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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功夫茶

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 2013年11月13日 06:56

撰文: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乌坎这里到处都是祠堂、庙宇与戏台。村里的主要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财力丰厚、人丁兴旺的家族,其祠堂也雄伟宏阔,矗立在大道旁,更多的小祠堂则隐身在巷子中,不过,每间祠堂内部的格局总是一样的,列祖列宗的牌位按时间排列,像是一棵不断分叉生长的树。


庙宇与祠堂一样,象征了这个村庄的多样性,天后娘娘、赵大元帅、观音菩萨、三山国王、关公、玉皇大帝……被虔诚地供奉在庙内。庙的对面总有一座戏台,会在一些特殊日子邀来戏班唱戏、或放映一场粤剧老电影。戏台旁也常见丧事操办,哀乐一连放上七天。这里就像东南沿海的许多地区,出生、婚礼、死亡、拜祭都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你的生命不仅属于你自己,更受到家族与各种神明的影响。现实与神明的世界也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彼此重叠。


香火最旺的还是华光庙,大家称它是「仙翁庙」。这座庙是为了一位名叫李东笠的地方官员而建的,这位乾隆年间的翰林学士,出任过本地知县,在任内以为官清廉、善待百姓着称,最终得道成仙,化为仙翁。当地人崇敬他,相信他能保佑地方安宁。不过,他的本尊看起来没那么庄严神圣,只是个小小的黑脸木偶。在文化大革命最剧烈和炽热的时期,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这尊木雕神像藏在家中。窄小的华光庙对面,是乌坎村最大的戏台,戏台上高悬着「盛世明镜」的黑匾,内部的横梁上绘有「三英战吕布」、「薛仁贵救主」这样的民间故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百姓全赖这些故事,得到了娱乐与教化。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是生活在太平盛世,再碰上一位像李东笠这样的清官;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没有什么可以比「仁慈的权力」更能赢得人们的景仰。


仙翁庙前的广场与戏台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生活所在地。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的七夕迎神会,这是仙翁的生日,全村一连几天进入狂欢状态,大大小小的庙中神像都被请出来游街,之后被送进华光庙,簇拥在仙翁周围,像是众神的大团聚。此时所有的戏台都彻夜演戏,不仅有本地的潮剧、粤剧,还有从外地特别请来的越剧、黄梅戏班。在外经商和务工的本地人也纷纷回乡。

二○一一年的秋冬时,这戏台却上演了一幕截然不同的剧码。在那一天,上千名村民举着整齐印制的标语、横幅在戏台前集合,请出了仙翁的令旗。更确切地说,自从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以来,整个村庄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戏台。他们举着神明的令旗,走出村庄,沿着公路一直走到市政府,声称要严惩腐败、恢复选举。他们抗议的是薛昌领导的村委会擅自出售大量的村中土地,但乡民却没分享到任何利益;他们抗议的还有:薛昌也垄断了权力,多年来未进行有效的选举。自一九七○年起,薛昌就成了乌坎村里的领导人,他的权力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到邓小平时代,象征了中国基层权力的变迁与连续。他在阶级斗争时代积累的政治资本,也在新时代变成了财富,而贩卖集体土地便是这财富的来源。他以村委会之名租售土地,把收入纳进个人与其所控制的小集体的腰包。他还以一种半黑社会的方式控制着村子,以恐吓与收买的方式处理和解决乡人的不满。薛昌也在级别更高的政府中构建起私人网络,以至于村民无不传说他后台很硬,「倘若不是这个人太没文化,早就到镇上当官了。」


神明带领的队伍来到了一座金色圆顶的大楼前,那是市政府。领导在迟疑许久之后接待了村民,并承诺解决。不过,隔天来到村子「解决」问题的却是特种员警,要逮捕领头的肇事者;这旋及发展成一场暴力冲突,员警殴打村民,甚至是儿童,村民则群起反抗。


至此,这不过像是中国早已习以为常的抗争事件。这样的抗议剧在全中国每天都在上演,发生在汕尾地区似乎尤其寻常。员警开枪射杀村民的事情在这里也曾发生过。也因此,这一冲突很有可能延续固有的模式,一时的义愤归于平静,愤怒则被迫转为沉默。


但故事没有结束。粤东之地长久以来一直以民风骠悍着称,当地人都会说「天上雷公,地上陆丰」,而乌坎就属于陆丰市。村民将被自己打伤的照片与录影上传到网路,印出来张贴在村中展示,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愤怒。村委会领导闻风而逃,乌坎陷入了权力真空。


贪官逃跑了,被卖掉的土地并未收回,村民们只好向更高层级的政府讨回公道。两个月后,乌坎村民再度发起游行,前往市政府请愿。这回,他们的诉求更清晰了:清算土地,落实公正选举——正是缺乏实质选举,才让薛昌变得这样不可一世。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而且是典型的中国模式。村民们没有得到期望的答复,却被市政府视为某种「敌对势力」,而且有「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两位重要的领导人林祖銮与杨色茂成了通缉犯。村民自发成立的临时理事会与妇女联合会,则被定义为非法组织。四名在抗议活动中的活跃青年则被抓走。


员警在乌坎村外的主要交通口设立关卡,检查来往人员的身分证,此时外村人已禁止进入乌坎村内,村民们甚至流传,只要是乌坎人出去,警方会比照手上的照片与名单抓人。村外的道路上悬挂着「坚决严打黑恶势力,维护陆丰和谐稳定」的标语,地方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轮流播放敦促犯罪分子自首的新闻,村中剩余的主要领导者全都榜上有名。


乌坎全村的男女老少以摩托车头盔、手持竹棒与警方对峙。员警还两次拦阻了村民从东海镇购买的粮油补给,断粮断水的恐慌和四位扣押者在看守所内受虐与身亡的谣言造成的恐惧四处蔓延。但这没有瓦解村民的斗志,却激起一种空前的团结。而被捕者薛锦波的死讯,又让这团结更具悲壮色彩。村民用树干与铁丝挡在村子各个入口,做为路障,而且自行组织巡逻队,进行反封锁。乌坎封村长达十一天,在这期间内,仙翁庙的戏台前每天都有村民大会举行,这个曾经为官清廉、受民爱戴的神明看到了大家不分姓氏、不论贫富,都能站上戏台发表看法。这次,村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


这个村庄似乎变成了某种前线,一出令人鼓舞的道德剧——一群村民为了寻求正义、尊严与权利,和高压、腐败的地方政府相对峙。而这出剧不仅发生在现实的村庄中,也出现在虚拟空间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香港、台北、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媒体人不断涌来,甚至在乌坎封村之际,也以各种方式溜进村子见证和参与。村民也不是被动的受访者,他们主动分享故事,设立自己的「新闻中心」,提供食宿和无线网路,还会在门口贴上中英双语告示。在这起事件中,记者们似乎不仅报导,也变成参与者,是这个新联盟的一分子。


这个故事发生之际正是中国政治的微妙时刻。中共十八大此时召开在即,持续十年的胡温时代结束了。中国的崛起速度在这十年来让世界大吃一惊,但人们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却没有出现,中国大力强调维稳,以压制住民间的不满。


关于新一届领导人的种种推测四处蔓延,重庆的薄熙来与广东的汪洋被视为是这场权力与路线角逐中个性鲜明的两位,他们会如何展开竞争?将会选择何种道路?前者要复苏意识形态,创造一种高效的专制,启动民粹政治,被称作「重庆模式」。后者则是普遍被视为更开明的象征;多年来,广东省就以灵活与创新着称,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人民不禁期待汪洋是否能把创新从经济领域引入政治与社会领域。


在十二月底,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来到乌坎时,这个村子当真变成了一种新精神的象征。更高级别的政府容忍了来自地方的反抗,用中国特有的官方话语表达了立场——「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而深具中国风格的评论也回应说,这提示了「一种新的、开明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模式」,也就是「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乌坎的村民同样表现出高度克制,没有让愤怒占据上风,他们主动拆除了路障,恢复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更强调要民主选举。这桩因土地而起、再普通不过的纠纷,因而演化为一场自治的实验。


对比令人忧虑的「重庆模式」,这个「乌坎模式」似乎更令人宽慰。一些人想到了安徽的小岗村,中国一九七八年的经济改革正是从小岗村里十八个农民以生命当作赌注开始的。倘若小岗村开启了农村的经济改革,乌坎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开始?由于广东省的特性、微妙的政治竞争、整个中国社会愈来愈浓烈的变革欲望,使得乌坎这个在粤东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变成了中国变革的象征。



二○一二年二月初,我首次来到乌坎。从广州乘坐长途车出发,大约三个半小时,就可来到陆丰的东海镇。再坐上二十分钟的计程车,路过那个孤立而庞大的陆丰市政府建筑,以及在夜里尤其闪亮的金莎贵族夜总会后,就来到了乌坎村。


集会、口号、死亡带来的悲伤,封村时的恐惧与激情,这些在此时都暂时散去了。被砸坏的边防派出所也恢复正常,警车悠闲地停在门口。村口的环行岛旁,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不仅早已人去楼空、窗户破碎,大楼墙面还被村民用浓墨写上「打倒贪官,还我土地」。


乌坎比我想像得要大上许多,它不像村庄,更像个小镇。一条商业街贯穿村子,手机店、茶叶铺、餐厅、水果摊沿街而立,还有一个专门的集贸市场。乌坎本地的学校涵盖小学与中学部,还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密集的渔船停泊在码头内,夕阳入海时,有着醉人的美。在一处破落的院子里,有一块石碑诉说着乌坎的昔日繁华。这里在十七世纪末曾是广东的七大港口之一,名曰「乌坎总口」。这般繁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逐渐消失,因为窄小的避风渔港无法容纳大型的蒸汽船,新兴的汕头港于是继之取代。乌坎也是个典型的移民村落,村中主要的四十七个姓氏透露出它的历史痕迹,最早的定居者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因此乌坎人常自称有本村有四百年历史。村里随处可见俊俏的男孩与女孩,似乎正是这多元移民的最佳产物。


乌坎也像所有乡村一样,历经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动荡。村庄的形态是大胆荒诞试验下的产物,这个海边渔村曾狂热地学习过山西大寨,他们没有什么山,于是到处围海造田。而在过去二十年来,又着迷于地产项目,把原本的水乡继续填平,以修造那些丑陋的度假村与厂房。乌坎有一万三千名村民,倘若不是这场抗争,大部分青年人常年都会留在珠三角一带打工,从事服装及海产生意;以往留在村里的只有三、四千名老人和仍在念书的孩子,以及五、六百名从四川等地过来打渔的「新移民」。这里也有吸毒的困扰,这是精神空虚和财富突然来到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贫富差距同样让人触目惊心,乌坎有人住在四层别墅,养着孔雀,有的全家仍挤在巷内斗室、甚至铁皮屋里。而公共设施明显匮乏,自来水只有到半夜才短暂可用,村子里道路坑洼不平,垃圾随处可见。那些散落在村旁的工业区和厂房,似乎与村子毫无关系。


我在村中漫步,村子笼罩在一种喜悦与兴奋感中,人人似乎都怀着一股正酝酿一场重大行动的使命感。我一家接一家地喝着功夫茶,看他们熟练地烫杯子,关公巡城式地倒茶。这是粤东地区的风俗,考验个人的耐心与细致度。


村委会的院子里总有村民聚集着,孩子们在里面追逐嬉戏;这一切在半年前仍不可想像。村民从未想过走进院门,只希望这些干部和自己的关系越少越好。门口贴着春联:


喜上眉梢,小镇小村行自治

春归乌坎,一人一票选明天


这出自杨色茂的手笔,这个自称崇拜孙中山、喜欢闲云野鹤生活的四十六岁农民,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游行中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也在二月一日的第一次选举中,当选为选举委员会的主任。


村民们乐于表达,每个人都愿意向你讲述他们游行的路线、员警打人的一幕、他们对于薛锦波的印象,还有第一次投票的兴奋感。一些人领我去看自己被霸占的田地,另一些人拿出一九五三年的地契,地契上除了虫子蛀蚀的缺洞,还有新政府的红色图章。这图章真的保护过他们吗?就像中国所有的乡村,乌坎人对于土地的短暂拥有感,在一九五六年后的集体化运动中就已被粉碎了;一切都归人民公社所有,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全面的社会控制下,申诉个人财产不仅可耻,甚至是危险的。


你感受到人们的礼貌和主动微笑,一种解除恐惧后的放松,一种自主焕发的自信。「乌坎人像是换了个模样,」一位常年在外地经商的本村人说,「过去他们见官低头走,现在都当没看见,就算见到市长也没什么。」根据过去几个月的经验,乌坎人相信,倘若自己的行动不被看到与听到,就毫无希望。乌坎村民一定也对记者们心存某种感激。汕尾的市委书记曾劝告村民要相信政府,而不相信那些滥报纸、滥网站;倘若「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能上树」,这位市委书记这么说。但现实是:对村民而言,母猪还真的上树了。


二月十一日上午,我去看村民代表与小组长的选举,这是三场重要选举中的第二场。柔软、抒情、带着小镇式浪漫的曲调播放着,你可以听到「爱流淌在心间」、「相思在心头」这样的歌词。人们走进学校,找到自己所属的行列,领取选票。操场上排好了桌椅,七个自然村的村民按顺序排开,各自有自己的发票处、写票箱、投票箱,一旁还有代写的志工帮助不识字、书写不便的投票者。人们叽叽喳喳地交谈,孩子们四处奔跑,管理人员拿着喇叭重复说着投票规则,新闻记者到处走动。人人喜气洋洋,像是陷入恋爱之中。


那些选票似乎让村民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与新生活的可能。不过几个月,这个村庄已成为中国民主实验的重要案例,它的成功与整个中国的民主进程的迟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们还在讨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表决器是否应该加盖,以保护代表们的隐私权时,这群处于社会最底层、文化水准最低的农民却已经注重民主的细节了。村内贴满候选人的名单和告示,提示村民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一场民主教育正在进行中。而仙翁庙的神明也正关注这一切的变化。



对于张建城来说,乌坎的一切都在衰败。他是个英俊、时髦的青年人,二十六岁,穿着红白相间的滑雪衫,语调平缓却口齿清晰、记忆力惊人。和我村中感受到的放松与欢快不同,他凝重且忧虑,让人不安。


他也是「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成员。这个青年团是QQ中一个群组的名称,由一个网名叫「爱国者一号」的人所发起。在这个群组里,大家会讨论乌坎村的腐败、出卖土地、和权力垄断。从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个群体开始了一趟又一趟从陆丰到广州的上访之路。两年多来,他们足足上访了十一次,但挫败连连。在历经次次挫败之后,他们认定,只有动员全村才可能有效——如果你无法直接向所有村民寻求支持,只要能找到几十个中坚人士也行,他们要有类似的不满,最好还来自不同的姓氏宗族。


这长期酝酿的情绪与新的动员逻辑,在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到了回报,两年前的五人上访行动变成了如今的五千人集会游行。乌坎运动的领导者在这场新的运动中随之出现,因勇敢与热情而从村民间凸显出来,彼此之间迅速熟悉、认同。张建城与年龄相仿的洪锐潮、庄烈宏成了抗议行动中的新生代力量,和更年长的薛锦波形成了一种亲密的战友关系,是这场动员中最有力的鼓舞者与组织者。他们因为集体被捕而确立了自己的角色,并因薛锦波的死而获得道义上的崇高感。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当张建城与薛锦波、洪锐潮在村外的人民餐厅吃饭时,他们正在热情憧憬,讨回土地后,大夥儿将一起开办一家酒楼。这时,涌进来的员警抓住了他们。


记忆依然困扰着张建城。他回忆起审讯的过程、在牢里的生活,边说边用钥匙画出监狱内的景象,他就睡在最靠近厕所的地方。张建城的言谈里更多的是对薛锦波的想念。薛锦波以其果断与心思细密自然成了这群青年人的中心。张建城仍会梦到薛锦波,大声喊他「教授」——梦里的他,口袋里仍插着那两支钢笔。他说,只要薛锦波的问题尚未得到处理,这事情就没法收场;他也说,一定要清查过去村委会的行为。张建城仍被一种恐惧包围着,觉得这暂时的光明与自由随时可能会被周围的黑暗再度吞噬。


薛锦波的身影在乌坎四处可见。在电线杆、房屋外墙上,在黑白复印的讣告上,他咧嘴笑着,看起来充满信心。薛锦波的死凝聚了全村,但他的死因依然不明,遗体仍停放在冰柜中,像是乌坎那悬而未决的命运的象征。薛家就住在乌坎旧电影广场旁一幢三层简陋的小楼内,一楼仍供奉着薛锦波的遗像。这张照片与贴在村中各处的讣告照片不同,是一张蓝色背景的放大标准像,照片中的薛锦波头发一丝不苟,笑容过分标准。


我走上二楼客厅,他的长女、二十一岁的薛健婉坐在那里,她的母亲、弟弟,还有腼腆的男朋友都在。茶几上照旧是工夫茶,茶叶特别丰富,她喜欢把百日红、玫瑰、杭菊、绿茶混在一起喝。我不知如何开口?该问她听到父亲死讯时的感受吗?去问她这些日子的内心挣扎?还是问她对选举的看法?所有问题都显得过分侵略性,尤其联想到这几天来,她已被一波波记者重复追问过;父亲的死,突然把女儿推向媒体的中心。她是一个勉强的「明星」,被不断地消费。


不知道如何谈论现在,那就回到过去吧。她讲起学生时代的故事,拿出她当年的得意画作,讲起她现在的工作。她是一名小学教师,「教起小孩子可有一套了。」她说话节奏欢快,男孩子气十足,旁人都笑了起来。但不论怎么轻松,薛锦波都像是房间里沉默的存在,压在每个人心头。最终,没人能回避得开。


在换上一壶茶时,薛健婉不经意地说,爸爸还在时,他也迁就大家,不喝铁观音,而是换上这一壶妈妈和妹妹更喜欢的花茶,大家边喝边聊。她的表情黯淡下来,妈妈开始隐隐啜泣,一直沉默的弟弟也开口说话。


对薛锦波的死因,没人相信官方所给的「心因性猝死」的结论,他的身体一向很硬朗,唯一不舒服的是食道引起的哮喘,孩子们都叫他「无敌铁金钢」。死亡仍如此清晰与具体,家里的电闸坏了,要不是隔壁叔叔帮忙,薛家真不知该怎么弄。


薛家人仍处于风暴的中心。中国政府期望尽快安葬遗体,愿意付出巨额补偿,村民则期望悬而未决的遗体能增加谈判筹码,让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更有发言权。薛家人夹在其中,健婉被迫承担起这个突然坍塌的家庭的家长角色,在彼此的冲突要求中做出个人决定。她因父亲的死获得了道德威望,亲族内的老人已接连来过家里,劝她不要卷入村里事务,这既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也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习惯性忧虑。


最初,我没能和林祖銮交谈,他太忙了。我喜欢看在人群中的他。在乌坎学校的操场上、在小巷中,他总被别人包围着,他的助手们、记者们,尤其是在选举结束后,用摄影机镜头与麦克风把他团团围住,期望他说出某种警句。林祖銮的形象很符合人们对一个乡村领袖的期待。当他讲话时,总是拖着长音,句子与句子间停顿很久,以至于当你以为他已经结束谈话,正准备提问下一个问题时,他的下一句又开始了。你总会感觉到他与周围环境的疏离。他的面孔消瘦、威严,这和他多年的军人训练与内心孤独有关。


六十五岁的林祖銮像是早期共产主义塑造的最佳样本,正直、坚硬、纯真,耻于谈论金钱。他说不管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他还是崇敬他。林祖銮十八岁参军,在军队里仅八个月便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在着名的塔山英雄团服役,他的一些战友日后都在塔山牺牲了。林祖銮在部队里还曾手绣过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全文。他一定对自己的军旅生涯十分自豪,谈起部队轶事时异常地活泼,有一种孩子气的得意。他在文革期间复员,之后曾当过村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三年被调到东海开发区当负责人,又在一九八三年转而下海经商,在东莞的虎门做服装生意。他从自一九九五年就回到乌坎安享天年。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外闯荡,有不错的事业,他完全无须为生计犯愁。十六年来,他打太极、喝茶、看报,与村民没太多往来,但村民觉得他慷慨、正直。


乌坎村民在九月二十二日与员警冲突后的恐惧与慌乱,使得林祖銮以其年龄、经验与性格成为公认的领袖。他在九月二十三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讲话,表现出他的镇定,他有能力将众人的情绪导向理性。在仙翁戏台上,他的鼓动性也同样鲜明,当他控诉起薛昌的贪污时,疾恶如仇,他的排比句多少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盛世明镜」的牌匾下,他征服了此前不认识自己的所有村民,人们喊他「老总」。


林祖銮的言行很快就证明了自己多么值得这种信赖。在封村时,「儿子工作所在的东莞市公安局局长也被带到我家,找我谈话,要求我放弃、投降。他告诉我说这很危险,要我为乌坎人民着想。我说我正是为乌坎人民着想,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写了张纸条交给那名局长,麻烦他转交上一级领导,「我在纸条中写上我叫林祖銮,因涉嫌乌坎村民土地诉求一事而违法,等我处理好问题后,我就投案自首。」


对于政府、村民与媒体,林祖銮都是个意味着稳定、克制,而且能被接受的形象。他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士绅形象:从京城被罢官或退休后返回乡里,代表民情与当地政府往来互动、讨价还价。也很有可能,他在逐渐卷入事件时感受到了久违的激情。

和林祖銮的形象正好相反,但却互补的是张建兴。我在村中游荡时,张建兴常是我的同行者。他总穿着条松松垮垮的黑裤子,斜挂肩上的黑包里总有三、四只手机,颈上挂着一台Canon 600D相机。他在代表大会、竞选演讲和选举现场,总是举着各式摄像机拍摄。他和林祖銮像是传统的道德权威、组织能力与新技术带来舆论力量的崭新结合,让这一切变得更具力量与戏剧性。


当他摘去脸上故作神秘的墨镜与人寒暄时,笑起来依旧一脸稚气。他对于各项新科技运用熟练,录影、拍照、剪片子、写博客、发微博,他一刻不停。所有到乌坎的记者都会先找到他。


在外界看来,张建兴不仅是乌坎对外的联络者,也象征着乌坎故事的新因素。乌坎的独特之处不在选举,而是这个村子蕴涵的丰富戏剧性,以及运用新技术的能力。


张建兴是乌坎热血青年团内最年轻的中坚分子。这群人依靠QQ缔造出一个集体行动的团体。他们也主动创造叙事,动员村民。正是张建兴和同伴在二○○九年四月散发传单《给乌坎乡村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揭露私卖土地、村委会贪污的情况,才打破乌坎长久的沉默。


在《乌坎!乌坎!》这部纪录片中,张建兴和庄烈宏创造出一个悲情而豪迈的叙事,这一方美丽的乡土正被贪官败坏,而无辜、勇敢的村民愤而反抗。影片的配乐更不乏感伤,把反抗与青春相联系。这一情绪不仅打动了乌坎人,也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情绪;他后来得知,影片光碟一开始只在乡间传阅,后来开始向外流传,甚至海南的海口市都有人贩卖,一张卖到二十元。


眼花撩乱的资讯、不断涌来的追问,使得年轻的张建兴迅速被催熟,所有外来者,包括我在内,都感受得到这个年轻人的迅速成长、成熟、甚至是自我意识的膨胀——你被所有人需要,因此你变得重要了。


对我们这些浮光掠影的外来者而言,该如何理解这些人物、这种情绪?这是他们真实的自我?还是一种因聚光灯突然照射过来而做的表演?反之,我们是真的关心他们的命运?还是只不过想依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故事?


我从未在一个采访地遇到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广州的志工、来自浙江的上访者、提供建议的北京学者、东京的纪录片导演;最多的是记者,从法国的《解放报》到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都有。


其中最热烈的情绪来自香港。「比我们强多了,」他们操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我懂他们,乌坎这个小村庄的选举至少一人一票,而距离香港回归已经十五年了,香港人还只能依靠一千二百名代表来选举特首。香港媒体对于乌坎高度的赞扬,像是在排遣自身的愤懑。最初,正是香港媒体的不懈努力,才让乌坎故事散播出去。


事件仍在进行,每个人到来的时间不一,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人们介绍自己,最新的人事变动,最近的流言。伴随着乌坎这出戏的延续,一些人已来过好几次,和部分村民建立起友谊,甚至还不由自主地卷入日渐浮现的人事之争中。


但每个人都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持有好奇:为什么乌坎成功了?它的经验可能被复制、传播出去吗? 乌坎的胜利能够持续吗?或者,这只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只是上级政府恩准下的一次短暂尝试,最终还是要被整体制度的惯性所吞没?


无论如何,民主在中国实在太稀缺了,人们不吝给予这个村庄过度的赞扬。三月三日的夜里,村委会的选举刚刚结束,如人所愿,身孚重望的几位人物当选为新的村委干部。所有对于未来的忧虑都被村民暂时抛在一边,人人面带笑容,沉浸在这醺醺然的状态中;明天或许不知如何,至少此刻可以为自己喝彩。


我仍记得三月三日选举后的傍晚,我和一群少年在码头的景象。海的颜色黑黝迷蒙,红色和绿色的灯在停泊港口的渔船上闪耀不停,偶尔有马达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又是一条船入夜归港。对岸的矮山轮廓模糊,倒是有几分像躺卧的老虎。嘻闹后,年轻人跟着手机传出的旋律唱起歌来,喇叭的音质不佳,常出现撕裂声。先是Beyond的〈海阔天空〉,而后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他们稍稍改了歌词,把「我的未来」改成了「乌坎的未来」。最后,他们动情地唱起〈敢问路在何方〉,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当这首歌风行时,他们还没出生。


张建兴唱得最卖力,除了胜利的喜悦,也有一种难掩的迷惘与失落。他未能进入村委会。他太年轻,虽能赢得外来者的注目,认为他是青年力量的象征,却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发言权。张建兴认定自身的重要,但没人愿意对他认真看待。


选举后的隔天清晨,我见到了林祖銮。他仍是五点半起床,散步、喝茶。而今天,他似乎特别放松。选举结束了,结果令人满意。这像是一场漫长征程,已经抵达了某个阶段;这胜利既令人喜悦,也充满嘲讽。他这个通缉犯,以绝对的高票当选,变成了新的村主任。


新的旅程正要开始。「我的重点就是一定要把机制落实好,把下一届的人员挑选好,这是我最主要的责任,这是第一。第二,我会利用我的影响,吸收外面的经验,把很多不好的制度给它纠正过来。」他还雄心勃勃地谈到了如何改善村里的卫生与教育,认定这才是根本。




五个月后,二○一二年八月,我二度前往乌坎。在那次拜访中,我明显感受到乌坎村中的情绪变化,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村子里正进行一年一度的请神会,天后娘娘、关公、赵大元帅都被请到了仙翁庙里,和个黑面长须的仙翁挤坐在一起,仙翁似乎被淹没在诸神之中,不再庄严神圣。入夜的广场上,总会有三台戏同时上演,那是潮州戏,我一句也听不懂。


林祖銮没去听戏,他觉得那「乱糟糟的」;事实上,他对村中盛行的许多风俗颇不已为然,尤其是殡葬习俗。「一个人平均要花十五万,红白喜事要用上一个家庭的一半收入了。传统的东西,有些要保留,有些则不是。」他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穿着白色背心,发亮的银灰色西装裤卷了起来,皮肤更显黝黑。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菸,讲起话来依旧迟缓。


权威已经瓦解,一年前,村民们从不踏进村委会的院子,而如今任何人都能冲进村委会,指着村委的鼻子表达不满——既然你是我选出来的。


林祖銮的情绪依然镇定,仍旧保持着某种尊严,没有人敢直接对着他表达不满,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知道,他再也不是那个一诺百应的「林伯」了。他正处在自己最不喜欢的位置,夹在地方政府、村民、还有社会的巨大关注之间。他昨晚才调解了一场打架纷争,明天又要接待另一批市领导。乌坎最核心的问题仍在于土地。村委会曾许诺要帮助村民讨回土地,但这比最初想像的复杂得多。土地产权如此混乱,牵扯的部门与利益群体又如此之多,一个村委会能有的作用实在太有限了。即使收回这些土地,又该如何转化成实质的收入?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摆平,」他感慨地说。


张建城陷于明显的沮丧,他说:「早知会是如此,我一定不参与,民主真的重要吗?」乌坎昔日的众志成城随即瓦解,倘若利益得不到即刻的满足,拥护者会立刻变成反对者或嘲讽者。不久前,当某家公司捐献两千多台微波炉后,随即演变成一场混乱,新的村委以为这是村中福利,不料却引发无尽的麻烦;长期不住在村中的人都露面了,吵闹地争着要自己的那一份。以前,村民们对自己村庄的命运感到无力,现在,则都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其中。


我也见到了庄烈宏,他正准备辞去村委会的职位。在他简陋的新家里,他躲闪着避谈当前的问题,而他的眼神只有在说起抗争旧事时才会突然亮起来,并执意再次放映《乌坎!乌坎!》。「我真想再回到那个时候,」临别前他对我说。


张建兴更是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他甚至与昔日战友出现摩擦。只有在南海庄园的浴池中纵身一跃时,你才再次感到他的畅快。


这些情绪让我不安,但我却没有更强烈的感受。坦白说,乌坎的故事始终没有真正激起我的兴奋。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农民」与「民主」这两个被人们大谈特谈的概念。在我的智力成熟期,一个自以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会谈到「三农问题」,认定这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尽管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迅速发展,但农民似乎仍牢牢地占据着这个国家的主题,农民不仅在数量上庞大无比,也具有道德上的说服力和优越感,尤其是当《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着作摆在你面前,一种苦难感扑面而来时。


这其中也充满讽刺。在中国传统中,统治国家的明明是那些读书人,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将农民浪漫化,认定他们是政治与道德的来源,他们的稳定意味着王朝的稳定,他们的反叛则表明了王朝的更替。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又被视为革命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为传统的农民起义赋予了方向与意义。革命在城市失败了,却在农村保持了活力。但共产党一旦获取政权,新国家又不遗余力地掠夺农村与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基本的自由,户籍制度把他们牢牢栓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自己不希望耕种的作物。


我离开了乌坎,但乌坎的消息仍不时传来。离开村委会的庄烈宏开了茶叶店,张建兴则有一个卖摄影、家居与监控设备的店铺,他那套在抗争中大放异彩的技术也能帮他谋生了。媒体对这个村庄的兴趣明显消失了,当初因为这一事件而相连结的记者—村民共同体,如今也只剩下松散、脆弱的个人联系。这一年的一个冬日,张建兴和另外一个乌坎朋友来到了北京,我们在东直门附近吃火锅。除了回忆,我们没找到共同的话题。你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他们仍不停谈论乌坎的内部纷争,既像是在重新确认和我们的纽带,也像是在确认自我的价值。但是,他们村庄的故事,真的已不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重要了。


我也在电视上看到了林祖銮,「怕听到电话,怕看到人,怕自己的门铃响……我现在可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不好也不行,说真话也不行,说假话更不行,这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


我吃了一惊。他依旧消瘦,气色比半年前我遇到时更好,但口气却像是另一个人。


这段视频在网路世界广为流传,似乎印证了乌坎实验的失败。如同一年前的过分乐观一样,过分的悲观似乎笼罩在这个村庄。长久来的疑惑变得更为清晰,倘若整体制度不改变,这场村级的政治实验能支持多久?或者它从来就没有人们期待的那种变革性,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个特别时刻、由媒体的情绪渲染所致?比起一年前,中国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已大为缩减。十八大此时已召开完毕,重庆模式固然失败了,曾被寄望的乌坎模式似乎也不过只是一厢情愿的期待。


          


二〇一三年九月末,我又来到乌坎,此时嗅得到一股浓重的幻灭感。一场多年未见的台风刚过,村里到处是残破景象,夜里一片漆黑,供电仍未恢复。家家户户的功夫茶也不能泡了。


村民的情绪远比自然灾难的影响还更糟。每个人似乎都陷入不满与孤立。新的村委会也陷入孤立,甚至成员彼此之间也难有信任,他们后悔参加当初的选举,也对明年再度选举兴味索然;村民则觉得他们选出来的负责人无能,无法实现讨回土地的承诺。


「乌坎没希望了。」这是最常见的抱怨。这个村庄从集体行动陷入了集体无能,人人都觉得不满,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当我问起乌坎是否会再敲起铜锣时,每个人都摇头。曾让乌坎大放异彩的「民主」概念变得极度可疑——村民真的需要民主吗?


「我不能说,也不好说。」林祖銮欲言又止,他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的沮丧,「本来我这人,就是无用的。」


一年半前,这个曾是指挥中心的房间,现在弥漫着焦虑与失败。他急于说这两年时光毫无意思,也不断想表明自己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一切都是空的。他感慨村委会的分裂,总达不成共识,也觉得村民的素质实在有待提高,否则民主很难有效。自治,不是靠几个人来领导,也必须靠每个村民的自治精神。至于明年的再度选举,他一点都不去想,更不会参与。


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追问问题的症结,反而有必要给他安慰。林祖銮否定自己,想回到内心。昔日的孤独给了他力量与庄严,但如今更像是一种异化——他无法向别人袒露内心。


处在核心的林祖銮陷入了困境,而张建兴则因边缘而无力。这个年轻人在大部分时刻里惆怅、无助,抱怨所有人,也有一种强烈的受困感,因为地方政府对他的严密控制,让他享受不到外界声誉带给他的新自由与满足感。香港、首尔、台北都向他发出研讨会的邀请,他被视为这个全球新抗争浪潮中的重要青年领袖之一,但他却哪里也去不了,陆丰市政府拒绝发放护照与通行证给他。


在他经营的「热血时代」商铺中,我看了他正在制作的纪录片。萤幕上反覆出现的镜头是林祖銮一行人的画面,那是抗争的关键时刻,所有人面色凝重、散发出英雄的味道,像是港片中周润发出场的场景。他总是走在林祖銮身旁,这再明显不过地透露出他的失落感——他曾经如此重要。他要把那光辉一刻永久凝固住。


让张建兴感慨的不仅是消失的过往,也有他未遂的雄心。他带着我在那片荒废的空地闲逛;他设想把这片空地建成一个开放性的公园,还有乌坎青年旅馆,每年举办音乐节,他和他的朋友想把这村庄带到另一个新阶段——这里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的故事,也将变成一个青年文化乐园。倘若将全部土地讨回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他们就该创造一个新故事,为这个村庄描绘一个新未来。


但让他倍感沮丧的是,林伯否定了这个计画,他担心村民的素质不够,仍要建一处设有围墙的传统公园。林祖銮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却正渐渐变成一个「独裁者」。无人否认他的清廉、正直,但他的领导风格却饱受诟病。


在夜里的牛肉火锅店,我遇到了洪锐潮,他是当时的四名入狱者之一,而入狱让他获得了道德威望,不出意外地当选为村委会的副主任。他高大、英俊,整日忙碌、有用不完的精力,面目与彭湃颇有几分相似。八十年前,彭湃正是在海陆丰地区开始他的革命试验。他焚烧了地契、组织农会、清算地主、用潮汕口音宣讲马克思主义,还硬生生地在一个中国县城里建立「红场」,以示对莫斯科共产革命的崇敬。彭湃的个人试验失败了,他的理念与手段却留了下来。或许我的这位朋友从未听过彭湃之名,但他们却都有一种因集体行动而带来的自信。洪朝锐当时在选举后举办了婚礼,颇有双重之喜。


但如今,我的朋友心灰意冷。「要不是宋江被招安了,《水浒传》肯定不会变成名着。」他把玻璃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某种确认。


我猜想,洪朝锐想强调的是「被招安」在中国传统中的宿命感。孤立的反抗者们,任你有一百零八条好汉、割据八百里水泊梁山,最终还是会被国家力量裹携。不过是一年半前而已,当村中选出一百零八位村民代表时,颇有一种梁山聚义者的豪情,但现在,这些好汉连个代表大会都未能继续召开。


洪朝锐也觉得自己被招安了吗? 这更像是个人陷于复杂事物与关系网络时的无力感。你从一个单纯的反对者、动员者,突然要面对来自多方的要求与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上级政府,一个威权的官僚系统对于这个村庄的实验深感怀疑,而且这个村庄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赖于这个官僚系统。同时,这些反抗者们也要面对庞杂的村内事务,从环境卫生到学校管理再到家务调解,这已够让新手们焦头烂额。更重要的是,他们最初的许诺、村民们最重要的需求——收回土地,却因复杂的历史遗产、法律条文,难以真正展开,即使有进展,也注定异常迟缓。


村民来到了仙翁庙,求神明解释这一切。掷笅后,他们得到了仙翁的诗签:「孔明中哑泉」。说的是诸葛亮在行军途中误饮哑泉,有苦说不出,如今的乌坎也正是如此。但解药在哪里?



普遍的幻灭感意味乌坎试验的失败吗?还是典型的后革命症状,人们掉进了新旧秩序交替的陷阱中?


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剧烈动员之后的疲倦,那种之前的团结感与超越感灰飞烟灭。现实利益再度突显出来。新的领导人要忙着消化旧遗产,他们既无法实现美丽新世界的许诺,甚至还表现出某种效率上的退化。昔日的英雄光环已褪去色泽。


距离那惊心动魄的封村、热情的选举将近两年了,乌坎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清晰。在制度创新上,这座村子从来就没有人们期待的那种变革性,乌坎的故事不过是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并由时代的情绪渲染所致。它与彭湃领导的革命大不相同,它更像是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十九世纪对传统中国的判断:「中国人是革命性最少而反叛性最多的,革命运动针对的是原则,而反叛针对是人……」


但同时,乌坎也具有某种特别的创新。这场行动很有可能是六四之后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次抗议表演(宗教性的法轮功除外),这不仅是一次或几次的抗议,而是绵延数月、由几千名演员同时参加的集体行动,抗议的剧码够多样、参与的人物也够多元。乌坎不再是个村庄,而是一幕历史戏剧、一种集体情感。即使麦都思的判断仍有道理,但人们不该忘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模式与定律,更不应该仅仅以短视的功利主义来考量。一代代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挣扎,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表现出来连自己都意外的勇气与能力,只有这些时候才是历史获得意义之时。


我也总记得,林祖銮在焦虑与失望中仍抱持的某种信念,不管村民们表现得多么急躁,至少他们开始表达个人需求,不再冷漠;他或许毫无所能,却尽量帮助这个村庄形成稳定的权力过渡。而另一位村中的智者洪天彬(他是洪锐潮的父亲)则说,所有的革命都来自「美丽的谎言」。即使乌坎的变革来自这种「谎言」,却并不意味注定失败,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他劝告村民,土地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在于一套民主程序,这程序或许不能让你立刻收回土地,却可能保证再也不会出现像薛昌那样的贪污者……


对我来说,在那些夜里与我喝酒、谈天、歌唱的年轻人,都成了我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反抗、挫败与希望,都成了我人生经验中的一部分。他们终将远离那个激昂的时刻,回到正常生活,许多记忆也必然会被淡忘。但我常想劝他们,一个人能在年轻时代卷入这样的集体行动,已是极大的幸运。他们如此年轻,谁能说他们不会再次遭遇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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