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硅谷的后五篇报道一并推出来，或许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硅谷没有秘密，商业就是这样。

　　文｜CBN记者 杨樱 徐涛 骆轶航 制图｜宋赤兴

　　硅谷人在江湖漂

　　如果说硅谷教会了谷歌或者英特尔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个悖论：大公司很重要，但它是浮云。

　　文｜CBN 记者 徐涛 杨樱

　　这个30多岁的男人光头、三粒扣西装配卷边牛仔裤、穿一双尖头翻毛皮鞋，演讲前播放的视频先打出大大的名字：Brian David Johnson。而他的名片右下角Title挤成了两行：Principal Engineer(首席工程师)、Futurist Director(未来学顾问)和Future Casting(未来映射)……of Intel。

　　这是英特尔全球唯一的未来学家。Johnson 已经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工作了8年，但有这个Title还是近两年的事儿。Johnson的工作职责是告诉英特尔2020年的计算机会是什么样子，他需要提交的不是预测报告，而是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起找出英特尔客户的需求和现有技术之间的区间，然后与工程师沟通发掘可以引爆下一个市场热点的产品。整个过程就被称为名片上那个拗口的词组“未来映射”。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那台Google TV，英特尔是芯片提供者。

　　无论是未来学家这样的角色，还是2009年发布的那句“Sponsor of Tomorrow”(它代替了原来的那句：Intel inside)， 英特尔都在表达“别把我们看作一家微芯片制造公司”的热切，它们更希望与创新以及每个人产生更多的直接联系。

　　在硅谷Mountain View计算机博物馆举办的英特尔新技术展示会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tomorrow：比如人机交互零售系统、退休人士的个人医疗数据应用、可辨别受众的智能广告发布系统和智能汽车中控台。你能感受到这家原来躲在机器背后的公司正在尽其所能接近你的生活。按照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士王文汉的说法，自从英特尔CTO贾斯汀·拉特纳(Justin Ratter)上台之后，英特尔每项技术研究立项之前都需要先确定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足以变成产品。

　　其实英特尔做的只是极力证明自己还不算太老。

　　但在硅谷，有时候它还真的像一个文物。这一点在参观那台智能汽车中控台时就能感受到：当在智能手机上装上一个App之后，你可以通过近场通信技术或者二维码扫描与汽车同步，之后便可以启动娱乐系统，还能选择是以车主还是以客人的身份登录，但这个App对应的控制台就是汽车原本平滑的仪表盘前嵌着的一个硕大铁盒，又原始又突兀。

　　在计算机博物馆的门口印着这么一句话：Today is so yesterday。带着这句话去看斯坦福的博物馆，或者惠普那间著名的车库，你会觉得这些与咖啡馆里热烈讨论的新鲜主意恍惚有几万光年之遥。哪怕回头再看看1976年的苹果，啊，那也是很遥远的事了。但硅谷本身似乎从来没有老过。那些大公司们─英特尔、苹果、惠普和谷歌等等─与那些创业公司比起来，身上的“硅谷”标签更多意味着“我们来自硅谷”，而不是“我们就是硅谷”。还记得那个做音乐App的创始人Bart Decrem吧？他介绍了那个又大又丑的极客商店，他说：“你们干嘛要去圣克拉拉那种地方？英特尔、惠普才不是你应该找的硅谷。硅谷在Palo Alto镇上的咖啡馆里，去跟创业者聊天才对！”

　　Bart 说得没错。硅谷有它极其简单的一面：创业者热土。你只有到了那里才知道“创业”这两个字有如空气般稀松平常但又不可或缺。它似乎欢迎任何人，无论国籍、年龄、种族。所以硅谷又有它说不清的那一面：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各式各样的人放着好端端的大公司不去，涌到这里来“创业”？在这个看似混乱的硅谷，你应该拿什么去定义、衡量一个人？

　　辈份肯定不重要。在那个看起来很遥远的1976年，21岁的乔布斯是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的朋友！很多人不记得诺伊斯了吧，他是安迪·格鲁夫甚至戈登·摩尔之前，跟着肖克利一起在仙童混的人。即便他不是乔布斯的神，但也不是寻常拉起电话就能请教问题的人─重点不在于乔布斯怎么敢这么做，而是49岁的诺伊斯认认真真回答了乔布斯关于创业的问题，并且还给了他一些重要配件解决燃眉之急。

　　学历肯定也不重要。你也许不知道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但你一定使用浏览器，并且没准还听说过Firefox。从那个叫做Mosaic(马赛克)到内核一脉相承的Firefox，马克·安德森为全世界的上网者创造了便捷端口，现在也不过40岁。从辍学创业、改变世界的角度看─这个马克，和现在另一个硅谷偶像马克也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这个人是否来自敌对阵营也不重要。比如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总是想着乔布斯去当谷歌CEO，在投资人替他物色并推荐施密特之前，他始终觉得这是不二人选。但施密特……他还在苹果做了董事，直到Andriod项目大白于天下两方才觉得尴尬，这段错综复杂的关系才宣告结束。

　　Sid Espinosa，那个Palo Alto的市长，把这样的关系称之为frienemy(“是敌亦友”)。“硅谷有一个健康的竞争氛围，彼此维持着一种平衡的竞争关系。平衡主要体现在，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维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会因为在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就如临大敌，老死不相往来。”

　　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在硅谷，connection(联系)是一个比competition(竞争)出现频率高得多的单词，它们衍生出来的一个对硅谷很重要的词是community(社区)。创新设计公司IDEO会在硅谷形成一个设计师社区；而那些对人工智能热衷的工程师们也会组成一个机器人社区：整个硅谷核心地带规模不过数千人，这其中可能有谷歌智能汽车团队的成员，也可能有NASA负责非地球环境探索的工程师，当然还有像Willow Garage这种机器人项目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们。顺便说一句，在这个机器人社区里，Willow Garage享有极高的口碑，因为他们在像Andriod一样制造开源的人工智能程序，你可以视之为一切机器人的基础内核。这样的开源为整个硅谷的人工智能发展节省了无法计算的时间。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Facebook为什么来了硅谷。《社交网络》里肖恩·帕克对马克·扎克伯格说，你应该去加州。这可能是一种偶像式劝诫，但现实是，在美国，当一个叫做马克·扎克伯格的青年要创业的时候，他不可能忽视一个叫做硅谷的地方，这里有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程师。无论苹果还是谷歌，它们的诞生和存在都证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事情你会更熟悉。Facebook的出现以及它对谷歌挖角的故事，把硅谷的人才争夺战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最有影响力的是Facebook现任COO、前谷歌全球副总裁Sheryl Sandberg塑造了Facebook的盈利模式，也吸引了将近200名谷歌员工加入Facebook。尽管拉里·佩奇重返CEO位置后宣布为全球2.5万名员工加薪10%，诸如谷歌前创意总监Ji Lee和产品主管Tom Stocky依然选择了跳槽。迄今为止，20%的Facebook员工曾在谷歌工作过。

　　挖角的高潮在硅谷一再重演，对当年的谷歌一样毫不留情，但无论Facebook还是谷歌都挡不住另一种人才流动：创业。几乎在所有时代，一个社会的成功都取决于它能否将大型机构整合到一起，规模经济是制胜法宝，它创立的一个原则是，最大的机构就是最成功的机构。在不到20年前，人们谈起小公司可能指的是街角一家鞋店，而不是一家初创公司。

　　现在来看保罗·格雷厄姆2008年说的那段话，它就像一段被印证的预言：大公司可能再也无法扮演那种叱咤风云的角色了，它们不会消失，但它们再也留不住一流人才。互联网为那些雄心勃勃想创业的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初创公司将会出现分食影响力。世界会进入盛行“小”的领域。

　　当离开肖克利半导体的那8个人成立仙童的时候，没有人把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他们只是想找一家愿意同时雇佣他们的公司。最后结果是其中一个人的爸爸把他们介绍给了阿瑟·洛克，他们拿着一笔启动资金创业了─创业对他们是一件奇怪的事，属于走投无路的选择。

　　但现在，每个知道如何编程的斯坦福或者伯克利的本科毕业生，很少没有过创业的想法，大公司不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如果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不是在宽敞明亮的玻璃大楼里朝九晚五，而是一周只睡25个小时、在堆满披萨盒的房间里疯狂写代码。这样做的后果有可能是成为下一个十亿美元公司，也有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你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些什么。

　　硅谷就是这样。

　　Harpinder Madan，这个前甲骨文工程师十年前第一次创业，为AT&T这样的电信公司提供工程解决方案，然后揣着一笔钱回了印度老家；但终究是待不住，于是再把当年创业的合伙人从澳大利亚一块儿拉出来，重回硅谷，这回他们创业的项目是一个叫做Project Slice的消费收据搜索引擎，所有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回的网购记录都可以被这个小插件识别，而这和十年前他们所用的技术几乎没什么关系。

　　现在你还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公司会允许员工带着宠物上班，为什么谷歌会创立20%自由使用时间的制度。你可以将这些视之为自由创业氛围的模拟，而终极目标当然是为了留住人才。这导出的终极悖论是，一个能留住人的大公司，得给大家上创业课，而它最终也无法阻挡那些天才员工出走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这也是硅谷裂变的原因。

　　在硅谷，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你可以说只有一个大公司，也可以说所有大公司都是他们的浮云，他们从来不属于这些大公司，最终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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