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宁的“户口制度”

　　在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称“全世界除了中国，仅有朝鲜和贝宁仍存在户口制度”。对于邻国朝鲜，人们虽如雾里看花，好歹也能瞧个热闹，而地处西非几内亚湾沿岸的小国贝宁，则是绝大多数国人不甚熟悉、甚至连国名都未听说过的陌生去处。

　　贝宁真的有“户口制度”么？如果有，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贝宁户口制度”，其法定名称为“贝宁国民身份证制度”（le système de carte nationale d'identité），贝宁公民年满18岁者都必须申办国民身份证，未满18岁者如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字同意，也得申办国民身份证。

贝宁国民的身份证

　　事实上，非洲许多国家都有身份证制度，有的较为严格、规范，有的则显得粗疏、随意，但身份证、公民证之类个人证件，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也是有的，和户口制度是两码事，何以贝宁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会被人比拟为“户口制度”？

　　首先，贝宁的国民身份证办理手续繁琐，要求严格。

　　按照《贝宁共和国国民身份证管理办法》，办理身份证的地点必须在常住地的县级或镇级公所。

　　办理人必须携带本人出生证明原件及经过认证的复印件、经过认证的学历证明、经过认证的本人职业证明（就业者需由雇主开立证明，在校学生需由就读学校开立证明，失业和退休人员则需持能证明自己失业、退休状态的证明，以上证明均需公证），已婚妇女需携带结婚证明，寡妇需携带配偶死亡证明，未满18岁者需由法定监护人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在境外出生的贝宁公民需携带国籍证明原件，归化者需携带入籍证明原件，到指定县（镇）公所办理，并一次性缴纳手续费2400西非法郎。

　　其次，办理贝宁国民身份证必须严格锁定在常住地，所谓“锁定”，即原则上应在出生证明所记载的出生地所在县（镇）公所办理，如果常住地变更，则需由原住地和现住地两地县（镇）公所出具同意书及证明材料——这一条的确和“户口制度”颇为相似。

　　第三，国民身份证和许多待遇挂钩。比如，如果一个贝宁公民想在经济首都科托努的银行开设账户，申领信用卡，开设公司，申请住宅电话、互联网服务或记名手机服务，上公立学校，在公立医院就诊并享受医疗保险，等等，就需要把国民身份证的登记地址变更为科托努范围内，并在科托努市指定的公所重新申办。

　　理论上，这种常住地的变更是自由的、无需向任何人报备的（贝宁宪法最新的1990年版已加入“公民有自由迁徙权利”章句），但因为前述“待遇与国民身份证登记地点挂钩”的原则，如果不在新居住地申领新的国民身份证，实际上这个“新居民”无法享受和原居民平等的权利，甚至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事业都会遇到很多不便。

　　而要申请新居住地的国民身份证、尤其经济首都科托努或政治首都波多诺伏等“大地方”的国民身份证，可并不容易：首先，迁入地和迁出地公所都需开立准入、准出证明，而这往往需要请出行政主官或本区议员这样的“大人物”作书面担保；其次，重新申办国民身份证需和第一次申办一样走程序、准备资料，贝宁是一个贫困国，那些偏远地区或农村的申领者面对无数公证要求（每项都要收费）和一次2400西非法郎的办证手续费，往往望而生畏，而许多材料准备起来也十分困难（有人曾在贝宁“泛非网”抱怨，他为了在科托努作生意申请当地国民身份证，结果仅小学毕业证书就折腾了三年，因为他小学毕业已30多年，当年的学校早已关停并转、面目全非了）。

　　很显然，这一套体系，也的确和“户口制度”有几分相似。

　　“国民身份证制度”最初脱胎于殖民时代的管理体制，由于贝宁情况特殊（波多诺伏和科托努系欧洲殖民者新建的中心城市，而当地曾长期存在土著的达荷美王国，和本土中心城市阿波美，殖民者感到有必要、也有可能将“欧洲居民点”和“土著居民点”以某种形式隔绝开）；贝宁独立后政局长期动荡，1972-1989年期间曾宣布推行马列主义，并引入朝鲜顾问，“国民身份证制度”按照朝鲜体制做了某些修订。由此可见，“国民身份证制度”带有某些“户口制度”的色彩和特点，并非偶然。

　　然而从1989年12月7日放弃马列主义、1990年12月2日通过“建立民主、法治、多元化新国家”的共和国宪法原则至今，已有20多年之久，“国民身份证制度”的弊端早已凸显无疑，且不符合宪法中“迁徙自由”原则，自1990年至2006年，贝宁政府、议会多次提案，要求改革“国民身份证制度”，但至今却雷声大雨点小。这又是为什么？

　　首先，贝宁是个穷国，技术、资金条件跟不上，“国民身份证”长期为硬纸质地、手工留底的原始状态，如今也不过改成类似中国一代身份证的塑料单卡，无法实现全国资料联网，一旦让国民身份证和常住地“脱锁”，就必须耗费可观人力、财力彻底更新设备、系统，并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管理、登记体系，这对于贝宁而言是难以负担的，且遭到经办行政部门、官员的抵制。

　　其次，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现行体制赋予迁入、迁出地（尤其大城市等热门地区）基层行政主官、议员很大的“准入准出权”，这也成为权力寻租的理想途径，因此“国民身份证制度”改革总会受到地方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面对这种无奈，一些有心人采取种种方法规避其不便，如找本地“人头”出面代为注册公司、账户等，有分析家指出，贝宁是整个西非女性法人代表比例最高的国家，繁华的科托努米赛博商业街和占地面积达20公顷的“糖瓜瓜”市场（Dantokpa），房东和店、摊老板绝大多数都是“胖大妈”，个中原因，固然有该国历史上妇女在反抗殖民者战斗中立功、地位高于邻国妇女的因素，“国民身份证”制度下，已婚妇女通常会在身份证登记的常住地“一住到底”，而男性则很可能因工作、学习或其它原因“背井离乡”，由前者挂名可免却很多麻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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