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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海事法院组织初任培审员培训。朱忠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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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法院具有专业性强、涉外性强、跨地区审判等特点，所选任的人民陪审员不仅要有代表性，还要有很强专业性。厦门海事法院历经一年多的探索研究，选任了33名人民陪审员。他们分散在福建沿海一线，不仅活跃在庭审席上，还注重把功夫下在庭外，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与当事人是同行业的优势，用“行话”拉近与当事人间的距离，用行规厘清案情，还原事实真相，为海事法院公正司法上了“双保险”。
热度，二次上门护权益
来自厦门市海员培训中心的高宝林，曾当过海员、远洋轮机长，十多年的跑船经历，让他具备了一定的海洋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法官们评价他不仅热心度很高，做起庭外工作也有他的高明之处。
有一次，一名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签收法院送达的传票，眼看开庭日期临近，为避免被告缺席审判而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以一名人民陪审员和船员的身份去被告家做劝说工作，引导被告要敢于依法维权。
被告身居泉州，距厦门有一个来小时的车程，高宝林调整好自己的教学课程后，便开车前往被告家。
经多方打听才来到被告家门口，迎接他的人听他说明来意后，以被告不在家为由婉拒，始终不承认自己就是被告。
吃了闭门羹的高宝林并没有就此退却，第二次再去被告家，被告称自己是“被告”的哥哥。高宝林心里很清楚他就是被告本人，为便于沟通，达到释法说理目的，索性“将错就错”，站在他“弟弟”的角度去分析出庭的必要性。
开庭那一天，当高宝林走进法庭时，熟悉的面孔出现了，被告很不好意思地表达了“避而不见”和“见而不识”的歉意，当庭与原告达成和解。
高宝林说：“我很热爱陪审员工作。”当谈起如何当好海事法院的陪审员时，他的理解是：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把好法律关，陪审员在陪审过程中把好行业关，只要二者形成互补并有机结合，把民间智慧和大众理性引入司法，才能使司法裁判更加符合公众道德标准。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来说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长度，三赴台湾当说客
要说庭外调解功夫，罗崇毅跑的行程最长。
2012年，一起状告台湾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让万女士成为被告。
年逾花甲的万女士身居台湾，她的公司虽经常与大陆做生意，但她对大陆法律制度不甚了解，在案件审理之初一直表现出焦虑的情绪，并认为只要她身处台湾，就不用解决问题，因此，也不请律师来代理。
万女士的担心和所持的侥幸心理，让案件审理一度出现停滞。
这时罗崇毅请缨，他说：“大陆法院真的很有人情味，考虑到万女士年岁高，身体又不好，开庭的时间都尽量征求她的意见，可谓贴心周到。我认为应该多做些工作。”考虑到原告在海峡这一头，被告在海峡那一头，并且出于对万女士身体、诉讼成本和不伤生意伙伴和气等方面的考虑，法官建议庭外调解。
万女士很执拗，不肯接受调解，但又无法保证随时参加庭审。案件老耗着不是个办法，罗崇毅便时常给万女士打电话劝说，并利用去台湾探亲的机会，专门跑到台北与万女士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协调。
“为了能与万女士见上一面，在去台湾之前，我都要给她打好几个电话，有时一谈就要一个多小时，遇到她心情不好时还要被骂。”罗崇毅说。
在接下来的调解中，罗崇毅发挥地缘优势，用事实、用道理、用法律跟万女士耐心解释，他执著的态度和实实在在的话语最终打动了万女士，案件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宽度，陪审资源得拓展
涉海行业岗位众多，不同岗位专业知识又有所不同，法院不可能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聘任一名陪审员，但只要法官有需求，陪审员都会发动相应岗位的人才为法官提供帮助。这种一带十，十带百的“几何乘方”式的陪审资源拓展速度，让法官判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路子更加宽阔。
有这么一个案件，原告主张被告所属船舶偏离行驶，撞进其养殖区，造成鲍鱼、海带及养殖设施损失。被告则抗辩认为其严格按照海图正规驾驶船舶，是原告跨越航道养殖，且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原告应自行承担事故的损害后果。因事故发生在深夜，原告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被告船舶进入其养殖区，海事处也无法对事故原因及相应责任作出最终认定。双方对此情绪激动，诉前还分别向相关部门信访、上访。
船舶航道可比不上陆地机动车道那么容易辨别，茫茫大海，驶过的船舶不留痕迹。标记航道的航标相距几百甚至上千米，无法用肉眼进行判断。海图上密密麻麻的航标相互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两两连线确定航道？对于没有船舶驾驶经验的海事法官，着实有点犯了难。
承办法官向陪审员高宝林请教，他给引荐了两名资深船长，船长很有耐心，从如何看海图入手，对承办法官所有疑惑逐一作详细解答，并协助承办法官将航标经纬坐标与船舶航行轨迹、养殖区至经纬坐标进行了比对，得出原告养殖区在航道之外，事故发生时被告船舶偏离航道行使，致使进入养殖区造成损失的事实结论。由于说理透彻、依据充分，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服判息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