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雷颐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为了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

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20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

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以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总理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

1890年，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20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理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军事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等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总理衙门敢出此书，而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材。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如戊戌维新的被镇压。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反映了清王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