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的错误与战术的弥补-天国反思录

(1) 定都天京

2002-06-08

战略的错误是不可以用战术的努力来弥补的.

太平天国选择在南京定都无疑是最大的战略错误. 以当时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进军, 攻克南京后直接进攻北京, 清政府几乎是没有办法的: 无兵可用, 无将可使. 但是洪教主定都南京恰恰挽救了清政府.

所谓六朝古都,龙盘虎踞, 只是字面上好看, 在现实的军事考验前, 南京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成功过. 为了南京的安全, 必须进行西征, 控制上游, 为了百万大军的生存, 必须建立根据地. 从全国的战略来看, 北伐是最重要的,  但从南京的生存来看, 西征却是最重要的, 最后不得不牺牲了北伐而将石达开这个预备队用于西征方面, 最后的结果是北伐先胜后败, 而西征先胜后败(遭遇湘军)最后胜利. 但是西征的胜利在全国战略的角度, 依然只是一个战术性的胜利, 太平天国已经从主动走向了被动, 无论是武昌, 九江, 安庆, 还是后来的常州, 苏州, 杭州, 一切战事的核心思想就是拱卫天京, 一切军事行动的最后原则就是有利于天京的安全.

对于太平天国这个一个农民运动, 进入这样的战略被动, 就很难走向最后的胜利了. 这时候清政府本身已不再有生存的危机(即使同期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他承受的起失败, 他可以从容的和太平天国拼实力, 直到把对手榨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只要太平天国还定都南京, 武昌非守不可, 九江非守不可, 安庆更非守不可, 常州要守, 苏州也不可失,还要防备天京鼻子底下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 一百万大军也好, 二百万大军也好, 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永远是不够用的.

天下大乱的时候, 如果中央政府还能比较有效控制全国, 流寇主义比根据地更有效一点, 黄巢和李自成便是受益者, 而当各种割据已经出现的时候, 建立根据地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 如刘邦, 曹操, 李渊, 朱元璋. 其原因在于根据地需要防守, 而倘若对手有更强的防守力量, 那最后迟早会变成消耗战, 显然对一个小的地方割据和中央的对抗是不利的. 反之, 如果采用流寇主义, 可以沿路滚雪球[太平天国北伐军其实在北伐过程中也是不断壮大的, 最多达到十万人(开始只有两万)], 最大限度利用中央政府的民心劣势, 而不进行绝对实力的消耗. 当全国割据局面已经形成的时候, 中央政令军令在大部分地区只是名义上的, 这时候建立根据地已不怕消耗战, 而且可以在众多对手间采取外交手段纵横捭合谋取渔利; 此时如果采用流寇主义, 由于打击对象不断变化, 反而起不到什么效果. 中国历史上凡分裂时期便很少有成功的流寇.

再看看民国的历史. 当袁世凯还能具有全国政权的合法性并有相当的实际控制力时, 李烈钧在江西的”独立”便不具有成立的可能性, 孙中山在广州也站不住脚, 反之, 小小的白朗流寇却耗费了袁世凯几十万兵力; 但当袁死后, 全国彻底分裂成几十个军阀的小地方王国, 流寇主义已不再可行, 根据地却重要起来. 当时仅广东一省, 就有陈炯明, 朱培德, 陈济棠,杨希闵,刘震寰(后两个是外省来的客军)等好几个. 孙中山的大本营(后来的国民政府), 就在这个地方割据的夹缝中生存起来, 渐次强大, 最后统一了中国东南部. 设想一下, 倘若直系吴佩孚和孙传芳可以协调行动, 而直系的冯玉祥没有背叛直系北京政府而请皖系的段祺瑞来执政, 以广州一地可以休养生息三四年吗? 红军的根据地也是一样, 当时国民政府能直接控制的省只有东南和中原诸省, 其中又夹杂若干大小不等的军阀武装, 早期”围剿”都是杂牌军来做的, 中央军很有点借刀杀人的味道, 后来的长征, 是不得以而为之, 实际情况也是很悲惨, 最后落脚在陕甘宁, 那里是西北军和回族马家军等割据之所. 如果全国统一, 这种根据地是很难生存的.

回过头去看1853年, 清政府基本上能控制全国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资源, 这时候定都天京, 无疑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 这种错误, 是任何战术的努力都无法弥补的. 洪教主是太着急做皇帝了.

(2) 神权国家

2002-06-11

太平天国前, 中国历史上本土并非没有神权政权的先例, 但是规模都很小. 商朝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但这种宗教政治不分在早期文明是一种普遍的现像. 秦统一后第一个宗教政权应该算是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政权. 他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的孙子,是后世张天师的祖先, 在汉中一带设了二十四个传教点(二十四治), 割据一方, 东汉政府只好任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 直到三十年后(215年)曹操攻灭汉中才结束. 张鲁是中国第一个既是教主又是地方统治者的人. (太平道的教主张角起事时间太短, 谈不上建立政权)

东晋时五斗米道领袖孙恩、卢循起事(399年), 东晋政府不得以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402年)和广州刺史(405年), 卢在此休养5年, 于410年和徐道覆大举北伐, 连下荆州,庐陵、豫章, 打到首都建康城下, 终为刘裕所败. 这是有影响力的第二个宗教组织转化来地方政权. 此前的李流李特的成汉政权, 虽然得到了五斗米道和天师道(教主范长生)的支持, 但宗教领袖本身并没有掌握政权.

下一个可能的有影响力的地方宗教政权是宋代明教的方腊政权(1120-1121). 明教系出波斯摩尼教, 曾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 后成为回鹘人的宗教.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灭摩尼教, 从此该教走上和政府对抗的道路, 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有母乙、董乙起义(有趣的是摩尼教在西传过程中也被基督教视为异端, 房龙说”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 方腊作为摩尼教的”魔头”，于1120年10月率众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改元”永乐”,自号”圣公”, 建立农民政权, 势力达歙、杭（今浙江杭州）、处（今浙江丽水）、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等6州52县. 但是近年的考证指出, 方腊只是”食菜事魔”的魔教首领, 未必就是明教信徒. 而且由于方腊政权时间很短, 没有建立牢固的统治, 很难说它是一个神权政权.

元末白莲教(一个佛教,明教和民间迷信的大杂汇)刘福通起义(1351年)又是一次以宗教为号召的起义事件, 但是后来建立的龙凤政权显然不是一个神权政权, 朱元璋也利用了白莲教, 继承了”小明王”的明字为国号, 但和宗教政权没有丝毫关系. 明清两代, 白莲教和它的变种如天理教起事无数, 但谈不上建立稳定的政权.

因此, 太平天国政权是中国宗教领袖建立的第三个比较稳定的地方政权, 而且是一个明白无误的神权政权. 和前两个宗教政权不同, 它有自身的合法性理论基础, 即上帝让洪秀全在人间重建天国, 而不来自清政府的任命. 礼拜活动成为每个成员必须的活动, 国家的基本权力体系(诸王关系)是以教内关系为基础的, 国家的第一任首相(东王杨秀清)就是个跳大神的(另一个跳大神的西王萧朝贵已死于湖南), 科举考试要考圣经. 这种宗教和政权的高度统一, 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但是这种神权政权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太平天国几乎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即使它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它能坚持它那严酷的宗教统治吗? 大家都觉得阿富汗的塔立班没人性, 其实和太平天国比起来还要仁慈的多. 看看太平天国下列政策

1- 解散家庭, 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 夫妻同居要处死.
2-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全部个人财物归”圣库”
3- “铺店照常买卖，但本 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 , 等于废止商业
4- 百姓若有藏金一两、银五两者斩，藏有儒、释、道著作者斩
5- 删禁儒家经典, 又强迫士人参加科举, 不去杀头

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空想和思想的大禁锢, 既是不现实的, 也是从根本上有害于这个政权争取民心. 按太平天国这一套来治理国家, 恐怕中国的士人没有几个会答应. 中国的根本体制是”家国体制”, 即由若干自治的”家”层次的组合为一个国, 治家齐国之术是一致的; 基于血缘和亲缘的伦理关系, 被推广到粘合整个社会, 即所谓的”仁”. 太平天国把这全否定掉了. 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思想斗争, 就是针对太平天国视儒家为异端这一核心问题的.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 (1854)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太平天国 企图在几年内就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体系来代替已经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体系, 这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 而儒家文化渗透到每一个毛细血管的中国, 不能不说是一个幻想. 太平天国在两年之后(1855,秀清下令准许男女婚配)就不得不逐渐放弃了它打破家庭和商业的做法, 也基本上恢复了封建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一样, 都是没有被执行过的空想计划), 但一直没有放弃神权性质, 直到天京快破的时候洪秀全还在说:”朕的天兵多于水”.

从这个角度来看, 立国思想-这一最高战略问题-就已经决定了太平天国难以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 – 除非它象朱元璋一样仅仅是利用宗教起事然后抛弃宗教. 石达开主持安徽的政事, 就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做法, 不触动地主的利益, 依旧采用了收租的方法. 但是由于洪秀全的权力基础就来自宗教理论, 他绝对不可能抛弃这个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又不可能取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 它用来指导破坏是足够了, 但对于建设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在此层面, 定都天京的对错, 又只是一个战术性问题了. 正如塔立班占据了90%的国土最后还被推翻, 太平天国即使能在1853年打到北京, 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准备来接受一个儒家之外的思想体系, 特别是差不多是邪教性质的体系, 其最后的胜利还是很难实现的.

近代以后, 任何一个理想主义的构想, 在中国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家国体制的挑战. 而理想主义本身为取代”旧”文化, 也不得不求诸于宗教式的狂热和严密的社会控制. 最后, 每一个理想主义都不免对现实让步, 但也同时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或大或小的一步. 这一点, 不仅是太平天国的特点, 也是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 1927之后的中国, 和神权政权只是一纸之隔罢了. 但这张纸, 正是中国社会实用主义性最精譬的写照了.

(3) 海归改革家

2002-06-13

洪仁轩在香港教过书, 当过传教士, 一住就是7年, 单论知识水准和技术眼界,不是连秀才都考不上的落魄书生洪秀全和烧炭工人杨秀清可以相比的. 在太平天国里, 他算一个十足的海归派.  他精通地理, 还懂一些机械工程, 家中藏有各种参考书, 也重视积累各种问题的研究资料. 这样一个人才, 太平天国里实在挑不出几个,所以他一回天京, 洪秀全就喜出望外, 认为终于找到杨秀清死后可以依靠的总理全局的人才了. 结果洪仁轩”到京未满半月, 封为军师, 号为干王, 降诏天下, 要人悉归其制”. 于是, 从1858年5月开始, 太平天国开始了一次改革.

如果把太平天国的国策看成战略, 那洪仁轩改革则可视为一种战术性调整.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战术性调整呢? 因为它并没有触动太平天国任何基本的政策方针, 主要的调整集中于恢复正常的吏治制度, 调整文化和科举, 修改历法. 至于在<资政新编>中所着力强调的”法法”(以法制政)和兴邮传工厂等现代产业的主张, 当时并没有实行. 洪仁轩改革的意义, 是调整天京事变(1856)后蒙得恩,洪仁发,洪仁达等人腐败和混乱的朝政, 并在最紧迫的用人和军事领域应急.

对洪仁轩和<资政新编>的意义, 我以为不宜过份拔高, 说成是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规划. 其实在这本书里, 洪仁轩着重强调的还是用人和朝政的处置方面. 里面最进步的地方是强调使用西洋技术如轮船, 火车等, 但在国家基本组织形式和经济政策方面, 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 在法制方面, 洪仁轩强调以法治政, 但这是不是说他企图把太平天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法制国家呢? 绝对不是. 洪仁轩的”法法”, 第一是”禁朋党之弊”, 抓铨选以禁私相授受, 第二是明赏罚, 基本上还是属于权术和封建法制的内容, 对于普通百姓的态度, 不妨看看他在<资政新编>说的:

“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唯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

比较稍后的洋务运动, 洪仁轩的思想更为保守. 可以肯定,  就是给洪仁轩以更多的机会, 他也绝不会去搞什么民主政治–即使是统计小集团内部的民主. 只要太平天国神权政权的性质不变, 就不能指望洪仁轩会比”‘天’学为体, 西学为用”走得更远.

<资政新编>最大的疏忽, 是根本没有提到农业政策和现实的土地问题. 洪仁轩执政期间, 土地政策的改变恰恰是从”耕者有其田”倒退到国家向地主收税,  农民向地主交租.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 甚至于开始惩罚不交租的农民(如在石门县和苏南), 有的地方甚至农民起来再搞抗租抗捐, 造太平天国的反(1861,常熟). 洪仁轩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不加重视,也许是因为他在香港待得太久, 对西方强盛的观察又仅限于工商, 倒也很象现在, 或者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许多海归派: 他们看到了一个更有序的社会, 在里面生活了一段时间, 于是想把其中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引进中国. 但是, 他们往往又忘记了中国本身的微妙的做事原则和中国普通百姓最需要的东西. 他们往往说一套很高深的理论(如王明),  但在现实中, 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雄辨之舌, 却通常就是把一个运动引向灭亡的上等加速剂. 这是海归派的第一弱点

洪仁轩也算不上太平天国的老兄弟, 既未参加金田起义, 当总理以前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这在特别讲资历的太平天国, 是致命的弱点. 洪仁轩被器重封王, 诸将都是不福气的, 连李秀成都说:

“自翼王他向,保国者陈玉成与我为首, 那时英王名显, 我名未成, 日日勤劳, 帮为运算, 凡事不离. 天王见封其弟, 两月之久, 一事无谋, 已知愧过, 难对功臣, 故先封陈玉成为英王”

这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种”看你猴子爬高show红屁股给大家看”的不屑来. 洪仁轩企图加强中央权力, 统一政令, 狠抓人事权, 但偏偏他能依靠的力量正是那些已经逐渐习惯于自主的将令们. 在杨秀清时代, 军令极严, 李秀成回忆说:

“东王下令，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才准入城。将我在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矶一带，明天屯扎，逼得无计，将兵怒骂。然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项营。向硬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大怒，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而行战”

可是空降部队洪仁轩当政的时候, 明明已经定下先解京围, 后西进武昌的总战略, 不管是陈玉成还是李秀成, 竟都以地方利益为重, 陈玉成回兵救安庆, 而李秀成中途跑去打江西, 一遇挫折就掉回头去经营自己钟爱的江浙. 洪仁轩身为首相, 拿这种拥兵自重的大帅们也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海归派的第二个弱点: 没有关系. 象杨秀清石达开所拥有的威性和”老部下”关系, 是洪仁轩绝对不可能在书斋里建立起来的. 他企图用法来约束天国的行政和军事, 但在现实的政治中, 只被证明是一种幻想. 他最后也被逼出去亲自带兵打仗,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1861援安庆).

和中国王朝中晚期出现的改革情况一样, 太平天国在中晚期也出现了一个既得利益者集团. 后期的军队及所控制的地盘, 逐渐已成为诸王的自身利益.  洪仁轩纵然学富五车, 纵然有最高层支持, 纵然有热情和个人魅力(我一直在想如果洪仁轩也开记者招待会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纵然大权在握, 倘若他企图和一个体制作战, 而修改这个体制又可能影响到整个统治集团的生存, 更重要的是, 执行他的改革政策的唯一依靠力量只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这种改革, 哪怕可能有一时的成效, 但不过多久, 也就烟消云散了. 不管是张居正还是王安石, 他们改革的下场和他们本人的下场, 都是和洪仁轩相似的. 就是今天的中国, 基本局面也还是这样.

战略层面, 也就是国家基本权力体系的关系不清楚, 正常的财政, 监察, 司法, 行政体制不明晰, 更根本的, 各种权力的制衡不明确, 一些局部的调整又能起到什么长远作用呢? 太平天国在监察, 司法, 人事铨选乃至统一经济政策方面可谓做的极差, 和清政府运行了200多年的那套体制比, 显得非常的没有条理. 我觉得, 也许并不是洪仁轩不明白这些改革的必要性, 但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本身属性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得过份, 他的 改革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自由度内进行. 他, 以及其他千千万万优秀的天国战士一样, 都是有热情的, 这种热情支持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但是最后决定世界的, 既不是热情, 也不是正义和真理; 制度, 强权和对资源的控制, 是更为 重要的事情. 只是时势不允许洪仁轩成功, 我们后人也不能指责他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了.

(4): 安徽战场与江浙战场

(这段一直还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