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第一卷、第二卷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她就像—位耄耋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苍桑：八十年前在国民政府的一次提高行政效率的“运动”中，一些志士仁人对于档案学这个人们还稍显陌生的话题展开了讨论，为改进管理工作建言献策。于是，就有了《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等一些著述和《行政效率》杂志中有关档案学的一些文章。虽然这些著述和文章对那个处于动荡年代的中国来说，就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平凡得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对于今天的档案学科而言却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件——因为这标志着一门学科——档案学在中国的诞生。

八十年来，与“这些著述和文章”一起走过的不但有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运动、武昌文华大学和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档案教育课程，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自己创办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里开设的档案学专业；不但有管理者对行政效率的祈盼，还有研究者对学术理论的贡献、对科学发展的孜孜以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著述和文章”就像一只在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的蝴蝶，引发了德克萨斯州以及更远区域的一场场轩然大波。

据刘知几《史通·叙事》所言，“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档案学早期的著述是否可以称为经典呢？

首先，从图书出版的角度看，经典就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从当年多数著述出版方的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延续至今“十三经”的称谓，这些著述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历史选择”和时间的考验，具有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学术趋势交融的特质，已经成为档案学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其次，从作者角度看，经典就是“自圣贤述作”。在当年参与这些著述人员中多为行政界的知名人士，如甘乃光、滕固、何鲁成、周连宽、程长源、龙兆佛等。如果说这些档案学的“启蒙者”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在早年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对他们把握档案的功用和寻找档案学的切入点起着重要作用。上推八十余年，在一个相对动荡的国度，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和管理领域背景的研究者应该可以归入贤能的行列。即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具备这种资质的档案学人也仍然是凤毛麟角。因此，《公牍通论》、《县政府档案管理法》、《档案管理与整理》、《档案管理法》、《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公文之简化与管理》、《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档案科学管理法》、《公牍学史》、《公文处理法》、《档案管理法》、《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归入《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是实至名归。

也许对于许多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档案学人来说，所谓经典可以概括为“只听说过而没有读过的东西”。也许在西学东渐的学术环境里，人们更多的关注点是那些“从西边那口井里传过来的蛙声”。然而，从价值定位看，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象征的东西才能够成为经典。恰如《悲惨世界》之于法国、《红楼梦》之于中国一样，经典都是超越了狭隘地域范畴，以民族色彩成为的全人类财富。《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中这些具有民族学术血脉著述，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

   八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当我们面对这些身怀民国风骨、洞悉时代思潮学人的作品时，又将承担起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