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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政府无效是贫困主因

ECO中文网 2015年10月13日 00:15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就展现了过人的计量才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影响力无人可比。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包括Frisch Medal(奖给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论文作者)。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年10月12日,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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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是爱丁堡Fettes学院的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那里工作中的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理查德·斯通爵士和特里·巴克菲茨威廉学院的研究员和研究主任。


1983年从英国来到美国发展,1983年至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

2005-2006,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

2006年10月,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

2007年,全美经济学会主席。

2009年12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


目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国际事务教授,伍德罗·威尔森学院与经济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此前,他曾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


2015年10月12日,因为他对消费、贫穷与福利的分析("for his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为了设计出能够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需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通过链接详细的个人选择和聚合的结果,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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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顿曾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aniel Kahneman研究金钱和幸福之间有着微妙关系。研究人员在2008年至2009年,对45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可将幸福分为两类:日常生活满意度(情感上的幸福)和整体的“生活质量”,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总体满意度。

并绘制了美国幸福感地图:在夏威夷要赚十二万才幸福,在密西西比只要六万五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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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在贫困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与很多人的的理解相左,他指出:政府无效是贫困主要原因。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迪顿称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在文章中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迪顿更赞成富国减少援助,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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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邦弱国穷》


  摘要: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而在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19岁时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向一名正在时代广场疏导交通的纽约市警察询问最近的邮局怎么走,他爆出一连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后我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把我老板的急件丢进了垃圾箱——我觉得它和邮筒长得一模一样。


  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国人更加积极,对后者来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败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饭。但美国各级政府征收税收,然后反过来提供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服务。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


  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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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

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他因为与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他们还合著了《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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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从1984-1999年先后重印13次,在经济学界受到普遍欢迎。两位作者长期从事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从理论模型到实际应用都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本书中他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总结,对模型的建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对各种方法的理论背景,应用范围及其缺陷做了富有启发的评述。

对偶思想被证明是消费行为经济学的现代研究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作者利用对偶方法对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个完整且易于理解的处理。本书着重讨论该理论在福利经济学与计量分析中的应用。

本书的前四章提供了一个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的自完备的表述。这些章还包含该理论到劳动力供给、耐用商品、消费函数、配给等方面的初步扩展。本书的其余部分分为三个部分。在其中的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在选择和加总问题上的限制。第二部分的章节讨论消费者指数、家庭特征、需求和福利比较,以及社会福利与不公平问题。第三部分扩展了消费者行为的范围,使之包含商品的品质与家庭生产理论,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理论,消费函数与跨期选择,耐用商品需求,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


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了解消费》,牛津大学Clarendon出版社;《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中信出版社曾出版他的书《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原名《The Great Escape: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为《福布斯》2013 年度佳作收录,比尔·盖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路透社等都曾推荐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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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世界贫富分化与不平等问题,是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家热门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最新力作。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故事,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不平等又促成平等,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这一点,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中国尤其如此)非常明显。一少部分人大施拳脚,但多数人仍在奋力挣扎之中。在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时,我们同样看到如此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之中逃脱时,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从健康和财富这两个角度,讨论了如下诸多问题: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发展还是有害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达到伤害其它人利益之目的?健康上的不平等是否和收入的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说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差别?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的善?

全书论证严密,充满洞见与道德勇气,与近来万众瞩目的《21世纪资本论》一样,同为该领域最新的不可多得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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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盖洛普曾发表了他主持攥写的调查报告,呼吁全球领导者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重视收入不平等问题。


盖洛普此次历时6年完成的调查,涵盖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收入数据来自其调查实施部门在131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及面对面访问,每个部门需在当地访谈超过1000名15岁以上成年人。


调查结果显示,全球3%最富有居民的全部家庭收入占全球总家庭收入的20%,相当于54%最贫穷居民的家庭收入之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东亚(主要是中国)。


迪顿(Angus Deaton)认为,对于经济转型国家和贫穷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显著的发展障碍。如果经济发展增添的财富只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即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指标仍然会停滞不前。他曾在《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讨论了这种巨大差异的影响。


报告指出,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均阻碍了非洲的发展。过去十年间,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借由全球出口和外国投资,在经济上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然而,其大部分财富由政府掌控,并没有投入到能改善穷人经济状况的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上。以产油大国尼日利亚为例,2006年以来,金融危机没有阻碍该国经济以每年至少6%的速度增长,但6%最富有的人却占有全国40%的家庭总收入,经济增长并未真正转化为显著的贫困减少和就业增加。


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已引发越来越大的担忧。美国当前4%富人的家庭收入与54%的穷人拥有的家庭收入之和相同,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1/5,与世界水平基本相当。


世界其他大经济体表现有所不同。在中国,2%富人拥有60%穷人收入之和;在日本,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和46%。


调查报告呼吁全球领导人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体居民收入较低、经济处于快速变化阶段的经济体更要重视贫富差距,因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贫穷、犯罪和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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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覆盖了非常广阔的领域:基本理论、测试理论的统计方法、对现有数据的深刻认识、并对推出新数据类型做了大量工作。他可以说是经济学领域的“桥梁工程师”,他的研究着眼于搭建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桥梁、搭建个人行为和总量经济结果之间的桥梁。其研究方法给后人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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