查人的村庄。根据印度当局2010年的统计，锡金的总人口是60.77万，其中尼泊尔族占67%，菩提亚人占16%，雷布查人为13%。

印度教的宗教文献里将锡金称为“因陀罗希尔”（Indrakil），意思是“因陀罗神的花园”。雷布查人称自己的家园为Nye-mae-el，意思是“天堂”。古代西藏人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的锡金称为“登疆”（Denjong），意为“出产稻米之地”，而迁居在当地的菩提亚人则称之为Beyul Demazong（隐秘的稻米山谷）。“锡金”这个十九世纪才出现在政治文献上的名字来源于尼泊尔移民所使用的林布语（这是居住在尼泊尔东部、属于藏缅语族的林布人使用的语言），由Su（新）和Khyim（地方）两个词组成，意思是“新地方”。

锡金在中国的古代文献记载中被称为哲孟雄（【注1】按照藏文字母直译为Bras Mo Ljongs，标准藏语读音为Zhaimonjong），属于古吐蕃王国的一部分。相传佛教圣徒莲花生上师（【注2】藏文名Guru Rinpoche，梵文名Padmakara。原为印度僧人，生于莲花之上，被因陀罗菩提国王收为养子。750年应藏王赤松德赞邀请，前往西藏弘法，成为藏传佛教祖师，并创立了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教派——宁玛派，即红教）在公元八世纪前往西藏弘法的时候曾经路过锡金。当时居住在那里的雷布查人信奉的是苯教，流传于西藏的一种古老宗教。据说莲花生把佛教引入了锡金，并预言在若干个世纪之后会有一个来自东方的王族统治这片土地。

锡金南部延齐的莲花生尊者塑像。莲花生的梵文名是Padmakara，意为“出生于莲花之中”，藏语拼写为Pemajungne。他在藏语中也被尊称为古鲁仁波齐（Guru Rinpoche），意为“宝师尊者”。莲花生原为印度僧人，相传生于湖中莲花之上，被因陀罗菩提国王收为养子。750年应藏王赤松德赞邀请，前往西藏弘法，成为藏传佛教的祖师，并创立了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教派——宁玛派，即红教。宁玛派奉莲花生为祖师，认为他是“弥陀身、观音口、释迦心”，甚至尊其为“第二佛陀”

根据在锡金流传的神话传说，统治锡金的纳姆加尔王族祖先是塔希上师（Guru Tashi）。塔希原本是党项族的一位王子，西夏王国被蒙古灭亡后，他流亡到西藏东部的康区居住，并出家为僧。1268年，元朝国师八思巴下令修建萨迦寺的南寺，塔希上师曾经予以协助。他后来娶了八思巴的女儿，随后前往山南的春丕谷地定居，当时那里是锡金的一部分。塔希上师和雷布查人的首领孔推克义结成兄弟，成为锡金的宗教领袖。但是这些传说缺乏足够的文字和考古证据来支持。

1642年，三名来自西藏的宁玛派僧侣根据莲花生的预言，在今日甘托克附近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塔希上师的五世孙蓬楚格·纳姆加尔（Phuntsog Namgyal），当时他正在搅拌牛奶打酥油。蓬楚格热情地招待了这三名僧侣，给他们食物和住处。三人认为蓬楚格就是他们寻找的锡金统治者，于是推举蓬楚格为锡金的政治-宗教领袖“法王”（Chogyal），并且在甘托克附近的诺尔布岗为他举行了登基仪式。

锡金的隆泰寺

在宁玛派僧侣和来自西藏的菩提亚族人的协助下，蓬楚格发动战争，征服了雷布查人，并使他们放弃原来的苯教信仰，皈依藏传佛教。蓬楚格统治下的锡金（哲孟雄）国土辽阔，比现在大许多倍，领土延伸到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境内，并且据有西藏的春丕河谷。蓬楚格把首都定在玉松城（Yuksom），并仿照西藏的噶厦制度，设立了国王主持下的十二人政务会议，并在全国建立了十二个宗（县），由雷布查人担任宗本（县长）。这是锡金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过，锡金的政治结构很松散，相当于菩提亚人和雷布查人的联合政权，而且没有统一的军队。

锡金从立国伊始便是西藏的藩属，锡金国王得到达赖喇嘛的封赠和赐福。由于建国时菩提亚贵族与宁玛派僧侣是同盟军，因此锡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人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正如四世班禅喇嘛在1642年借助和硕特蒙古军队的力量推翻西藏世俗政治领袖第悉藏巴（藏巴汗）、1676年五世达赖喇嘛又曾试图借助准噶尔蒙古的力量推翻和硕特蒙古政权一样，锡金的喇嘛们在利用外来势力（包括英国殖民者）干预世俗政务时，也丝毫不会犹豫。

1670年，锡金第二代国王腾松·纳姆加尔（Tensung Namgyal）继位。他把首都从玉松迁到了拉当孜（Rabdentse）。腾孙第二个妻子的儿子查克多（Chakdor Namgyal）在1700年继位，但是他的母亲是雷布查人，因此其同父异母的姐姐蓬迪旺嫫不承认她的弟弟为国王，并苦心积虑地从未停止过想废黜他的企图。蓬迪旺嫫的母亲是来自不丹的菩提亚人，因此这位野心勃勃的公主在1700年请求不丹出兵。不丹军队占领了锡金国都拉当孜城，年幼的查克多国王在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帮助下逃往西藏，在拉萨住了八年，并成为一位颇有名望的西藏文学和佛教思想的研究者。在此期间，不丹军队一直占领着锡金的绝大部分国土。

1700-1790年的锡金和不丹疆域示意图

由于得到西藏地区世俗统治者——和硕特蒙古首领拉藏汗——的支持，查克多国王于1708年在一支西藏卫队的护送下返回锡金，开始整顿国家，并驱逐入侵者。他收复了提斯塔河以西的所有领土，但是不丹仍占领着提斯塔河以东的所有地方。不过，蓬迪旺嫫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717年，趁查克多前往拉伦温泉——锡金人至今还去那里洗温泉浴、治疗疾病——疗养时，蓬迪旺嫫勾结一个医生给国王放血。查克多国王死于流血过多，但蓬迪旺嫫也没有好下场。她被处以绞刑，医生也被判处死刑，查克多的儿子吉乌尔梅德（Gyurmed Namgyal）继位。

吉乌尔梅德没有合法子嗣。他在1733年临终时宣布说桑纳乔林寺的一个尼姑正在把他的孩子带来。这是锡金纳姆加尔王朝的第五代国王蓬楚格二世。又一次家族斗争在锡金王室中持续了许多年。当蓬楚格二世年幼时，锡金由西藏政府所派的摄政进行治理，但是王室司库大臣反对，自己称王。他遭到雷布查贵族的反对，终于被雷布查民兵推翻，逃往尼泊尔。

当时廓尔喀人的势力正在尼泊尔迅速崛起。这个民族的祖先是来自印度的卡斯人（属于印度-伊朗雅利安种族，与塔吉克人是近亲，大部分属刹帝利种姓），并混入了蒙古人种的血统，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其名字廓尔喀（Gurkha）来自尼泊尔中部的一个小村名，这是他们进入尼泊尔后最先征服的地区，并以其为首都建立了一个小王国。

当时的尼泊尔正处于割据时期，小小的尼泊尔谷地四周竟然有四十多个小国，分成二十二国联盟（百斯）和二十四国联盟（乔比斯）两大阵营，这些国家大多信奉佛教或藏传佛教，民族则多以藏缅语族的蒙古人种为主。这些弹丸小国很快被廓尔喀人逐个击破。1768年，廓尔喀统一尼泊尔，定都加德满都，并进一步向外扩张。到十八世纪末时，大廓尔喀王国的领土一直向西扩展到今天属于印度的西姆拉附近，东边则深入今日不丹境内，此外在南边还占领了恒河平原上的多块土地。

1788年，廓尔喀入侵锡金，并攻占其首都拉当孜城。锡金第六代国王丹增像他父亲一样逃往西藏，在春丕河谷避难。作为锡金宗主的达赖喇嘛随即将这块土地赐给丹增，作为其汤沐地（采邑），这就是今日的亚东地区。廓尔喀军队在边界上稍作停留，便紧跟着丹增国王的逃难队伍侵入了西藏地区（【注】这也是由于当时正居住在尼泊尔的第十世夏玛巴活佛之故。夏玛巴活佛为噶举派（白教）最高持教法王之一，地位仅次于噶玛巴活佛，两者互为转世师徒关系，类似格鲁派的达赖与班禅。1642年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占领西藏全境后扶植格鲁派（黄教），噶举派失去了自明朝以来传统的尊崇地位（明永乐帝曾敕封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法王为“大宝法王”，此封号后来被噶玛噶举派历代法王所沿用）。第十世夏玛巴活佛确朱嘉措是第六世班禅喇嘛的兄弟，两人一度希望能通过这层关系提高白教在西藏的地位。但第六世班禅在1780年进京朝觐时染天花圆寂。此前乾隆皇帝曾赐予班禅及其兄弟姐妹大量金银财宝，但都被班禅的随从运往扎什伦布寺。夏玛巴活佛派人去索取自己应得的一份时，不仅遭到拒绝，还遭到了诋毁，说他为了重振自己的寺院而策划谋反。这种传言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对夏玛巴活佛的敌视情绪，因此他不得不在1784年逃离西藏，去了尼泊尔。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沙阿觉得此事有机可乘，于是打着夏玛巴活佛的旗号派遣部队入侵西藏。廓尔喀战争结束后，大将军福康安奉乾隆帝旨意整饬西藏政教事务，严惩夏玛巴的出走行为，没收了其驻锡地杨巴千寺，将其改为黄教寺院，并禁止了夏玛巴活佛的转世），一路上对各处寺院大肆劫掠，几乎没有遇到藏兵或清朝驻藏军队的阻拦。

位于拉当孜的锡金古代王宫遗址。拉当孜位于锡金西南部，1700年被不丹军队占领，1788年又被入侵的廓尔喀人占领，并在后一次占领中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于不得不在1793年迁往图姆隆

1792年，廓尔喀兵再度入侵西藏，这次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随后又攻打日喀则。乾隆皇帝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同参赞大臣海兰察一道率兵入藏，大败廓尔喀军队，一直打到距加德满都二十公里的热锁桥。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投降，并将十世夏玛巴活佛的尸骨以及被掠去的扎什伦布寺财富一并送至福康安将军的幕府，并许诺向大清五年一朝贡，永不侵犯边界。

廓尔喀军队出兵锡金之前，曾经通过不丹驻尼泊尔的代表腾津·竺加尔喇嘛通知不丹世俗统治者腾津·纳姆加尔（当时的头衔是“德布”，这是相当于西藏世俗执政官“第巴”的头衔。纳姆加尔是藏文，正确读音为“朗杰”，是“胜利”之意。当时不丹和拉达克王国的藏族统治者都取这个姓氏，和锡金的纳姆加尔王族没有亲缘关系），他要入侵锡金，不丹不得给予帮助。

廓尔喀打败锡金后，把卡拉里和通芒两块地方赠送给不丹，作为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酬谢。廓尔喀军队被驱逐出西藏后，锡金向不丹军队发动进攻，试图收复其失陷的领土，但是却被打得溃不成军，结果提斯塔河谷地以西的大片领土仍沦于尼泊尔之手，而提斯塔河以东的土地被不丹占领，锡金只保留了提斯塔河谷地上游的一小块领土。

1793年锡金第七代国王楚格普德（Tshudpud Namgyal）继位，他把首都从遭兵火之后已沦为废墟破败的拉当孜搬到了图姆隆（Tumlong）。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征服了迈索尔王国，将斋浦尔、海德拉巴等国变为保护国，而且还在1803-1805年的第二次马拉塔战争中将莫卧儿王朝的死敌马拉塔人打得全军溃败。东印度军队在阿瑟·威尔斯利将军（即后来的惠灵顿公爵）和杰拉尔德·莱克将军的率领下攻入德干和印度斯坦地区，并占领了德里。这样，除西北方的旁遮普与信德外，东印度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开始将其势力扩张到喜马拉雅山南麓。

在这种形势下，尼泊尔王国、不丹王国和阿萨姆王国（阿萨姆人祖先为元朝时期从中国西南地区经缅甸迁来的蒙古人种，与泰族、掸族有血缘关系）结成了联盟，以对付东印度公司给印度北方“山麓诸国”的安全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对于锡金来说，英国人的出现带来了新问题。锡金是能保持独立呢，还是说那些眼睛盯着喜马拉雅山各山口、盯着这些与中国和大陆心脏地带的贸易通道的英国人，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干脆就攫取锡金呢？

英国出于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进行扩张和扩大贸易的欲望，哪里有可能，就向哪里扩张。十九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他们在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频繁活动。1814年11月，东印度公司以在与尼泊尔划界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廓尔喀武装袭击为由，向尼泊尔宣战，历时三年的“廓尔喀战争”爆发。东印度公司及其印度土邦盟友的军队在四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以阻止廓尔喀人集中军队。

英军指挥官大卫·奥奇特洛尼少将希望能够借助锡金的力量来切断尼泊尔与不丹和阿萨姆之间的联系，防止其从东方盟国那里得到支援。东印度公司派一位名叫斯科特的官员前往锡金拜访楚格普德国王，许诺在未来的英尼和约中帮助锡金收复提斯塔河以西的土地，并向他提供了一批军火。作为报偿，锡金将在喜马拉雅山麓地区对尼泊尔发动攻击——当然，谈判双方都明白，这种事的可靠性其实是不能指望的——并帮助英国人开辟前往拉萨的通路。

凶猛的廓尔喀军队最初在英尼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但英军在奥奇特洛尼将军的统帅下，成功地在这个崎岖的山地国家的南部地区作战，并于1815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廓尔喀人的山地要塞。1816年英军穿过加德满都河谷，兵临加德满都城下。年轻的廓尔喀国王吉尔万·沙阿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在当年3月签订的苏高里和约中，尼泊尔割让了全境超过三分之一的领土，其疆域缩小到和今天差不多的范围。被尼泊尔占领的锡金领土也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这成为它与锡金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经过多次折冲樽俎，东印度公司在1817年同锡金签署了另一份条约，即提塔利亚条约，将梅奇河与提斯塔河之间的领土，包括大吉岭地区，归还给锡金。锡金的另一块领土莫朗地区也在承认东印度公司宗主权的条件下交给了锡金国王。作为回报，锡金不得不承认东印度公司在它与尼泊尔的争端中拥有仲裁权。

对于锡金来说，它通过提塔利亚条约收回了部分失地，与尼泊尔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大大降低。锡金东边的恶邻不丹刚刚被东印度公司修理过，失去了其长期控制的藩属库奇比哈尔土邦国，处于颓势；南边的东印度公司似乎止步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它对锡金来说既像绅士又像侠士；北边的宗主西藏则继续对锡金的纳姆加尔王族恩宠有加，允许锡金王族使用热日宗的一片草场来放牧，并委任锡金国王代管热日宗的政务。这时的锡金可谓四海升平，在外部威胁看似降低的形势下，国内的贵族们又可以大打出手了。

英属印度官员于1865年在锡金拍摄的照片，后排左边站立的长者和前面坐着的两个小姑娘是尼泊尔族，左二和右一的两名僧人为菩提亚族，另两名男子是雷布查族

问题的焦点依然是菩提亚贵族与雷布查贵族的冲突。1826年，这场冲突全面激化，以腾伊克门楚为首的菩提亚贵族在国王的默许下杀害了雷布查贵族的王舅兼首相昌竺克博莱克，并且杀害了其全部家人。首相的侄子克拉特格鲁普率八百多名雷布查贵族前往尼泊尔逃难。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些雷布查贵族勾结廓尔喀族武士，不断袭扰锡金。锡金不堪其扰，于是援引提塔利亚条约，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干涉，阻止尼泊尔人援助雷布查人。东印度公司果然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并希望锡金善待本国的雷布查人，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在得到楚格普德国王的宽恕之后，流亡的雷布查贵族回到了锡金。但是他们再度受到当权的菩提亚贵族的迫害，于是再次流亡尼泊尔。这一次出走的逃亡者更多，而且都对故国放弃了希望，变本加厉地频繁及锡金边境，成为锡金始终无法解决的一块心病。1835年，锡金不得不再次向东印度公司求援。东印度公司提出向锡金“购买”其西南部的大吉岭村及其周边地区，并声称大吉岭归东印度公司后，反叛的雷布查人就会在这里定居，不会再去袭扰锡金。

1905年时的大吉岭，远方背景为喜马拉雅山。这座凉爽的山城从1840年起成为英属印度孟加拉省官员的避暑地，从1864年起成为孟加拉省总督及政府的夏季驻地。在获得大吉岭之后不久，英国人在德里西北300多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西麓又发现了另一处山间避暑胜地——西姆拉山谷，在这里仿照英国乡村风格修建了西姆拉城。从1876年到1947年，西姆拉是英属印度帝国的正式夏都，而大吉岭则是孟加拉省的夏都

大吉岭的藏文意思是“霹雳之地”，海拔约两千米，当时有一些雷布查人住在这里，但人口不多。大吉岭是连接尼泊尔和锡金的要道，也是从孟加拉平原向北进入亚东和西藏内地的重要通道，一旦东印度公司取得这块土地，就可以把货物从加尔各答一路运往拉萨，而无需经过转口贸易。

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来说，大吉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公司是以加尔各答为基地统治印度的，到1810年时，这座城市的人口已达100万。被称为“帝国主义诗人”的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曾经因加尔各答的炎热潮湿气候和从河边向外延伸的大片贫民窟而称之为“可怕阴暗之城”。热带环境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考验，并严重有碍健康。西方白种人对当地疾病没有免疫力，疟疾、痢疾、伤寒和霍乱是主要杀手。在东印度公司建立加尔各答城的头100年间，来到那里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大约只有不到半数能活着回国。他们惊人高的死亡率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每年11月凉爽季节开始时，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人已经习惯于见面时互相祝贺又活了一年。

这样，随着东印度势力向喜马拉雅山南麓扩张，英国人的目光也被那里的清凉气候所吸引。1828年，锡金与尼泊尔在翁都·达拉地区发生边界争端，东印度公司在1829年派乔治·劳埃德上校（George Alymer Lloyd）去查勘尼泊尔与锡金的边界。路过大吉岭时在这里住了6天，认为这里气候凉爽，可以作为东印度公司官员和军官的夏季避暑地。公司批准了这个建议，并派劳埃德与公司首席测绘官赫伯特上校前往大吉岭，一边与锡金国王进行购地谈判，一边进行土地测量。

楚格普德国王不愿意向英国人出售土地，但是屡次拒绝无效，最后提出两点要求：东印度公司将席卷锡金两年国库收入潜逃到印度的原莫朗地区代理长官库莫普拉坦引渡回锡金；归还锡金的旧有领土德巴冈。国王签署了一张将大吉岭赐予东印度公司的批文，并指示手下说，只有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才能把批文交给他们。但是劳埃德设法将这张批文骗到手，然后写信给楚格普德国王说，如果他仍认为（在实现两项条件之后）把大吉岭交给英国是正确的，就请在回信中再度证实。国王不知是计，在回信中果然再度确认说将把大吉岭赏赐给东印度公司，绝不食言。劳埃德拿着这张批文，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说，锡金已经自愿将大吉岭赠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应当立即接收。就这样，英国人将大吉岭地区骗到了手。

在英国人看来，只要拿到国王的批示，就意味着掌握了合法拥有大吉岭的法理依据；而在锡金方面看来，英国人没有兑现两项条件，因而使得该批文一钱不值。在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楚格普德国王对劳埃德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表示抗议。东印度公司公司一面以国王写给劳埃德的复信为托词，一面唆使雷布查叛军宣称大吉岭是雷布查人的土地，他们“自愿将此地献给东印度公司”，同锡金国王的赐予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抓紧开发大吉岭，并将其变成英属印度的夏季避暑胜地。1839年，印度军医勤务团军官阿奇波尔德·坎贝尔医生（Archibald Campbell）被任命为大吉岭行政长官。他在这里兴建了为欧洲人服务的避暑和医疗设施。管理全印度的政府直到1912年为止一直都设在加尔各答，在夏季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整个政府连同其所有的官员和家属都迁到喜马拉雅山麓，在凉爽的大吉岭办公。在这里，他们能够欣赏白雪覆盖群山的壮丽景色，呼吸清新凉爽的空气，享受使他们想起故乡的西方式小旅馆和别墅的舒适，参加一连串聚会、舞会、招待会和野餐会，直到秋天凉爽季节开始时才收拾行装返回加尔各答。

二十世纪初大吉岭的茶叶工人

坎贝尔还从印度的库马翁地区买来茶种，在大吉岭建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茶树种植业。为了吸引劳工，他宣布在大吉岭采取自由劳动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商人和农业工人在此定居，使得这里的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外来的尼泊尔人和普提亚人在数量上很快超过了土著的雷布查人。

东印度公司的自由劳动雇佣制度吸引了大批锡金农奴逃离庄园，前往大吉岭，这削弱了锡金传统的农奴制度；而自由贸易制则打破了锡金贵族和寺院对贸易路线的垄断，同时也影响了锡金政府的税收。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楚格普德国王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大吉岭的发展。在他的命令下，锡金在从西藏和尼泊尔前往大吉岭的商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使得大吉岭贸易陷于停顿。坎贝尔医生见状不妙，建议公司给锡金一些补偿，来换取其对大吉岭贸易的合作。他威胁要收回英国对锡金的“友谊”，最终迫使锡金国王同意接受每年3500卢比的补贴，作为割让大吉岭的代价。

1849年，坎贝尔医生和著名的植物学家、曾与达尔文一同乘“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航行考察的约瑟夫·胡克爵士前往锡金境内进行植物学调查。这种事两人此前也干过一次，在考察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木兰花，并将其命名为“坎贝尔兰”（即滇藏木兰）。由于锡金拒绝让二人入境，因此他们的这两次都是偷偷进入锡金境内的。在1849年的这次考察中，坎贝尔胆子越发地大了起来，竟然试图进入当时禁止西方人入境的圣地西藏。但是两人在靠近亚东地区的霍拉山口被锡金王室卫队抓获，随后投入监狱。赶来处理纠纷的锡金首相同康早就看坎贝尔不顺眼，这次犯在他手上，也就不客气了。同康找了间小黑屋，把坎贝尔和胡克关了六个星期，然后押解出境。

约瑟夫·胡克（1817-1911），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是达尔文的好友和进化论的支持者。1839-1843年随詹姆斯·罗斯上校乘“厄瑞玻斯”号和“恐怖”号军舰前往南极探险，1847-1851年前往印度和喜马拉雅山区考察，其足迹还遍布中东、北非和美国西部。他与其父亲同为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设计师。胡克一生中获得众多崇高荣誉，1911年去世后，威斯敏斯特教堂曾提议将其火化，将骨灰安葬在教堂内达尔文墓的旁边，但遭其遗孀反对，最终土葬于邱园附近的圣安妮小教堂

坎贝尔一回到大吉岭，便向东印度公司诉苦。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知道他这是咎由自取，但也不愿放过趁机修理一下锡金的机会，于是便停发了锡金国王的年金，并且组织起一支远征队，在1850年向锡金发起远征。当远征军渡过兰吉特河时，锡金表示愿意屈服，同康首相引咎辞职。不过，在东印度公司的愤怒情绪平静下来后，楚格普德国王又重新任命同康为首相。这次他写信要求东印度公司每年为大吉岭支付12000卢比，或者归还1850年远征队占领的提斯塔河和特莱地区。东印度公司予以拒绝，并要求锡金国王为此“无礼”行为道歉。同康见英国人一毛不拔，便采取行动阻止印度商人经锡金前往西藏，锡英双方的矛盾达到顶点。

这时在印度发生了令英国人一个世纪后回顾起来仍然惊心动魄的“大兵变”（The Mutiny），直到1859年才被最终镇压下去。在这之后，东印度公司被取消了在印度的施政权，其行政管理机构被改组为英属印度政府（长官仍叫印度总督。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英属印度改为印度帝国，印度总督改印度副王）。坎贝尔医生借改制时的混乱机会，在1860年11月伙同莫里上尉带着一小支部队再次入侵锡金，准备同他的老对头同康首相算账。不过，这次英军遭到锡金人的迎头痛击，丢弃了所有装备，逃回大吉岭。

在新成立的英属印度政府看来，坎贝尔这个家伙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毕竟是英国的官员，这次失败事关大不列颠的颜面。若是锡金能够击溃英国部队而不受任何惩罚，这将激起尼泊尔、不丹、比哈尔、阿萨姆等喜马拉雅小国的仿效之心，甚至也许会在“大兵变”刚被镇压不久的印度次大陆引起更危险的连锁反应。为了“一惩百戒”，孟加拉省副总督阿什利·伊登（Ashley Eden）在1861年2月派英印军队入侵锡金，顺利地占领了首都图姆隆，并迫使国王在3月28日签订了一个新条约。

这部条约规定锡金向英国赔款七千卢比，作为“强制实施锡金政府所逃避履行的政党要求的一种手段”（对武装入侵的委婉称呼）的开支，以及“锡金臣民抢劫和绑架英国臣民”的赔偿。如果这笔钱在一年之内不能交付，英国军队就要占领南起鲁玛河、东至大兰吉特河、北抵辛加利拉山脉一线的土地，以及昌加切林等地的寺院，作为抵偿。

条约还规定锡金不得对英国的进出口货物征税，对经过锡金的尼泊尔、不丹和西藏货物只许征收5%的过境税。其他的重要条款还包括外国人可以在锡金自由地旅行和居留；锡金废除奴隶制；前首相同康及其血亲永远不得在锡金政府任职；锡金允许英国在其境内进行地理调查和测绘；允许英国修筑一条从印度通往春丕谷的公路并提供保护；锡金武装力量在山区投入使用时应纳入英国军队指挥之下……此外，锡金还要归还前一年坎贝尔远征队被缴获的所有武器。

这部条约还限制了西藏对锡金的宗主权，规定锡金政府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割让土地给第三国。条约的第22条规定锡金国王把政府从西藏（春丕谷）迁回锡金，每年在锡金居住的时间不得少于九个月。这一条特别是为了限制锡金与西藏的交往的，因为自从达赖喇嘛1788年把春丕谷赐给锡金国王作为汤沐邑以来，几代锡金国王每年都要到那里住上很长时间，同西藏地方政府交换贡品与赐礼，并接受达赖喇嘛的赐福。限制锡金国王去春丕谷居住，也就是限制了锡金与西藏的交往。

大吉岭茶叶种植园里的雷布查族锡金劳工

1863年，楚格普德国王去世，享年78岁，是锡金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最长寿的一位国王。他的儿子西德凯翁（Sidkeong Namgyal）对英印政府采取恭顺的态度，任命了亲英的柴布喇嘛为首相。这位喇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无赖，对英国留在锡金的政治专员言听计从，尤其是允许大批尼泊尔人移居锡金。作为对新国王恭顺态度的嘉奖，英印政府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大吉岭年金，并在1868年将其数量增加到9000卢比。但即使是增加了的年金也只相当于900英镑，约合今天的62700英镑。

在此后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尼泊尔人受到英印政府的鼓励，前往锡金南部，砍伐森林，开辟水稻梯田。尼泊尔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菩提亚人和雷布查人的数量，从而为瓦解锡金国王的权力基础埋下了隐患——后来的事实证明，外来移民比例超过本国人（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尼泊尔族占锡金人口60%以上）是锡金亡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锡金尼泊尔人借助英国的力量，剥夺当地雷布查人和菩提亚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从而将自己的利益与英印当局的利益绑在了一起。一旦这些亲英的尼泊尔移民在锡金人口数量上占多数，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鼓吹“民意”，要求并入印度。事实上，主要由锡金尼泊尔人组成的激进亲印党派“锡金国民大会党”（SNC）在1975年正是这么做的。

1873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尼泊尔发生纠纷，关闭了尼藏边境贸易的各山口，锡金作为英属印度进藏通路的重要性大大增加。1881年，英国修建了从西里古里到大吉岭的“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并骄傲地将其称作“工程学上的奇迹”。它的轨距只有610毫米，全程86公里，设17个车站。由于要在这么短的路程内爬升近千米，因此这条铁路上设有五个360度的立体爬坡回旋和五处180度的折返线。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条铁路通车后，从加尔各答前往西藏边境口岸亚东的时间缩短到一周，英国人完全接管锡金并全面控制这一商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英印当局精心策划的鼓励外来移民以削弱锡金政权的阴谋开始奏效，就在大吉岭铁路通车的这一年，锡金尼泊尔人与雷布查人和菩提亚人在热日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

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的火车

1885年，英印政府孟加拉省财务秘书前往锡金，拜会图托布国王（Thutob Namgyal，西德凯翁国王的同父异母弟弟，1874年继位），要求他永远定居在锡金，不再前往春丕谷，并要求其同意英国修筑前往拉仓的公路。图托布对英国人的态度很是不满。翌年，他在春丕谷会见了清政府官员，表示忠于清朝及西藏地方政府，并希望他们帮助将英国人赶出锡金。这年年底，西藏当局开始在热日宗南边的隆吐山（Liugtu）设立关卡，对英国人布防。

热日宗原本就是西藏的土地，当年只是借给锡金国王，让其在这里放牧而已，而西藏当局在热日宗继续保有驻军和征税的权力。英印当局则宣称说隆吐山谷属于锡金，西藏军队侵占了锡金领土，并要求图托布国王前往大吉岭，担任所谓“印藏争议”的“调停人”，还许诺将年金增加到18000卢比。图托布识破了英国人试图拘禁自己的阴谋，明确表示将效忠于西藏地方政府和清朝，不会越过边界进入英国人的领土（指大吉岭）。

遭到国王的拒绝后，英印当局撕破了脸皮，再次入侵锡金，囚禁并流放了图托布国王，并任命克劳德·怀特为锡金驻扎官。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锡金政府，流放了所有反对英国人的亲藏分子，建立了以他自己为主席、亲英分子柴布喇嘛、波顿喇嘛等人参加的锡金政务会议。国王及亲藏贵族的领地都被没收，由这些人瓜分了。

原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的住宅“白厅”，现为印度锡金邦政府所在地

1888年3月20日，英军两千余人入侵隆吐山，第一次英藏战争爆发，藏军先胜后败，清朝驻藏大臣升泰被迫在1890年前往加尔各答，与印度副王兰斯多恩勋爵签订了《中印会议藏印专条》，清政府承认锡金由英国保护管理，其内政外交均由英国人经办。这部条约彻底剥夺了西藏对锡金的宗教及世俗宗主权，锡金从此被纳入英属印度帝国的行政体系中，成为英王兼印度大皇帝最高权力之下的一个“印度土邦”，以孟加拉省总督为其宗主（【注】英印帝国在1947年独立前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英属印度，即原来的东印度公司领地，由印度副王代理英王实行统治，共分为十七个省，其中孟加拉省、马德拉斯省、孟买省、中央省和比拉尔、阿格拉和奥德联合省、比哈尔省、奥里萨省、旁遮普省、阿萨姆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等十一个大省或边境重要省份由省长管辖；安达曼和尼科巴、阿杰米尔-梅尔瓦拉、德里等六个比较小的省由高级行政专员管辖。这十七个省的人口占印度次大陆的60%，领土面积一半以上。

印度帝国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土邦国，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由印度统治者控制，其统治者称为“大君”（Maharaja，指印度教王公）、土邦主（Raja）、“尼扎姆”（Nizam，穆斯林王公）、“纳瓦布”（Nawab，莫卧儿帝国时期的总督）或“汗”（Khan）。这些土邦国或是由于亲英，或是由于王公没有绝嗣，而没有在1857年印度兵变之前被东印度公司吞并，其半独立地位也就在印度帝国时期传续了下来。但是由于各个土邦国的面积、人口、资源、财富、亲英程度以及对英国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因此其地位并不平等。以1909年时的情况为例，克什米尔、海德拉巴、迈索尔和巴罗达这四个最强大的国家直接隶属于印度帝国中央政府——即印度副王——的宗主权之下，英国在这些国家驻有专门的驻节官（resident minister，地位类似清朝驻藏大臣），其统治者享有21响礼炮；170个次要的土邦国分别属于中央印度、东方、拉吉普塔纳、德干、旁遮普等八个管理局（Agency），英国派最高专员（chief commissioner）或政治代表（political agent）对其加以“政治指导”，其统治者享有19至15响礼炮；466个土邦国分别隶属于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阿萨姆等七个英属印度省的省长管辖，英国在当地派有政治官员（political officer）或专员（commissioner），其统治者享有17响至9响礼炮。锡金王国在当时属于孟加拉省总督管辖，享有15响礼炮。到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土邦国的数目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数量从1909年时的641个减少至565个；巴罗达王国降为中央印度局下辖的土邦，而锡金和特拉凡珂尔两国的地位提升至印度帝国中央政府直辖），首都也由图姆隆迁到了南边几公里之外的甘托克。

英国人在1895年释放了图托布国王，但是限制了他的权力。锡金的政务改由领主和僧侣组成的政务会议负责，国王只是政务会议的主持人，双方在发生意见分歧时，由英国驻扎官进行最终裁决。国王的财政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其领地被没收，每月只从英印政府那里获得1000卢比补助金，除此之外不得征收任何现金或实物。

1899年，印度副王寇松勋爵剥夺了继续在西藏春丕谷流亡的国王长子的继承权，立20岁的西德凯翁·图尔卡王子（Sidkeong Tulku Namgyal）为王储。这位王子在大吉岭的圣保罗学校接受过西方教育，会讲汉语、藏语、英语、雷布查语和尼泊尔语，并且游历过日本和欧美诸国。1905年威尔士亲王（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对印度帝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经在加尔各答与西德凯翁王储会面，并邀请这位锡金王位继承人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读书。

1900年英国人为一位锡金公主拍摄的照片.从其年龄上推断，应为西德凯翁王储的女儿

在1903-1904年的第二次英藏战争中，英印当局曾经强迫锡金动员全部人力物力，修筑从甘托克至春丕谷和从朗颇芝康巴宗的公路。所有的锡金人，包括王子、领主贵族和僧侣，都不得不冒着寒冷和大雨，参加强迫劳动。西德凯翁王储对英国人的做法十分不满。当他在1914年2月继位后，英国人发现这位新国王富于独立性，而那些亲英派贵族发现他试图废除地主阶级利益和封建制度。于是这两方势力暗结珠胎，在这位年轻的国王登基仅仅十个月后就联手将其害死了。当时西德凯翁·图尔卡害了小病，从孟加拉赶来的英国医生要他卧床，盖很厚的毯子，床下摆着火盆，又给他喝了许多白兰地。两个小时以后，这位国王就死了，英国医生宣布其死因是“心力衰竭”。

西德凯翁的弟弟塔希（Tashi Namgyal）接过了亡兄的王位，在锡金十二月凄苦的冬雨中登基为王。他是锡金纳姆加尔王朝的第十一位国王，也是倒数第二位。塔希于1893年出生在西藏，并且由达赖喇嘛摩顶赐福，不过他在即位之后却采取了一系列印度化的措施，比如说仿效印度建立了“柴明达尔”地主制（【注】柴明达尔来自波斯语Zamindar，意为“土地的主人”。这种制度随莫卧儿人的入侵引入印度。像奥斯曼帝国苏丹一样，莫卧儿皇帝为全国土地法理上的所有者，中央政府通过税收承包代理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赋税。一开始柴明达尔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而只有征税权，但后来逐渐拥有了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皇帝或土邦主征税，并保留税收之外的部分作为报酬。“柴明达尔”职位可以世袭、转让或出售。1793年印度总督康华利勋爵发布文告，在东印度公司领地内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承认柴明达尔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其缴纳的田赋数额固定不变。这种制度后来扩至英属印度各省及土邦，直到印度独立后才于五十年代被废除），还把自己的头衔定为“斯里·潘奇·马哈拉加·乔格亚尔”（Sri Panch Maharaja Chogyal）。“斯里”是梵文“光明”、“光芒”之意，是印度教的尊称，这个头衔的意思是“五重光芒的马哈拉加（大君）乔格亚尔（神权国王）”。

锡金的国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与印度帝国在1914年8月4日对德国宣战。锡金与印度的其他土邦国在法理上属于英王兼印度大皇帝的附庸，没有宣战权，而是自动卷入了对德战争。一些印度土邦向欧洲战场派出了远征部队，但锡金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争进程当中。1918年，英国人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还给锡金国王，并且归还了1888年没收的王室领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印度已经开始仿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准备实施代议制度。根据1935年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印度政府法》，印度帝国是一个由英属印度和各土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总督及其行政会议只负责印度的最高立法权，其他权力被分散到各省，各省实行责任政府制和地方自治，即通过选举产生省立法会议，然后按席位比例组成自治的省政府，省督为名义上的地方长官。

对于锡金来说，《印度政府法》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规定了锡金是印度的一个土邦。锡金原本是西藏的藩属，到1861年沦为英国的藩属，到1890年正式成为英印帝国统治下的土邦，再到1935年正式成为印度帝国的一部分。这部《印度政府法》对日后锡金的归属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英国势力的影响下，锡金传统的大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在二十世纪初便被逐渐废除，外来的尼泊尔移民以及土著的雷布查人和菩提亚人都能获得一小块土地，使得他们能够养活自己，还有一些剩余产品可供出售，以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锡金境内按照海拔的不同，有水稻梯田、玉米田、大麦田、小麦田和马铃薯田，农民在自家的家庭菜园里种植黄瓜、南瓜、豌豆、卷心菜、花椰菜、西红柿和蚕豆等蔬菜，以及一些果树，主要是桔子树和香蕉树。许多农户养有一头牛，几只母鸡，鸡蛋和牛奶既自己食用也供出售，家里自酿的青稞酒也是一样。

1910年初因清朝中央政府派兵入藏而出逃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中坐者）在甘托克城与锡金国王图托布（右一坐者）合影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锡金不仅在政治、外交和国防上沦为印度的附庸，甚至其经济也被纳入印度的经济体系。锡金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茶叶、桔子和小豆蔻。锡金出产的豆蔻则全部出口到印度，它是制作印度人喜爱的食品——咖喱的主要原料。锡金的桔子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桔子品种之一，它们由承包商从农户那里收购来，在锡金境内提斯塔河畔的一座加工厂里加工成桔子汁、罐头桔子瓣、桔子汽水和浓缩桔汁糖浆。这些产品只有5%销往锡金，有一半卖给印度军队，其余的卖给新德里的印度航空公司和旅馆。锡金有一些传统的羊毛纺织工业和唐卡制造业，甘托克附近有一座小水电站，在二战之后还出现了锡金酿酒厂，利用本地的大麦、柑橘、桧属浆果和从印度进口的砂糖来酿造威士忌、杜松子酒和美味的桔子酒，其大部分产品卖给驻扎在锡金的印度军队。

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在锡金境内沿着喜马拉雅山建造了许多邮路驿舍（DAK）。这是一种印度式的平顶活动房屋，四周带有凉廊，每所房子之间隔着步行约一天的路程，一般可以容纳六到八人住宿。驿舍里配有基本的家具，如床架、椅子、桌子、厨房和餐具，但被褥和食物必须自带。

1938年纳粹德国的西藏考察队进入锡金境内后，与当地官员和英国驻锡金政治代表巴西尔·古尔德（左五）合影

一支纳粹探险队在1938年造访了锡金这个对西方世界来说遥远、神秘而又陌生的山顶王国。原来，德国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8年指示著名的探险家和动物学家恩斯特·夏弗（Ernst Schaefer）组成一支考察队，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以发现“雅利安人种的起源地”。这支考察队的五名队员全是党卫队成员，其考察费共计13万帝国马克，有80%是夏弗从德国的工商业巨头那里募集来的，其中“德国商业宣传协会”和《民族观察家报》各捐献了4万马克，法本化学公司赞助了3.5万马克，夏弗父亲拥有的凤凰橡胶公司赞助了3000马克，美国费城的自然科学协会赞助了1000美元，而希姆莱的党卫队只赞助了回国的机票费用。

恩斯特·夏弗（1910-1992），德国动物学家及探险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家庭，1928-1934年在哥廷根大学和汉诺威大学攻读动植物学，此外兼修地理、矿物学、化学、物理和人种学。1930年成为德国鸟类学会会员。他曾于1931年、1933-1934年和1938-1939年三次去西藏考察，以最后一次最为出名，还曾于1934年在杭州会见过流亡内地的班禅喇嘛。从1943年起任慕尼黑“斯文·海定亚洲内陆研究院”主席，同年根据1939年考察时拍摄的资料剪辑的纪录片《在神秘的西藏》在纳粹德国公映。夏弗探险队成员之一布鲁诺·伯格曾经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人类学案”，在1943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挑选了100多名“种族特征明显”的犹太人男女囚犯，将其运到斯特拉斯堡毒死，然后剥制成人类学标本。伯格在1974年被西德法院确认犯下86项谋杀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夏弗最后官至党卫军少校，在1945年被盟军逮捕，但他声称自己当年加入党卫军是“被迫的”，因此不久即被释放，先后前往委内瑞拉和比利时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60到1970年任下萨克森州州立博物馆自然历史部主任，1992年去世。

夏弗考察队原本计划沿扬子江上溯至四川，然后经川藏线进藏，但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得这一安排无法实现。夏弗一行只好从印度和锡金进入西藏。1938年4月，夏弗考察队乘船离开意大利热那亚，经锡兰抵达加尔各答。当地的英国官员早已从《人民观察家报》上获知了这支考察队的情况，并引起了警觉，拒绝让其进入锡金。夏弗求助于希姆莱，希姆莱又给前英国海军情报机构头子、纳粹支持者巴里·多姆维尔海军上将写信，多姆维尔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去信，夏弗一行终于获得了进入锡金的许可。

恩斯特·夏弗与锡金国王塔希在甘托克王宫中合影。前排是国王的秘书达杜尔

布鲁诺·伯格（1911-2009），夏弗探险队成员之一，正在对一名锡金年轻妇女进行人种学测量。伯格出生于海德堡，父亲死于一战，在家庭好友的资助下在耶拿大学完成学业。伯格在二战当中经卷入了臭名昭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人类学案”：他在1943年协助四名纳粹种族学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挑选了100多名“种族特征明显”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男女囚犯，将其运到斯特拉斯堡用毒气毒死，然后剥去皮肤，剥制成人类学标本。伯格在1974年被西德法院确认犯下86项谋杀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但从未在狱中服刑

在甘托克，夏弗一行拜会了塔希国王，为他和锡金王室家庭拍摄了许多照片和电影胶卷，还对锡金当地的菩提亚人和雷布查人进行了人种测量。他们在锡金当地组建了一支有50头骡子的马帮，并雇佣了许多驮夫和藏语翻译。英国驻锡金政治代表巴西尔·古尔德爵士说夏弗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年轻气盛，性格多变，知识渊博，孩子气十足，不遵重社会习俗。”

尽管没有得到当时西藏地方当局颁发的入境许可，但夏弗考察队还是在6月21日离开了甘托克，穿过提斯塔河谷，向北进入了春丕河谷。他们在当地扎营到12月，才得到入藏许可，但附有条件，即不得猎杀当地的野生动物。在回甘托克补充给养时，夏弗获知自己已经被提升为党卫军上尉，考察队其他成员都升为中尉。这支探险队最终在1939年1月19日抵达圣城拉萨。他们在西藏逗留了两个多月，拍摄了2万多张黑白照片、2000多张彩色照片，测量了376个人的头部数据，制作了17个头部石膏翻模，还收集了大量当地作物的种子。当他们最终返回德国时，还带回了西藏噶厦政府送给希姆莱的一件礼物：已故十三世达赖喇嘛穿过的长袍。

顺便说一句，在1939年5月还有一支德国登山队进入与西藏接壤的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其目的是攀登海拔8125怒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这支登山队登顶成功，随后匆忙赶往卡拉奇港，试图在英国对德宣战前离开印度。但其搭乘的轮船延误了航期，登山队员滞留在印度。为了避免被当作敌侨逮捕，他们向波斯边境逃亡，途中被捕并关入战俘营。其成员多次设法越狱。1944年，登山队员海因里希·哈勒和彼得·奥夫施奈特越狱成功，翻越西段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哈勒在拉萨住了7年，并与年轻的十四世达赖成为朋友。西藏和平解放后，哈勒于1952年返回奥地利，将其在西藏的生活经历写成回忆录《西藏七年》，其销量达300多万本，并曾两度被拍成电影。

抵达拉萨的夏弗探险队成员布鲁诺·伯格在布达拉宫与西藏摄政热振活佛合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执政的英国工党内阁开始遵循其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逐步终结大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工党首相艾德礼把印度独立当作最重要的“非殖民化”标志，并且要求其越快独立越好。

前面提到过，当时的英属印度帝国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英属印度的17个省，类似当时加拿大的省或澳大利亚的州，有各自的省督和代议制议会；其二是565个效忠于英王兼印度大皇帝的土邦国，由土邦主实行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统治，英国只是在这些土邦派有政治官员或专员，各土邦主组成咨议性质的“王公院”。

此时的锡金也被列为印度中央政府下辖的五个土邦之一，其地位与克什米尔、海德拉巴、迈索尔和特拉凡珂尔这四个印度最大最富庶的土邦平级。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对锡金的“优待”，但实际上却把锡金变成了以印度帝国皇帝（即英王乔治六世）为宗主的藩属，其政治地位不如尼泊尔，甚至不如东邻的不丹。

在这种形势下，锡金国王塔希致信印度国务秘书劳伦斯，要求英国在确定锡金未来地位时要听取锡金代表的陈述。他指出，虽然《1935年印度政府法》规定锡金是印度帝国的一个土邦，但事实上锡金与印度的联系十分松散，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与西藏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锡金人民认可达赖喇嘛为其精神领袖。他希望英国当局在听取锡金代表的诉状之前不应作出任何与锡金命运有关的决定。蒙巴顿总督对此信的答复是承诺锡金国王，在内阁使团提交给王公院的土邦问题备忘录中将会给出答案。但最终备忘录上仍然把锡金作为普通土邦看待，并没有提到任何特殊性。

锡金国王塔希·纳姆加尔（1893-1963）。他是锡金纳姆加尔王朝的第十一代国王，由于其长兄西德凯翁突然去世而继位。其王后库增德琴出自西藏贵族家庭，两人育有三子三女。塔希国王在位期间开始了锡金的土地改革，并且首创了代议制的锡金议会。这张照片是1938年由恩斯特·夏弗拍摄的。

在英国政府进行权力移交之前，锡金国王向蒙巴顿的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特别提到大吉岭和特莱地区的归属问题。国王指出当楚格普德国王在1835年颁发批文将大吉岭授予东印度公司时，并不意味着锡金将大吉岭的主权交给了公司——这种权力只有通过明确的协议而非批文才能认可。英印政府对大吉岭行使权力并不源于这次授予，而是仅仅源于英王兼印度皇帝对锡金的最高权力地位。一旦这种地位终止时（印度独立时），大吉岭的主权应归还给锡金而非任何第三者。至于特莱地区，既然英国人将其占有的印度领土归还给印度，那么1850年割自锡金的特莱地区也应归还锡金。

但是，急于从南亚抽身的英国工党政府并不愿意费神考虑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土邦所提出的这些要求，而是一股脑地把皮球踢给未来的印度政府。1947年1月，锡金未来地位问题提交到印度立宪会议讨论，当年7月16日，也就是距离英王终止其对印度最高权力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锡金王储帕尔登·顿杜普（Palden Thondup）与英印政府代表团就锡金问题举行会谈，要求印度承认锡金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并承认锡金独立。英国人一方面继续重弹承认锡金的地位不同于其他土邦、没有加入印度联邦的义务的老调，一方面又要求锡金和印度达成一个有关防御、外务及交通的协定，仍然是在踢皮球。

7月35日，这场球赛踢到了头。被印巴分治搞得心力交瘁的蒙巴顿勋爵明确指示锡金驻扎官霍金斯通知锡金国王：为了印度和锡金的利益，锡金和印度的政治关系处于德里外交部控制下；并提出继续设置锡金驻扎官，负责对不丹、锡金和西藏地方的交往事务。蒙巴顿竭力说明这样处置是对锡金特殊地位认可的最好保证。锡金多次拒绝但没有任何结果。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英印帝国灭亡。英王兼印度大皇帝对锡金的最高权力也在同一时刻自动解除。但是，锡金并未因此而获得独立地位，临终的英印帝国将锡金地位的问题留给了新生的印度共和国来处理。事实上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到英国人对锡金独立的态度：英国印度事务部秘书在同锡金驻扎官霍金斯的通信中提到了塔希国王的那份备忘录，并认为锡金早已成为印度土邦，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像英王最高权力下别的土邦一样，就其未来政治地位同新成立的印度政府进行谈判加以解决。对于锡金来说，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英国人离开印度后，以尼泊尔族外来移民为主的锡金国大党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国王并要求成立新政府。这当然遭到了国王的强烈反对，印度趁机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了锡金。这与在这之前不久印度部队空降克什米尔首府斯利纳加、“保护当地治安”，从而引发印巴克什米尔战争的行动可谓如出一辙（但有一点不一样：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出兵是应信奉印度教的克什米尔大君的邀请进行的，当时克什米尔臣民大多是穆斯林，要求并入巴基斯坦）。不过印度政府顾忌国际舆论与公法，不敢把锡金一口吃掉，因此选择了逐步蚕食锡金的主权。

1950年12月5日，印度政府同锡金签订了《印度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印度控制着一切与国外的联系——邮政、银行、红十字会、国际援助等等，还负责对锡金进行“军事保护”。锡金有一个管理国内事务的政府，有一个半选举产生、半任命产生的政务会议，有政党和直接与首都取得联系的农村官吏。但是，印度政府派遣“专员”驻扎在甘托克。这个官职相当于原来英印帝国在锡金的政治专员，负责印度帝国与锡金、不丹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交往事务，但新专员改为只负责锡金的一切外交事务，并且对锡金一切国内事务都有重要发言权。

中国著名外交家杨公素在其回忆录中曾经写道：“锡金老王（即塔希国王）我曾拜见过两次，但都是在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的陪同下，除了寒喧问候外别无他言。王储罗桑泽仁（即帕尔登）是拉萨贵族宇妥家的女婿，他常来拉萨探亲，我们有机会总是与他交往，他也表示同我们友好。但是他的行动不大自主，同我们来往时从未谈及西藏与锡金关系问题……一九五六年达赖、班禅应邀赴印度，路过岗拖（即甘托克）锡金首府，按例锡金应是接待主人，但一切由印度政治专员主办。锡金老王曾在达赖、班禅抵岗拖时举行了宴会，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一切都是印度安排，锡金老王虽然坐在主人位上，除举杯问好外，几乎不说什么话，连欢迎词也是印度方面写的。”

1957年十四世达赖（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顺访锡金，与塔希国王步出甘托克王宫。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锡金原本有三大政党，即锡金国民党（Sikkim National Party）、锡金国民大会党（Sikkim National Congress）和锡金国家大会党（Sikkim State Congress），其中锡金国大党大多由亲印度的尼泊尔族组成，是印度国大党的分支机构，并接受后者的领导。在六十年代锡金还成立了第四大政党，即激进的“人民党”（Janata）。该党也是印度人民党的分支机构，主张在锡金实行民主改革，很多年轻人被吸收加入了这个党。

锡金的政务会议由20人组成，其中14人经选举产生，另外6人由国王任命。在选举产生的14人中，1人代表僧侣，1人是将军，其余12名代表由雷布查-菩提亚人与尼泊尔族各平分六名。这种做法旨在维持族系之间的平衡，避免尼泊尔族接管全部重要职位。政务会议成员组成行政会议，负责教育、卫生、运输和其他政府工作，有些类似于内阁。

位于甘托克的原锡金王国立法会大厦

锡金的首席部长，即首相，由国王任命。国王理论上可以指派一名锡金人担任首相，但这个职位从1947年以来一直由印度人担任，其表面上的理由是“没有多少锡金人懂得如何处理与印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位印度首相的统治下，锡金虽然并非印度的一部分，但却俨然成为了印度的一个组成实体。虽然锡金有一个国家银行，但他们的货币还是印度货币，邮政和邮票也都是印度的。锡金不能发行护照，锡金人出国旅行和外国人来锡金都要经过印度的审核和批准。在有水灾和其他灾害时，锡金不能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求援，而是必须向印度提出申请。没有印度的批准，锡金不能从事任何经济或工业的发展。任何国家不经过印度的渠道都不能在锡金投资。

塔希国王在1963年去世。在他在位的近五十年里，锡金实行了许多经济和社会改革，比如废除了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役，禁止使用童工，开始土地改革，并将司法制度现代化。塔希国王的长子帕尔乔尔是印度空军的一名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飞机失事，因此王位继承权传到了次子帕尔登·顿杜普身上。

锡金末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1923-1982）

帕尔登出生于1923年，6岁时进入噶伦堡的圣约瑟夫男童寄宿学校学习，8岁到11岁间跟随身为喇嘛的叔父修道，随后又去印度大吉岭和西姆拉的英国学校读书。他本来计划去英国进修，但是其哥哥去世后就改为学习印度文官训练课程。1950年，帕尔登娶了一位西藏贵族家庭的女儿为妻子，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这位西藏太太在1957年分娩时不幸去世了。

1959年，帕尔登王储前往大吉岭送三名子女上学。在上流社会云集的温达米尔酒店，他碰到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子，19岁的霍普·库克。她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外祖父在纽约开有一家非常大的航运公司，家境富裕，但霍普年幼时父母就离婚了，母亲不久死于自驾飞机失事（也有人认为她是故意驾机撞地自杀），其姨母一家成为她的监护人。霍普的姨夫谢尔登·查平出任美国驻伊朗大使时把她也带到了亚洲。从那时起，霍普就醉心起东方的事物来。

霍普在1959年前往印度北方和喜马拉雅山麓游历，在大吉岭投宿到温达米尔酒店。当时是冬天，酒店很冷，每位客人都要在脚上放个热水瓶，才不至于冻得打哆嗦。由于当时正值冬天，并非避暑的社交季节，温达米尔酒店的气氛跟气温一样冷清，人人都寂寞得想找人搭讪。有一天下午，年轻的霍普在饭店休息室里喝茶时，一个“真正英俊的黄脸孔男子”与她搭讪，并请她跳舞。这就是刚刚丧偶不久的帕尔登王储。不久之后，帕尔登就向比他小17岁的霍普求婚了。这桩婚事遭到了许多锡金贵族的反对，大多数锡金国民也不希望他娶一位美国王妃。但是帕尔登志在必行，甚至走遍了锡金的穷乡僻壤，祈求国人的祝福。这一关过了，两人在1961年11月订婚。可是宫廷的国师一算黄历，却说1962年是藏历黑年，不宜婚娶，霍普只好返回纽约的萨拉·劳伦斯学院结束她的学业。

霍普·库克与帕尔登王储

1963年3月20日，霍普·库克与帕尔登王储在甘托克的王宫神殿里举行婚礼，这桩婚事一时成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天霍普穿着雷布查贵族样式的白色锦缎袍子，带着绿松石和黄金珠宝饰物，金银腰带上挂着一把雷布查匕首，成为帕尔登的新娘，塔希国王则盘腿坐在最高的王位上接受新儿媳妇敬献的哈达。由于嫁给黄种人，霍普被势利的《美国社交名人录》除名，但是《国家地理杂志》详细报道了婚礼的过程，《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系列王储夫妇在美国蜜月旅行的报道。

当年12月，塔希国王去世，帕尔登成为纳姆加尔王朝的第十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国王。此时这个家族统治锡金已有324年之久。经过王室占星学家和喇嘛们的计算，他和霍普王后在1965年4月4日举行了登基典礼。当时锡金成立了一个“全国美化小组”，打扫甘托克市区的街道，油漆房屋，开辟了新的花园和公园。其他筹备小组则负责发出请柬，订购加冕时用的王袍和用品，并且在甘托克设置了许多处安有西式抽水马桶的临时住房以接待来客（客人走后这些住房就被拆除，房屋内的设施卖给首都市民）。锡金王室禁卫军在王宫草坪上操练，乐队也反复排练。喇嘛艺术家们则精心修描王宫神殿内的壁画，神殿屋顶也重新漆成美丽的金黄色。

帕尔登国王的登基仪式

在帕尔登·顿杜普登基典礼这一天，天气阴沉，从西藏高原吹来的冷风持续不断。但是当新国王穿着金色锦缎王袍走出王宫、前往神殿的时候，太阳冲破了重重乌云，神圣的干城章嘉峰耸立这，全山雪白，雄伟壮丽，成为这次加冕仪式的完美背景。

仪式从上午9时30分开始，在焚着藏香、燃着酥油灯的昏暗神殿里，国王和王后坐在金色锦缎装饰的椅子上，喇嘛们唱诵着经文，向国王和王后身上洒花瓣、米和圣水，并献上王袍、勋章、金黄色的靴子和绣着八吉祥的斗篷，最后唱着圣歌把国王和王后引向金色御座，上面铺着十三层坐垫，象征着十三级圆满的境地。接下来锡金的贵族、僧侣和国民又轮流向国王夫妇奉上一些有特殊意义的供品，国王向国民们致辞，国民代表向国王致辞，然后是印度政府代表梅农夫人向国王致辞。最后献茶、献哈达，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宴会和招待会。

帕尔登国王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君主，能够讲五种语言，周游过世界许多国家，熟悉锡金的传统与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化。他既显得谙于世故，又是一个朴素而正直的人。他经常和霍普王后访问锡金全国的每个角落，全国的每个城市和村庄，他至少三年便要拜访一次，有时候坐着多达十五辆车的车队，有时则直接驾驶吉普车前往。在村子里，官员和长者向国王敬献哈达，国王双手接过，一点也没有东方皇帝或活佛神王那种高高在上的帝王威严。村民们向国王一行献上贡品，通常是茶、青稞酒、糕点、水果和鸡蛋，国王收下礼物，但每一件都做好记号，以便日后附加百分之十的钱赐还给村民们。在甘托克的王宫里，国王一家更像是居住在英国别墅里的乡绅，虽然有许多仆人和副官，但并没有什么精心设计的仪式和排场。他和霍普王后所生的帕尔登王子和霍普公主经常与来自乡下的同学一起在王宫二楼的大走廊或楼下的草坪上玩耍。在假期里，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的腾津王储、旺楚克王子和扬琴·多尔玛公主也会返回锡金，他们是帕尔登国王与其已故的第一个西藏妻子的子女。这一家人像锡金的大多数家庭一样，过着平淡、朴实而又安宁的生活，但这生活就像锡金那晴朗的高原天空一样，很容易被从南面恒河平原飘来的雨云所遮没。

锡金王宫中的霍普·库克王后和孩子

帕尔登国王一家。左一是旺楚克王子，如今为锡金王位法理继承人，右一是1978年在美国因车祸去世的腾津王储，右二是央金·多尔玛公主。这三人是国王和其西藏前妻所生的。站在中间的是国王和王后，霍普王后怀里抱着的小公主名字也叫霍普

锡金的历史和它的问题起源于它的地理环境，这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如果通过喜马拉雅山脉的最好的天然山口不经过这个小国，就不会有商路；如果春丕谷地和提斯塔河谷没有提供天然牧场，人们就不可能沿着商路生活。没有这些自然条件，强横、贪婪的英国人及其肤色黝黑的“好学生”就没有理由去掠夺事实上属于那些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的东西，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利用或统治一个弱小的国家。

印度国父及首任总理尼赫鲁在世时曾经说过，“用武力占领锡金这样一个小国好比用来复枪打苍蝇”。他在位期间曾长期小心地保留着锡金的保护国地位，并将其作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和交往窗口。但是尼赫鲁在1964年去世了，其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66年继任印度总理后，对继续维持锡金的独立地位采取了一种不耐烦的态度，事态的发展一步接一步，最终导致锡金在1975年被印度吞并。

1958年访问锡金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与锡金国王塔希会谈的场面

1962年印度挑起中印边境战争时，锡金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就关闭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锡金贵族领主习惯于在夏季雇人把绵羊和牦牛赶到西藏的高原草场放牧，结果边境关闭时这些牲畜都没能回来，导致绵羊及羊毛生产在锡金北部绝迹了许多年，当地的牦牛也只剩下半数左右。当中印边境的冲突停火之后，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东西两段后撤，实行脱离接触政策。而由于印度依据1950年条约在锡金境内驻有军队（大约两到三个山地步兵旅），因此两国军队在中锡边界上是直接接触的。驻扎在锡金边界的印军不断向中国军队挑衅，在边境地区的乃堆拉山口多次越过边境、挪动界碑、修筑工事、架设电话，印军飞机也多次从锡金侵入中国领空，对西藏的康巴宗、亚东等地进行侦察。

1967年9月，锡金印军多次越界架设铁丝网，置中国军队的警告于不顾。9月7日，印军用刺刀刺伤两名中国士兵。9月11日清晨，印军山地步兵112旅一个连在一名锡克教中校营长的指挥下再度越界，逼近乃堆拉山口的中国哨所。中国边防军对印军发出警告，但印军的旁遮普士兵却对喊话的中国军人首先开枪、并投掷手榴弹，导致中方一名连长当场牺牲，6名战士负伤。中国边防军面临印军挑衅，发起反攻，击毙印军官兵67人，并用火箭筒摧毁了印军非法设在中国境内的7处工事，整个战事仅持续了7分钟。印军不甘心失败，于是调动炮兵第17旅向中国境内发起大规模炮击。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边防军炮兵第308团组织了30多门82迫击炮和120迫击炮向对方还击，历时四天三夜，打哑了印军8个炮兵阵地、两个指挥所、两个观察所、23处工事及两辆汽车，毙伤印军官兵540多人。印军炮兵不堪中方炮火威力，于9月13日22时停止炮击。

9月30日，中印两支边防巡逻队在锡金卓拉山口（Chola）的冰川地区相遇。当地的冰原上没有立界碑，而是根据确定边界时的山脊线原则，以一道高约30厘米的天然隆起冰脊作为双方巡逻边界。印军第10锡克步兵团J连和K连的3名士兵越过了这道冰脊，中方巡逻战士示意其退回，遭到印军士兵推搡，拉扯中一名中方战士的领章被撕掉。

第二天上午11时20分，第7廓尔喀团11营的营长乔希少校率领7名廓尔喀士兵前往卓拉山口的那块冰原，再度越界向中国士兵挑衅。中国巡逻兵提出警告，但廓尔喀人不予理睬，反而一拥而上，试图将中国巡逻兵绑架出境，制造边界事件。在打斗中，一名印军士兵用廓尔喀弯刀将一名中国战士的双臂砍断。闻讯赶到的中国哨所官兵抢出战友，并将乔希少校推出边界。乔希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射击，其余廓尔喀士兵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方军人各一名，与此同时卓拉山口附近的印军炮兵也用迫击炮向中国境内射击。目睹战友牺牲的中方军人立即还击，将8名入侵的廓尔喀军人全部击毙（后来其中一名叫林布的士兵被追授维尔查克拉勋章，这是印度排名第三位的最高军事荣誉。这几名入侵印军的尸体后来都被中方以军事礼仪交还）。中午12时，中国炮兵用猛烈的炮火压制印军炮火，将挑衅印军两个连的官兵毙伤大半（195名），摧毁工事29处。印军不支，遂于当晚19时55分停止炮击。

锡金境内的印度教湿婆大神塑像

此后的数年里，印度英·甘地政府加紧了对锡金的控制。有资料显示，印度从1971年起就在策划吞并锡金，并且用了数年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占锡金人口绝对多数的尼泊尔族的力量。印度通过锡金国大党（大多数党员为尼泊尔人）和锡金人民党在锡金尼泊尔人中散布这样的情绪，即“佛教徒国王对尼泊尔人不公平，印度的统治也许会更好些”。

1973年4月，锡金举行政务会议选举，锡金国大党指责在选举中有舞弊现象，并且认为以往的选举方式偏袒菩提亚-雷布查人集团。锡金国大党主席伦杜普·多尔济（Lhendup Dorji）在印度籍的首席部长克里希纳·普拉德汉撑腰下，要求进行重新投票，遭到国王的拒绝。4月2日，在国大党和人民党党员的呼吁下，许多锡金尼泊尔人在甘托克王宫外面聚集，要求获得“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颁布成文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甚至有人要求国王退位或下台，但帕尔登国王对此置之不理，而是准备4月4日的五十岁诞辰庆典。于是国大党和人民党党员在锡金各地掀起动乱，赶走国王任命的县长，建立起“人民政权”。

4月8日，帕尔登国王召见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达斯，威胁说如果在印度执政的印度国大党不让他们的锡金党员“规矩一些”，锡金将不得不向中国寻求援助。达斯从王宫出来后与国大党主席多尔济紧急会面，示意后者以“避免政局动荡”为借口，“请求”印度进行干预。当天下午，印度警察部队从大吉岭开入锡金境内，以“保护国王安全”为借口包围王宫，将国王一家置于软禁之下，随后锡金的两名印度统治者——首席部长和政治专员——强行接管了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并宣布在锡金实行军事管制。

锡金境内的一条公路

5月8日，处于囚禁之中的帕尔登国王被迫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该文件规定印度派出一名首席行政官（CEO）对锡金实行治理，并且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选出新的议会。对于菩提亚人和雷布查人来说，这意味着在锡金建立起尼泊尔族的种族统治。强烈反对君主制的“锡金国大党”主席多尔济被任命为首席部长，国王只保留礼仪上的最高地位。这次动荡结束后，锡金人民党与锡金国大党合并，合并之后的新国大党在锡金取得了无可置疑的优势地位，取得了议会32个席位中的31席，国大党主席多尔济取得了首席部长（首相）职位。

公平地说，伦杜普·多尔济虽然葬送了锡金的独立而被称为“desh bechoa”（印地语“卖国贼”之意），但是他为人正直清廉，是个理想主义者。长期以来，印度曾经为锡金国大党提供过巨额的活动经费，但多尔济公私分明，从未将一卢比的金钱用于自己的私生活。有人说，帕尔登国王与多尔济的这场冲突实际上也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多尔济的妻子艾丽莎-玛丽亚·斯坦福德是霍普王后的死对头。这位锡金国大党主席夫人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比利时人，前夫是苏格兰人，离婚后于1957年嫁给多尔济。

艾丽莎-玛丽亚野心勃勃，不甘于做一位“首席部长”的夫人，而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锡金共和国的总统夫人，而霍普王后挡住了她通往锡金第一夫人宝座之路。艾丽莎-玛丽亚对于霍普·库克嫁给锡金国王之后在西方世界获得的风头和名声很是羡慕，于是在新德里和甘托克到处散播谣言，说霍普王后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不过，霍普和斯坦福德在这场“女人之战”中谁也没能获胜，真正取得胜利的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置身于这场鹬蚌相争之外的第三位女人。

1974年，锡金议会通过了一份决议，宣布将废黜君主制。在险恶的形势下，帕尔登国王把霍普王后和子女偷偷送到了美国，自己独自留在甘托克的王宫中，等待即将到来的风暴。霍普王后回到纽约后，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印度归还锡金的历史财产和被割占领土。此时的印度刚刚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获胜，肢解了巴基斯坦，又在1974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对于英·甘地来说正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她决定借此机会一劳永逸地“永久解决锡金问题”。

恰在此时，帕尔登国王由于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而出现了酗酒问题。此外，自从东边的邻国不丹在1971年成为联合国成员后，帕尔登也在不断寻求让锡金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在1975年初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加冕典礼上，帕尔登国王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代表秘密会晤，寻求外交支持。印方害怕夜长梦多，决定加紧吞并锡金的步伐。

被锡金视为国家象征的动物——小熊猫

1975年4月5日，伦杜普·多尔济向印度议会发出呼吁，请求将锡金并入印度。4月6日清晨，满载5000多名印军士兵的卡车开入甘托克街头，城内到处都是印度军人。为数只有243人的锡金王宫卫队被强行解散，19岁的王宫守卫库马尔·切特里被一颗流弹打死。到中午12时45分，王宫楼上升起了印度的三色国旗，锡金的法轮国旗被降下。帕尔登国王再度成为囚徒。他的副官索南·永达上尉二十多年后回忆说：“……陛下非常崇敬印度，景仰圣雄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位伟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印度会吞并他的国家。”

此时甘托克全城都已经被印军占领，王宫卫队成员高举双手被押上卡车带走。锡金的所有边界全都关闭，禁止外人进出，只有一位名叫卡里尔·里德利的美国登山家当时正好在甘托克，设法偷偷夹带出了一些照片和政府公告。

4月14日，锡金举行“全民公决”，将国王贬为庶民（只保留“精神领袖”的地位），并作为一个邦加入印度。根据印度方面事后宣布的数据，在占锡金全国人口59%的投票者中，有97.5%的人支持废黜国王以及并入印度。由于在锡金没有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事实上在甘托克等地还出现了尼泊尔族的街头狂欢），因此联合国对此反应沉默，只有中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对此提出了抗议。5月16日，印度联邦院通过决议，批准锡金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并为此修改了印度宪法。

时至今日，大多数锡金人都认为他们在1975年失去了独立，许多前往大吉岭和西里古里方向的锡金旅客都说他们是“去印度”。一些锡金的政治精英从合并中获得了许多好处，对此并不抱怨，但锡金的许多政治家在并入印度两三年之后都认为这件事其实是个错误。当印度国大党对锡金国大党施加压力、要求吞并后者时，甚至连伦杜普·多尔济本人也认为此事实在是大错特错，并且试图重新恢复锡金的独立。不过此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被废黜的帕尔登国王失去了王位和国家，伤心欲绝，于锡金被吞并的翌年被人发现在王宫中吞服大量巴比妥盐而昏迷不醒。他在1977年重新获得人身自由，随后前往美国，1980年与霍普王后离婚，两年后在纽约因癌症去世。他的长子腾津王储在1978年死于车祸，次子旺楚克·腾津被指定为纳姆加尔王朝的第十三代国王，但只是徒具虚名而已。霍普·库克在1983年嫁给了一名美国历史学家，她与帕尔顿国王所生的儿子如今是纽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伦杜普·多尔济2007年7月在噶伦堡的家中死于心脏病，下葬在锡金的隆泰寺，印度总理辛格为其致了悼词。

2003年，中国与印度达成政治谅解，正式承认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2005年，中国国家测绘局行业管理司发布《关于地图上锡金表示方法变更的通知》，规定锡金作为印度的一个邦来表示，原首都甘托克作为一般城市表示。印度的面积改为298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划改为26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中国的陆上邻国由原来的15个国家改为14个国家，南亚的国家数由原来的8个改为7个，亚洲的国家数由原来的49个改为48个。这样，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继续存在了三十年之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锡金王国”从所有的地图上永久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