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流传广泛：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中国佬”表现卑劣，装扮成女人坐上救生艇逃生。

事实真的如此吗？

百余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巍以《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一书还原历史真相：

船上8名华人乘客的表现非但毫不卑劣，反而值得敬重。

想想前不久外国小伙撞上中国大妈的“舆论反转剧”，或许我们该好好想想了。

【这个故事流传广泛，一度被选入语文课本】

1997年，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的大片《泰坦尼克》引起轰动。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程巍一连几个下午窝在当地影院里看这部影片。

几年后，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他在翻阅美国报刊史料时，偶尔在一张1912年4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报道《中国偷渡客》，详细描述了泰坦尼克号上6名中国人溜进救生艇，当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披上披巾乔装成女人的过程。

尽管如今再看这则报道，其中的常识和逻辑谬误显而易见，但当时程巍和大部分第一次听闻这个故事的中国人一样，并未怀疑它的真实性。

事实上，这个故事流传广泛，还曾被国民党政府选入意在培养新国民精神的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课本，直到1949年后才取消。

（民国课本中的“铁达尼遇险记”）

2012年，为纪念泰坦尼克号海难百年，3D增补版《泰坦尼克》上映，其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华人面孔乘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角色由卡梅隆的好友、好莱坞华裔数码影像制作设计师林凡客串。这大大激起了程巍的好奇。

他再度检视1997年版的影片，发现这位“中国佬”曾多次出现：他是三等舱里捧着英汉字典找铺位的合法乘客，他出现在最后一批离开泰坦尼克号的男子中。在一段被剪去的胶片中，他还颤颤巍巍地趴在一块漂浮在海面的木板上，向唯一折返救援的14号救生艇呼救并最终获救。

（左二为林凡扮演的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

这些镜头与程巍数年前读到的那则 《中国偷渡客》完全相反。卡梅隆让一张华人面孔出现在上船、海难、获救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上，仿佛是为了给泰坦尼克号上华人乘客的道德无亏作证。程巍隐隐觉得，这位“有着考古学家般热情”的导演一定掌握了一些不同的、曾被埋没的史料。

【他们的表现非但毫不卑劣，反而值得敬重】

为了一探究竟，程巍开始了一次“e考据”。

他通过美国国家图书馆旧报电子版数据库，翻阅了600多份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发生后，即1912年4月至6月间的美国报纸。

在大量史料的佐证下，泰坦尼克号上8名华人的形象逐渐清晰。

他们是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从香港或广东沿海地区雇来的劳工，在香港至利物浦航线上做司炉工，均为男性。1912年4月初，这8人被临时改派至西大西洋航线的阿那特号。公司为他们购买了一张三等舱的集体票，他们一同从南安普顿港搭乘上了泰坦尼克号。
海难发生后，泰坦尼克号的左舷执行的是“只准妇孺进艇”的命令，而右舷则是“妇孺优先”，即救生艇附近看不到妇孺时，可以让男子入艇。那8名华人乘客一直等候在右舷甲板上，直到最后时刻，救生艇附近已看不到妇女和儿童，在得到船员允许后，其中一人进入了13号标准救生艇，4人进入C号折叠救生艇；余下的3人随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落水，其中两人溺亡，另一人抓住一块漂浮在海面的大木板，一个小时后被返回救援的14号救生艇救起。

以史料还原的“中国佬”面貌，与卡梅隆在电影中所呈现的华人面孔高度一致。他们的表现非但毫不卑劣，反而是值得敬重的。

【是“追叙历史”，还是在“发明历史”？】

在翻阅报刊的过程中，程巍发现，炮制这8名华人乘客“卑劣逃生经历”的，正是那些一开始就逃离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男女乘客。要知道，最早离开泰坦尼克号的那7只救生艇里坐着的，几乎全是头等舱男女乘客，这些救生艇大多空了一半座位，并且自始至终拒绝返回救人。

真相为何扭曲至此？程巍认为，当某些人“追叙历史”时，实际上却是在“发明历史”，这种“发明”背后，常常藏着更深的动因。

一方面，当时的美国正在与大英帝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急需证明自己继承了欧洲的“骑士精神”，以回应欧洲人对美国过分商业化的指责，泰坦尼克号的悲壮叙事可以证明：美国人的高尚品德并没被金钱所腐蚀，美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责任。而为了让这些英雄形象显得更高大，必须有几个邪恶、渺小、卑劣的灵魂陪衬。

另一方面，1912年是美国排华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刻。

1860年代末，美国为修筑翻山越岭的太平洋铁路，需要大量劳工，以自然法中人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为由，要求中国政府向美国输出华工。到1870年代，太平洋铁路提前竣工，美国不再需要这些华工，加上当时从欧洲来的大量贫民要争夺华工的工作机会，于是，为排斥和驱逐华工，美国转而制造华人是“劣等种族”的谬论。当时的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类能证明中国人“种族卑劣性”的故事，以支持美国《排华法案》的合法性。

（排华法案）

【需要警醒的不仅仅是对谣言的轻信】

引起程巍警觉的是，这则在美国迅速流传的谣言不仅很快传播至中国，且立即被当作“国民劣根性”的又一证据，反复被写入报刊乃至教科书。

“我第一次在美国报刊上看到它时，竟然没有意识到报道中明显违反常识和逻辑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把它作为 "中国国民性"的一个例证。”程巍之所以耗费巨大精力，重返历史现场，还原真相，更重要的原因是对自己的这种“自然而然”所感到的震惊和愧疚。

（程巍，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外国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

尽管1949年之后民国教科书被废除；但人们并没有完全停止强化晚清以来所建构的 “国民劣根性”叙事，它早已深深打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在程巍看来，需要警醒的不仅仅是对谣言的轻信，更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它就像一个不必经由理性和常识来监控的自动装置。我们只有发现这种"集体无意识"，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时，才会摆脱错误的认识框架，并从知识谱系上追究其形成史。”

时至今日，盲目跟随西方殖民主义的种族性、民族性言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这种对自我的误解已经积蕴了太多民族自卑感，它的“离心力”正在掏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而这也是程巍一次次“穿越”回泰坦尼克号海难那个重要历史时刻的深层原因——“要找准中国今天与未来在世界的位置，就必须从源头上认清自我。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不能一味地自我夸大或自我贬损，而要有客观、独立的思考。”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程巍著，漓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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