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下篇）

潘知常知常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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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没有看到

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缺憾

安史之乱在杜甫笔下只做到了现实关怀

　　不过，而今时代毕竟已经进步了，我们也已经有了可能以一种更为深刻更为令人信服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杜甫的在安史之乱中所写的诗歌。今天已经不是公元755年，也与宋朝苏轼他们的时代不同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下面继续说的话可能就会得罪人了，就会让人不太高兴了，因为我下面继续要说的是，杜甫的诗歌尽管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却毕竟还有不足。因为，安史之乱在他的笔下，只做到了现实关怀。打个比方，就好像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我们都叫做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干什么的？就是报道“爷娘妻子”的“牵衣顿足”的，而且，这也正是它的任务与使命。但是，作为诗歌，如果仅仅做到了报道“爷娘妻子”的“牵衣顿足”，那是否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与使命了呢？当然不可以！我们确实可以说，杜甫的诗歌无疑做到了让诗歌成为历史，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记录，他借助写诗歌的方式成为了历史学家、成为了民生新闻的优秀记者。中国的历史，唐朝的安史之乱的历史，历史学家竟然都不敢去如实记录，但是杜甫作为一个诗人，却去如实地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杜甫的功劳，但是，我不得不说，杜甫毕竟没有让历史成为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没有让历史在诗歌的意义上去呈现，我觉得，这无疑是杜甫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憾。

　　原因在哪里呢？我要说的是，根据我多年的研究体会，我觉得，一个作品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加进去四个字：终极关怀。这终极关怀，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应该叫做区别于“忧世”的“忧生”，或者叫做：“以血书者”。简单地说，终极关怀关注的是那些人之为人的那些最普通、最普遍、最根本的追求，也因此，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就并非以现实的功利要求去评判世界与人生，而是以爱、以美去判断世界与人生。由此来看，杜甫诗歌的最大遗憾，也能恰恰就在于他的评判世界与人身的尺度是现实关怀的，而并非终极关怀的。

　　例如，杜甫的诗歌固然不错，但是“关怀”来“关怀”去，其实只关怀了一个问题，老百姓没吃饱饭，老百姓没有衣服穿，老百姓的茅屋被秋风吹破了，等等，这不正是现实关怀？但是，中国历史的车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搁浅了？中华民族到底在什么地方失败了？杜甫回答了吗？根本没有回答！因此，尽管杜甫写了《三吏》、《三别》，在安史之乱中写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可是，这只是中国标准。打个比方，就类似跳高，中国的全国冠军是二米的高度，他一跳就跳过去了，可是，世界冠军的高度却是二米四五，这下子，杜甫就跳不过去了。然而，这却是我们今天在面对杜甫的时候所必须面对的。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思考问题与判断问题的参照背景也已经全面更新了，我们关于杜甫的思考，也必须有所改变。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要解除对于杜甫诗歌的迷信。比如说，杜甫的诗歌真的就毫无瑕疵吗？杜甫有一首《徐卿二子歌》：“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起麒麟儿……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名位岂肯卑微休。 ”这首诗，如果不署上杜甫的名字，你会相信它竟然是出自伟大诗人杜甫之手吗？看来，对于领导的敬畏，即便是伟大如杜甫，也仍旧是偶尔有之。

　　其次，即便是不去苛求杜甫，而是只紧紧扣住安史之乱中的杜甫诗歌，那么，这些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赞不绝口的诗篇，是否真的就字字珠玑呢？其实也未必然！过去我们只是跪在了杜甫面前，因此才没有意识到而已。我经常说，“三吏”、”三别”确实写得很好，其中我喜欢的是这一句：“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可是，其中有无败笔呢？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例如《新安吏》，说到了“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真是精彩，可是后面为什么还要津津乐道于“仆射如父兄”、“撫養甚分明”呢？这无疑是小小败笔！再看《新婚別》，也是前面写得酣畅淋漓，但是最后讲起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所谓“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皇。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实话实说，这几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起码是让我倒胃，也不像一个大诗人的手笔。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不过，安史之乱中的杜甫的根本缺憾还不在于这几处败笔，而在于他的美学眼光。

　　杜甫之为杜甫，根本的缺憾在于，太关注那些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了。他眼中的安史之乱之所以太坏太坏，是因为它打碎了人们的家园梦想，过去毕竟还可以“夫妻双双把家还”，现在是连“夫妻双双”都做不到了，更不要说“把家还”了，因此，“爷娘妻子”要“牵衣顿足”，要在路上痛哭流涕，因此吃不饱穿不暖，因此“茅屋为秋风所破”，显而易见，在杜甫眼里，这些都无疑是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犹如中国人所慷慨激昂地宣称的：“民以食为天！”言下之意是，只要让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最坏的。可是，让老百姓没有饭吃，无疑是最坏最坏的，但是，是否还有更坏更坏的呢？在杜甫看来，无疑是没有了，然而，倘若是在西方人看来，那一定是还大大的有的。在西方人看来，有没有饭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信仰还在或者不在。犹如中国喜欢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当然很牛气，可是，如果实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他们也会这样想吗？无疑不会。在西方人看来，死，有什么可“畏惧”？如果人连上帝都不怕，那才是真正可“畏惧”之事。

　　可是，同样是面临乱世，同样是面临国家的严峻时刻，西方的大作家又是如何去做的呢？

　　近年来我每当想到杜甫，就会联想到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联想到在斯大林专制时期诞生的不朽之作——《日瓦戈医生》.

　　1956年，因为马上就要临近1957年，也就是前苏联建国四十周年的大庆，已经世界闻名的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他说，前苏联已经成立了四十年，功过得失，必须予以回答。而且，这个回答还不应该是由斯大林自己组织几个御用历史学家编造的所谓《联共布党史》就可以完成的。显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像杜甫那样唯皇帝的脸色而忽左忽右，也没有像杜甫那样每天都是早上一醒来就关心：皇帝皇帝又到哪儿了？感冒了没有？吃饱了没有？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形象：尽管只是一个弱小的人，但是，却以自己的柔弱之躯坚强地站起来，并且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相比之下，这无疑要比中国的杜甫的形象更为高大。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专制政府以及它的象征——最高统治者，杜甫是跪着的，所以，他也并没有能够站得比皇帝更高，而帕斯捷尔纳克却是傲然屹立，拥有无限权力的最高统治着，在他的眼睛里却根本不屑一顾，而且也一钱不值。因此，他的形象也远比最高统治者要高大。这就正如俄罗斯的另外一位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对于诗人形象所赞美的：“但是，帝王们，钟声高出了你们！”“我可以活过一亿5000万条生命！”

　　但是杜甫却没有！试想，公元755年假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性深处已经黑暗到了极点，又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为此，杜甫本来也可以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遗憾的是，他没有。我们知道，前苏联直到1991年才轰然倒塌，可是，帕斯捷尔纳克早在1956年就已经从人性的深处审判了它。我们来看小说中在瓦雷金诺、在飞雪与狼嚎声中日瓦戈医生与拉拉之间的交流：

　　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

　　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同样是“走出黑暗”

　　俄罗斯还有一位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他有一句名言：“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不过，这里的“真话”并不是“民生新闻”意义上的“新闻真实”，而是人性的真实。他写的一部很著名的小说叫《癌症楼》，小说写了一群住在一个大楼上的一些的了癌症的人，显然，是在影射俄罗斯整个国家都已经得了癌症，所有的人都是灵魂的病人，所谓“国家之癌”和“人性之癌”，显然，这也要比杜甫的诗歌要深刻。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也都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都有人没房子住，可是，索尔仁尼琴为什么就没有由此着笔？还有，任何社会也都有所谓的“坏人”，例如，在杜甫那里，杨国忠之类、杨贵妃姊妹之类，就是坏人，而且，正是他们，应该为安史之乱的灾难负责，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引起索尔仁尼琴的注意。显然，在他看来，罪恶的源头其实并不在社会，也不在所谓的“坏人”，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美学是完全虚假的，好人坏人的脸谱美学更是非常可笑，在他看来，俄罗斯的问题是所有俄罗斯人造成的，是所有俄罗斯人的灵魂得了重病，什么病呢？人性之癌！值得注意的是，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提出的也是一个人类“走出黑暗”的预言：罪并不在社会，而在每个人的内心。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凭借着“爱”的引导，在疯癫的时代，“认领”回“自我”。接受“爱”的审判。由此，在你拯救了自己的同时，世界也被因此被你拯救。无疑，这样的看法远比杜甫的看法要深刻。

　　还值得一提的是雨果。1873年，雨果73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

　　《九三年》写的是法国大革命，类似于杜甫的写安史之乱。颇具深意的是，雨果并没有像杜甫那样把笔触集中在好人坏人或者衣食住行的状况上，而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去关注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他看来，1789年，欧洲发生了两桩大事件。首先，美利坚合众国问世，它的象征是《独立宣言》。其次，是法国的大革命，它的象征是《人权宣言》。而雨果的思考是：“赶走民族的敌人只需十五天，而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却得用1500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需要推翻的是统治了心灵1500年的仇恨心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他眼中，无非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的议会其实却是擂台，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庭也成为了变相的屠宰场。对立的双方，一方说： “一个也不宽大！”一方说：“一个也不饶恕！”一方说：“不睡觉，也不怜悯。”一方说：“利用一切，提防一切，拼命杀人。”一方说：必须流更多的血，一方说：“只要有利嘴和爪子就行。”于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背后，雨果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缺失：没有爱！犹如今天的化疗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会杀死更多的好细胞，没有爱的革命与反革命，更会杀死灵魂中的更多的好细胞。因此，重要的是不能使人成为“兵蚁”，重要的是不能“像箭一样直射目标”，因为“直线是可怕的”。于是，雨果写出了自己的《九三年》。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奔走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场。他不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什么叫“反革命”，他需要的只是爱、只是与革命与暴力无关的平静的生活。因此，她和三个孩子所追求的非革命、非暴力与小说中的西穆尔追求的革命与暴力、朗德纳克追求的反革命与暴力、郭文追求的革命与非暴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就凝聚为雨果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喊出的美学的最强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无疑，雨果的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察要远比杜甫的对于安史之乱的观察要深刻。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意思是很多的文学家都没有经受住奥斯维辛的考验，也没有能够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清算奥斯维辛的罪恶，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文学已经没有了继续写作的理由，除非它能够改弦更张。在重新思考安史之乱中的杜甫的时候，我过去也曾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那是2008年的7月，我应邀去四川南充作报告，回来的时候在成都停留了一下，专门去了杜甫草堂。那个地方很大——当年杜甫的草堂显然并没有那么大。在里面盘桓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像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尽管确实很好，但是，也许并没有那么好！最后，我想起了阿多诺的这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种种想法其实也可以采用这类的句式来表达，这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毋庸讳言，杜甫诗歌在经受安史之乱的考验中存在着根本的缺憾，也没有能够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清算安史之乱的罪恶，因此，在安史之乱之后，文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继续写作的理由，除非它能够改弦更张。事实证明，从现实关怀出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疯狂的安史之乱“刺伤成诗”的，即便是像杜甫这样，拼尽了全部的力量与热忱，最终也还是未能尽如人意。而要让诗歌真正成为诗歌，要让历史成为诗歌，要在疯狂的安史之乱中被“刺伤成诗”，就一定要走向终极关怀，就一定要从终极关怀出发，去观察世界与人生。

　　当然，杜甫这样斤斤计较于那些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确实也不无无奈之处。中国人会说，上帝算什么？信仰算什么？爱算什么？“活着”，才是最大的问题，“好死不如歹活”，所以，顺境的时候，是“民以食为天”，逆境的时候，则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是，如果不这样去说，又能如何？我们现在就来帮杜甫来算一笔账，据专家统计，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的人均美元始终是450到530，两千年都没变。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平均每天只有1块2左右，何况，这些财富还大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什么财富的，两手空空。例如在1776年的时候，在乾隆皇帝手里也仅有11.4亿美元，也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名气一般的上市公司的财富，那就更不要说中国成千上万的百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猜得到，中国人的衣食温饱冷暖的问题，也就是吃不饱的问题、穿不暖的问题，其实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我承认，中国人斤斤计较于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实在是不无理由。但是，严峻的问题在于：文学的存在，也是需要其自身的理由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说，因为生活贫困，我们不得不过多地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因此我们的文学也只好委屈自己，也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我们只能够说，因为生活贫困，我们不得不过多地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竟然也委屈自己，也只好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因此，我们的文学实在不是好的文学。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是以“嘴”来衡量世界与人生的，能够吃的，就是好的，不能够吃的，就是不好的。还有人开玩笑说，伊甸园里的蛇竟然能诱惑亚当跟夏娃，那是只有在有信仰有终极关怀的西方才行，如果是在中国，蛇来诱惑中国人之前，就早被饥饿难耐的中国人把它给剥了皮吃了，中国人怎么可能给蛇任何的布道的机会？但是，对于安史之乱也只能够以“嘴”来衡量吗？设想一下，如果是帕斯捷尔纳克到了中国，如果是索尔仁尼琴到了中国，他们会怎样去看安史之乱？他们也是用“嘴”去判断吗？答案是什么？我相信，已经无需我再多说了吧？

　　更何况，这种动辄以“嘴”去面对世界与人生的做法，恰恰就是一种亟待文学去清算的问题。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心理访谈节目中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很胖，因为她一分钟都不能停，总要大吃特吃，她的父母为此百思不得其解，已经这么胖了，为什么还要吃？后来心理学家仔细跟她一谈，才弄清楚：因为她父母一直没有给她安全感，结果，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焦虑，可是，这种严重的心理焦虑又怎么去排解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吃——而且是大吃特吃。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严重的把心理焦虑变成身体焦虑的心理病症。而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频频看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严重的把心理焦虑变成身体焦虑的心理病症。例如，我们知道，中国的蔬菜种类竟然比西方多了六倍，这无疑不是偶然的，也无疑与心理焦虑的排解以及把心理焦虑变成身体焦虑密切相关。

　　我冒昧地说一句，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本来是应该从中国人的毫无安全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入手，去深入地加以反省的。可惜，也许是因为安史之乱中的严重贫困极大地放大了“吃不饱，穿不暖”、极大地摧毁了和谐的日常生活，因此它才会对于吃饱穿暖以及和谐的日常生活如此地孜孜以求。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能够吃饱穿暖也能够过上和谐的日常生活了，是否就是理想的生活了？是否杜甫就可以醉意熏熏其乐融融地“把酒话桑麻”了？难怪中国历代的老百姓尽管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的时候，就会铤而走险地造反，可是他们喊的口号是什么呢？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平等，而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他们与杜甫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杜甫是希望朝廷主动分配，由朝廷自己来解决百姓过上吃饱穿暖的和谐日常生活的要求，而这些起义者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文学毕竟不是民生新闻，文学的所思所想无疑应该远远地不同于民生新闻。因为长期从事创意与策划工作，民生新闻节目的策划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在直接参与的一项工作，因此我深知，在新闻报道中能够做到真正关注百姓疾苦，勇于为百姓的疾苦鼓与呼，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是什么”，而且更应该是“为什么”。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是应该为我们呈现深刻蕴含着“为什么”的“是什么”，海明威说过，在文学作品中，“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遗憾的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证明，杜甫老先生还没有看“懂”，因此他“所看到的东西”也就并非“更深的东西”。

“所看到的东西”背后所蕴含着的“

更深的东西”

　　而这所谓的看“懂”以及这“所看到的东西”背后所蕴含着的“更深的东西”，就正是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关注的。

　　中国确实很穷，确实非常穷，因此中国的世世代代的百姓确实是不得不斤斤计较于有限资源与物质生活，不得不“以衣食住行为天”，可是，文学之为文学，却不能也仅仅做如是想。衣食住行的问题确实是天大的问题，但是，是否天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了？还有没有比天还要大甚至大许多许多的问题呢？中国人的结论很简单：没有了！杜甫的结论也很简单：没有了！

　　可是，历史证明，在“以衣食住行为天”的背后，还真的存在着一个比天还要大甚至大许多许多的问题，这就是：对于无限的东西——信仰、爱、美、对于精神生活的不屑一顾。

　　还以“夫妻双双把家还”为例，中国人目中的“家”又是什么呢？“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无疑，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关于“家”的理想，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千百年来就偏偏无法实现呢?因为我们的思想长期以来已经被模式化了，也被奴化了，因此我们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回答说，当然是因为万恶的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然而，万恶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非要残酷压迫与剥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从来不去思考也不去思想了。因为结论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因为他们是万恶的统治阶级嘛，所以他们当然就要对穷人残酷压迫与剥削”，无疑，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所思所想。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再接着来追问：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尽管失败的居多，但是毕竟也偶尔有成功的，按说，他们不应该算是万恶的统治阶级了吧？可是，他们一旦自己翻身得了解放，为什么也同样地对穷人残酷压迫与剥削呢？唯一可能的令人尴尬的回答是：他们蜕化变质了，也跟万恶的统计阶级同流合污了。然而，其实谁都知道，这个在中国的大中小学的课堂上延续了几十年的回答是如此的没有说服力，也是如此的苍白。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历朝历代的中国人的眼睛里都只有一个“寒窑虽破能抵风雨”的“寒窑”。民以“寒窑”为天，“寒窑”的问题就是唯一的问题，因此生为“寒窑”而生，死为“寒窑”而死，区别只在于：帝王的“寒窑”是皇宫，穷人的“寒窑”是“茅屋”。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是：谁都希望自己的“寒窑”是“皇宫”，谁也都不希望自己的“皇宫”再变成“寒窑”，当然，更没有谁希望自己的“寒窑”是“为秋风所破”的“茅屋”。于是，所有人都不得不去努力把自己的“寒窑”变成皇宫，起码是不要让自己的“寒窑”“为秋风所破”，而已经把“寒窑”变称“皇宫”的，则不得不去努力让自己的“皇宫”千万不要再变回“寒窑”。这也就是说，“寒窑”只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而理想，则无疑应该是：“皇宫”。

　　然而，“皇宫”之所以被称作“皇宫”，就是因为它仅仅属于一个人，就是因为它绝对不能是所有人的。因此，“皇宫”之为“皇宫”,必然是“你有我无”，也必然是“我有你无”。到了最后，必然是“翻烧饼”（所谓“穷棒子翻身”），或者是两败俱伤，零和博弈，于是，大家都从头再来。而这就类似于中国人的不得不斤斤计较于有限资源与物质生活，本来，这只是生活的逼迫，可是，一旦当真，一旦倾尽全力，一旦孜孜以求，也就会反过来把自己搞垮。因为，有限资源与物质生活都是有限的，必然是“你有我无”，也必然是“我有你无”。

　　过去在评《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三国演义》写得最值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开场“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三国演义》的全部内容，其实也就是为了解释这句话的。可惜，它没有解释好。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三国演义》毕竟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我甚至要说，这是中国历史中的最大的潜规则，也是最大的公开的秘密。那么，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知道，这只是中国特色，而并非世界历史的共同选择。当年的钱穆先生，正是从这里开了窍，从此成为20世纪的一代宗师、历史大家。他在《中华文化十二讲》里回忆说，当时，他一开始也是轻轻放过了这句话，误以为是世界历史的共同选择，幸运的是，他的一个体操老师提醒他，这不是世界历史的共同选择，例如，英国、法国就不是这样。它们都是“治了便不再乱，合了便不再分”。那么，中国何以非要如此分分合合无休无止呢？原来，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拆迁史”。对此，我经常会用“抢椅子‘的游戏来加以说明。十把椅子放在这儿，十一个人抢，然后这十个人再上去抢九把椅子，最后是两人去抢一把椅子，然后，只有一个人坐上了椅子，这就叫做皇帝。但是，因为椅子只有一张，或者“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因此，皇帝虽然坐在了上面，他能够坐得稳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什么叫“岂容他人鼾睡”？就是我坐在椅子上却怕别人来抢，怕别人突然把我一刀砍翻了摔下来，然后他上来坐上去。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我从此不再睡觉，我就把眼睛盯着四周，防止任何的风吹草动，还有一个办法，干脆杀尽所有准备跟我抢的人、所有可能准备跟我抢的人呢、所有我怕他准备跟我抢的人。当年朱元璋进了南京，坐了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因此，这把椅子迟早还要被别人抢走，或者，迟早还要被在万人丛中拼命拼抢，直到最后又有一个人暂时把它抢到手，暂时坐上去。老实说，中国的所谓二十六个朝代，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二十六次抢椅子的游戏而已。所以，每个朝代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犹如今天的拆迁。其实，二十六个朝代，就是二十六次的“拆迁”。中国的“china”,也可以念作：拆着呢！而共产党刚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全国政权的时候，也喜欢说，当时的中国连制造一盒火柴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火柴也是进口的，叫做“洋火”），过去在课堂上听到，我很不理解，现在想来，应该确实是如此的，所有的“拆迁”都是零和博弈，其结果，当然是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打烂了，当然是一切从零开始。

无爱的人间

　　再从个人的角度讲，五四的时候，鲁迅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曾经说过两句非常精彩的话，第一句是：吃人；第二句是，无爱的人间。我们可以从“拆迁”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两句话。这意味着，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种零和博弈。因为彼此之间都是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而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却毕竟都是“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因此彼此之间最为根本的关系就只能是“巧取”或者“豪夺”，或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总之，最终都必然是零和博弈，必然是彼此都从头再来。

　　坦率地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遇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这样一次两败俱伤、零和博弈的公开的秘密的难得的集中呈现，“国家不幸诗人幸”，本来，安史之乱完全可以成就杜甫，并且将他“刺伤”成诗人，可是，杜甫对此却完全视而未见。

　　例如，中央政府为什么与藩镇将领之间关系紧张？其实还是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产物。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使得人们都不为公共事务和国家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不但都不予合作，而且对彼此之间的不平等也都无法容忍。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国家原以为通过权力的专制就可以使得社会无法组织其力量来反对自己，可是，它同时也就做到了自我摧毁。因为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国家政权事实上只是“江山”，也就是一把人人可以抢夺的椅子，而椅子毕竟只有一把，“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因此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互相之间彼此提防，只能是越搞越紧张，而且无论如何，迟早都只能是或“巧取”或者“豪夺”，走向或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

　　再如，作为藩镇将领，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其实也是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必然结果。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安禄山的人品，而在于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本身。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必然以权力作为一切。生杀予夺集于一身。可是，始料所不及的是，这也培养了所有人的对于权力的崇拜，以及对于非法和暴力的热爱。既然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都诉诸非法和暴力，那么，民众也就耳濡目染地学会了以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家就这样完成了对于所有人的非法教育与暴力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就是，除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发动暴力革命，谁都不知道还可以如何去合理合法地进行政治行动和表达自己的愿望。

　　例如，安禄山为什么跟杨国忠斗了起来？就是因为权力的椅子只有一把，安禄山说，你必须给我，杨国忠说，我死都不会给你的。因此，安禄山完全是时代的产物，安禄山只有一个，他在唐代天宝时期出现或许是偶然的，但是“安禄山”却有无数个，他在唐代天宝时期出现无疑是必然的。

　　又如，安史之乱作为中华帝国的转折点，呈现的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缺憾。这就是：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建立的是一个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睦相处的完全消失，它用一堵无形的高墙，将所有人统统禁闭在自顾自的孤立生活之中。人们天性就倾向于自私自利：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进而使之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干脆将之冻结成冰。如此根本缺憾，在中华帝王的逆境中或许因为同仇敌忾而反而未能暴露，但是，在盛世中就不然了，盛世中人们的期待与渴望一旦被“放大”，盛世中制度的更新与人文背景的提升一旦无法与人们的期待与渴望的被“放大”相匹配，灾难就会不期而至。这无疑正是安史之乱成为中华帝国的转折点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只有安史之乱才能够成为中华帝国的转折点的根本原因。安史之乱中，肃宗为求回纥派兵相助，竟然无耻到允诺“土地士庶归大唐，金帛子女归回纥”（这让人不禁想起清末之乱中老佛爷的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从这里去理解。安史之乱中，朝廷官员之间的互相推诿、互相防范、互相倾轧甚至不惜以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害为砝码的内讧和窝里斗，要从这里去理解。安禄山等人的将爬上官位中积攒的全部屈辱愤懑怨恨转化为施虐的残忍与“造反”的疯狂，也要从这里去理解。

　　可惜的是，杜甫只看到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次两败俱伤、零和博弈所造成的“吃不饱穿不暖”和“茅屋为秋风所破”，乃至脸谱化的忠臣奸臣明君昏君，而没有透过“吃不饱穿不暖”和“茅屋为秋风所破”和脸谱化的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两败俱伤、零和博弈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尤其是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这一根本缺憾，实在是一大遗憾。

４

杜甫没有

能够做到“眼界始大”

杜甫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讲到这里，我知道还是会有些人会非常不服气，他们会说，你说的这些确实不无道理，而且，在杜甫的诗歌里看来也确实存在着这个缺憾，而且，西方的作家也确实比杜甫做的要好，可是，这个缺憾是历史地造成的，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杜甫无法脱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局限，因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来一个关公战秦琼，拿西方的美学标准来苛求杜甫呢？换言之，中国美学的特色就是现实关怀，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固然不妥，但是，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因此，你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美学的普遍价值是存在于全世界所有的美学之中的，只有多少之别，但是却没有有无之分。否则，那个美学就不是美学了。只要它是美学，它的价值取向就一定有相同之处，当然或多或少，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没有。

　　终极关怀的问题也是一样。作为美学的价值取向，任何一种美学都不可能是毫无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因素的。当然或多或少，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没有。也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中国美学自身终极关怀匮乏，就转而以现实关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那样做，无疑是自绝于世界、自绝于人类。不行就是不行，大作家和好作品少就是少，这都并不丢脸。丢脸的是自己关起门来把自己的几个作家封为世界一流的大作家，可是，却不为全世界所公认，更不为全世界所接受。何况，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去做的，因此我们的文学也就始终没有进步。“像杜甫那样去写作”，这，对很多的作家来说，至今都还是一个被大大加以鼓励的文学理想与文学梦想。

　　其实，杜甫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以终极关怀的标准来要求杜甫，也绝对不能算是关公战秦琼。因为，在中国，尽管很少，但是却并不是没有。像李后主，像曹雪芹，就都是做到了的。

　　而且，即便不是作家，在历史上也未必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亡国三恶因》。他说：“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而曾国藩与他的幕僚赵烈文也有过一次对话，那是在同治六年的时候，曾国藩谈起京城中的景象，他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而赵烈文回答：‘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九州岛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而今，历史都已经印证了他们的洞察，我现在要问的是，他们是如何看出的历史上即将发生的巨大劫难的呢？“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 “抽心一烂”，如此而已，而这一切，不都是“自杀自灭”的写照、不都是“自杀自灭”的蛛丝马迹？由此，他们也就精确地断言了一个“自杀自灭”的时代。

　　可是，我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杜甫的表现未能令人满意。跟《红楼梦》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自杀自灭”之类的问题，杜甫自然是没有把握住，不过这也就算了，我们就不苛求于他了，可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竟然没有发现“自杀自灭”的蛛丝马迹，这就是我们所不得不去苛求于他的了。看一看曹雪芹，不难发现，他的深刻，恰恰就在于去捕捉蛛丝马迹。他没有去写老百姓的种种疾苦，也没有写“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他浓墨重彩去写的，只是整个社会的溃败、人性的溃败。我们在《红楼梦》里看到的，就是诸如此类的溃败。这个社会、全部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完全失控了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弱势群体“今朝有酒今朝醉”，简单地说，就是人人自扫门前雪，人人争相踏破人性的底线。具体来说，则是一种心理的冷漠，在贾府，人人都把贾府看做与己无关，是“他”的，不是“我”的，贾府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可是人人都觉得，那与我无关，我倒是反而要趁机大捞一把。简而言之，曹雪芹最为痛心的就是这个，浓墨重彩去写的，也就是这个。与杜甫一边写百姓苦于充兵役，却又一边写妻子勉励老公要奋勇杀敌，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美则美矣，了则未了”

　　由此出发，再来看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当年安禄山被警卫员李猪儿杀死时，说了人生54年中的最后一句话，“此必是家贼作乱”。其实，安史之乱也“必是家贼作乱”，而且必是心中“贼”“作乱”。安史之乱是中国之乱的典型象征，其中的关键是：整个社会与所有人的心理冷漠。一个没有信仰与爱的民族，势必走到这个地步。遗憾的是，不是杜甫，而是曹雪芹，在千年之后才借探春之口做了总结。

　　也因此，而今我们必须要说：仅仅只像杜甫那样去做，已经不足以成为一个大作家了。。

　　当今之世，总结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血的教训，我们应该看到，最基本的当务之急有二：第一，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成功地把“权力”这只野兽关进牢笼；第二，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成功地把“人性”这只野兽关进牢笼。对于前者，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来渐进地逼近目标，对于后者，我们则只能通过回归美学的终极关怀来渐进地逼近目标。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无法从杜甫的诗歌开始。犹如当年禅宗五祖在评论神秀的答卷时所说的：“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无疑，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也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无疑并没有能够做到“眼界始大”，也并没有因此而为我们所有的后人开辟出一条美学的康庄大道。。

　　最后，再重复一下前面已经讲过的话：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我要说，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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