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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新闻网讯(实习记者 吴军辉 摄影报道)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三位特色鲜明的70后作家，三种不同的写作风格，组成一个别具新意的组合“云知道”，带来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主题文化讲座。4月8日，“云知道”组合做客南开，与南开学子一同探讨“知识分子与私学传统”。本次活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南开大学文学院承办。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参加活动，文学院院长沈立岩主持。
熊培云：知识分子担起知识传承的道义
“选择在南开谈论私学传统与早期南开大学是中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有关。”熊培云在介绍讲座主题时解释道。
他从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变革家商鞅与管仲开始谈起。他认为，二人作为接受过良好私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改革思想和治国理念上却迥然不同。商鞅的变革中看不到人性，重农战而抑商业，取消娱乐，推行君爵制，大兴严刑峻法，他把秦国缔造成为战争机器，变成了中国的“斯巴达”。与之相比，管仲的改革则更具人性化，降低关税，刺激消费，促进就业，重视教育。他的变革也使齐国变得与秦国一样强大。“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玩笑，中国的‘雅典’最终还是被中国的‘斯巴达’消灭了。这一结果值得探讨私学传统的我们认真思考。”
“秦以后的中国不是没有私学，但是私学到底服务于什么？”熊培云说，科举制产生后李世民有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也”的论断。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引导精英投靠政治的过程同时也是摧毁精英的过程。当时虽有私学官学之分，但实际上所有的私学也已纳入官场，是事实上的官学，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熊培云引用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里的描述解释中国私学的悲歌，科举制度使国家只生产政治精英，这一方面是开放政权，另一方面也在摧毁国家。
“知识分子到底在追求什么？”熊培云通过《战国策》中“豫让复仇”的故事详细剖析中国知识阶层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说，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十分认同“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作为皇帝的附庸，为王权而死，而不是为追求知识而死。熊培云认为，知识分子应以知识为业，应不断寻求真知识，应为国家社会提供更多理性的东西。私学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田野，知识分子应通过自己审慎的判断，经验的积累以及逻辑的推理来构筑独立的知识系统。
“作为知识分子应担负起知识传承的道义，从启蒙的伤害中复原。”熊培云总结道。
许知远：理性而有情怀的思想温暖而向上
许知远向同学们推荐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19世纪的俄国国家主义盛行，学术、审美、自主创新被极大压抑，但整个国家仍在蒸蒸日上。《哲学书简》描绘了那些寻求自由心灵、高尚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们在那个时代中受到的巨大压抑，他们努力思考如何打破这种压抑。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巨型大学惨败实践时，许知远说：“我认为如此庞大的教育机构必然会以剥夺人的个性为代价”。
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许知远，隐隐觉得也许有一天自己也将面对那些压抑和个性被剥夺，于是用他的话说他“开始了自我寻找”。也正是那时，他在北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张伯苓的传记，了解了南开的传统。在他看来，老南开和中国传统书院一样与规模并无关系。它们是每个时代最杰出的那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当下做出不屈的反抗来传承的。“这种反抗是无比艰巨和孤独的事业。一个学院做真正的教育就要教会人淡然面对孤独和烦闷，不断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传统。”
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许知远固执地认为，“在面对那些试图磨平我们自主性的力量时，不追随潮流，坚持探寻我们认为正确的知识，去探寻那些被大众所丢失的思想，去营造我们独立的知识空间，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
梁文道：儒学精神如何才能重新花开结果？
钱穆先生夜半晚归时小心翼翼地上楼，生怕踩到睡在楼梯上的学生；身着长衫手拄拐棍的牟宗三先生，在课堂之上让学生心惊胆颤的提问；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向孔子像行礼的盛况；“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前行”的铿锵校歌……在梁文道娓娓的讲述中香港新亚书院坚持儒家书院传统的一幅幅图景被生动地描绘出来。
然而，他却提醒大家“今天人们很容易将书院浪漫化，认为它们从来都是民间的，相对应于国家的，书院里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是非常具有独立精神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古代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是一个连续体，并不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书院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书院会受官方的庇荫，以参加科考为学生培养的目标。然而，明末的一些书院却是例外，它们坚持决绝科举，而那时的书院之风也达到了鼎盛。大规模跨地域的“会讲”，面向民众的教育，各家讲学各有宗旨的风气，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兴奋。
梁文道说最让他感兴趣的是，明朝灭亡后这批知识分子的反思。他们普遍选择了消极抵抗，拒绝出游甚至拒绝下楼以免踏上清朝的土地。他们不断反思国家的灭亡与自己的关系，结论却是祸起书院的繁盛，文人的交流和思想的多元。
“他们通过反思后认为，思想的多元，言论的活跃，甚至文人的交流聚集是会破坏思想与风气稳定的，而社会生活风气不稳定，思想不统一，国家便会衰亡。”对于清初知识分子这种逻辑假设梁文道直言“很可怕”。
讲座最后梁文道抛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废除科举、王朝覆灭后，道统强调的一种秩序被打破。49年后，这种秩序的崩坏更加鲜明。老先生们认识到大一统的状态将不能再次构建，也没有必要强加给社会。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儒学精神应选择何种依托才能重新得以花开结果呢？”
据了解，今年“云知道”组合将在全国开展巡回演讲，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主题，展开多角度的讨论。南开大学是系列讲座的第二站。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周末》等知名华文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主要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国新革命——<重新发现社会>海外版》、《中国之觉醒》(法文译著，香港)。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就职于《生活》与《商业周刊》，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极权的诱惑》、《醒来》、《祖国的陌生人》、《中国纪事》、《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等。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主要作品包括《常识》、《噪音太多》、《我执》、《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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