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圈子、门槛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认为，财富带来的回报使得富者愈富。根据这一最著名的观点，他提倡征收全球性的财产税。许多人对皮凯蒂的论述提出挑战，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荣利（Matthew Rognlie）的研究结果最不容忽视。他的数据统计揭示，飙升的房价几乎是资本回报增长的全部原因。假如房价是不平等加剧的最大成因，那么皮凯蒂提出的富人税就是错误的解决方案。

不过，荣利认为富人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影响政策走向，从而保护并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这一点实际上和皮凯蒂的观点内核一致。而这一深层因素正是另一名作者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在探讨各种作用力时的侧重。阿特金森是皮凯蒂年轻时的导师，研究不平等问题长达40余年。他最近出版的论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可能会让这场论战调转方向。

阿特金森比皮凯蒂更激进，认为除对富人征税外，政府应以各种方式干预市场，对分配施加影响。比如他指出科技发展的潮流并非理所当然，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政府在支持创新时应当考虑分配和公平。不过，他忽略了一点：把分配问题置于竞争或创新政策的前沿或核心，很容易提高商品及服务的成本，从而对他想要扶持的低收入家庭产生负面影响。

阿特金森对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危害有其真知灼见：相比金钱提供的消费力，财富带来的安逸感和机会同样重要。或许最重要的危害是，经济资源的不平等会直接转化为个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而近期一项研究显示，这种“经济资源”不限于收入，还包括无形的资源——社交圈。

研究表明，用收入来衡量贫困可能产生误导，这是因为穷人各自拥有的无形资源令他们最终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困苦之中。这让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去衡量贫困，也为减少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会缓解财务上的匮乏。亲朋好友可以借钱、分担风险、帮忙照看孩子，还能带来职位空缺的消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孟加拉的一群妇女在接受商业培训并领取免费分发的牲畜之后，不仅自己的收入上升了，其友人的境况也有所改善。一年后，其朋友的消费上升了将近20%，这些人声称自己在商业上也更精明了。

没有合适的朋友却可能加剧苦况。贫困越集中，社会网络能提供的帮助往往越少。在亚特兰大，如果生活在贫穷社区，拥有一位有工作的朋友的机会将减少近 60%，拥有一位上过大学的朋友的机会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盖洛普2014年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各国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有30%的人在遭遇困难时求助无门，而在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中该比例为16%。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规模经济使得大公司的生产率比小公司高，继而使得大公司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新研究发现，这一好处并没有被所有的员工均等分享，而只在最高层员工的身上得以体现。这是因为相比职位较低的员工，管理大企业的技能更难觅得，也更难被取代，从而推高了拥有这类技能的人的工资。大公司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加大了小企业进入的门槛，使得大公司能稳固自己的地位，越变越大，进一步扭曲收入分配。在企业发展迅猛的国家，这一效应尤为明显。

研究人员认为，政府可以帮助小企业获得贷款，降低它们的准入门槛来刺激竞争。这应该会在减少收入差距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增长。面对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选民们常要求实行再分配以扭转局面，但简单粗糙的再分配往往会抑制经济增长，从而可能适得其反。公司规模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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