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TA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绝不相信刺杀肯尼迪是一人所为

浅蓝色的衬衫，不打领带，深蓝色的衣服敞开。坐下时圆圆的紧绷的肚子把下面的衬衫撑开了一点，露出一点点肚皮。我稍微惊讶了一下，但是觉得很可爱，这个场景一下子消除了我的小紧张。我面前是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得主，奥利佛-斯通。《刺杀肯尼迪》就是他的作品。

眼前的斯通一直微笑着，毫无大牌的架子。两条浓黑的眉毛是他脸上的标志，眉毛弯弯、眉尖下垂，看起来总让人觉得眉毛在笑，加上一双炯炯有神似乎永远在思考的眼睛，活脱脱一个老顽童。访谈中，他侃侃而谈肯尼迪的尸检报告、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任期与肯尼迪任期的不同、还津津乐道保守派总统布什的糟糕。嘲弄刻在脸上，有他一贯的不羁，年轻时代的印记仿佛都藏在他的三道抬头纹里。

奥利佛-斯通最近重新发布了蓝光版电影《刺杀肯尼迪》。随着肯尼迪遇刺5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美国掀起了各类纪念活动，蓝光版《刺杀肯尼迪》的出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采访之前，他在新闻博物馆签名售书和光盘，人们排起了队伍，盼望着和导演有个短暂的交流。

作为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导演，斯通的电影大多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政治倾向。以《越战三部曲》和《尼克松》为例，均可看出他对政治题材的无限迷恋。这与他早年两次奔赴越南的经历密切相关。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时，斯通刚在耶鲁读了一年的书。他跑到南越教书，度过了6个月的难忘时光。回国之后他再次抛弃耶鲁，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并最终出版，不羁性格尽显。斯通第二次去越南是在1967年4月，他参加了美军并被派往越南战场。战争中，他两次负伤、作战英勇，也因此获得军队荣誉“紫星勋章”。前后两次在越南完全不同的经历，引发了他很多对越南以及美国政治的思考，这也在其电影中有所体现。

1991年，《刺杀肯尼迪》这部政治色彩浓重的电影一上映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部影片以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肯尼迪遇刺案提出阴谋论的真实事件为由头铺陈开来，揭露了整个事件中的种种疑点，也暗示刺杀背后有政治力量操控。整个影片都在暗示肯尼迪遭遇刺杀之后旋即在空军一号宣誓就职的新总统林登-约翰逊，是整个刺杀计划的一部分。这也是对官方结论，即“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唯一凶手的彻底否认。

这部影片赢得了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两项奥斯卡大奖，也引发了空前的争议。不少记者大肆批判电影与事实不符。“好莱坞可以拥抱自由，但是不能颠倒历史！”“这个人只是会耍花招的骗子，他缺少教养和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而《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罗杰-艾尔伯特则是影片的支持者之一，他说：“这部电影的成就不在于它解答了肯尼迪遇刺的秘密，而在于它正试图唤醒自1963年之后在人们心中渐渐逝去的民族精神。”

惊人的是，这部影片在政治界也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帮助了1992年《肯尼迪档案法案》的推动以及暗杀档案复核小组的成立。复核小组一直工作到1998年，采访了包括抢救肯尼迪的医疗队成员在内的多位证人，政府购买了扎普路德（拍摄到总统被刺杀的一位美国公民）的影像用于调查，一些绝密文件也得到了公开。根据复核小组的法律，所有现存的和谋杀相关的档案应该在2017年之前被公开。

这部电影对斯通的职业生涯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刺杀肯尼迪》之前，斯通获得过27次奥斯卡提名，14次金球奖提名，7次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提名，一共获得过22项奖。但《刺杀肯尼迪》之后，斯通获得过4次奥斯卡提名，3次金球奖提名，一次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提名，但再没有得过什么奖。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刺杀肯尼迪》之后，斯通被他的同辈忽视了，而是斯通自己也变了，似乎在《刺杀肯尼迪》之后毁誉参半的评论里他变得害怕和胆小了。22年后的今天，斯通对此也有所承认，“我从那部电影之后就被叫做“阴谋理论家”。你知道，标签有时候还是挺毁人的！”

22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斯通怎么看待这部电影？他又如何看待肯尼迪遇刺事件？他在华盛顿接受了我的访问。“如果今天让你重新做这部电影，你会怎么做？”我问。他说，“作为一个剧作家，我可能不会太多的修改剧本，但是对于一些新披露的事实，我会做一些修订。”他补充说，“22年以来，新的证据不断地出现，电影里的很多都经得起考验，子弹的顺序是正确的，帕克兰的场景也很准确。但是我认为杰奎琳犯了一个错误，她不应该让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医院接受验尸，而是应该在达拉斯。后来的验尸报告和刚开始在达拉斯最初的发现有区别，这也是持阴谋论的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我始终相信谋杀肯尼迪的不可能只有一个凶手。22年前是这样，今天也如此。这是由极其专业的狙击手干的，而且不止一个。你从子弹的角度就可以看出。总统先向后倒，再向前倒，你知道子弹一定是先从前方射过来，再从右边射过来，因此不可能来自同一人。”斯通坚定地说。

一直到今天，斯通还和政治新闻经常出现在媒体里。他不喜欢奥巴马，偶尔会骂骂总统，脸上还带着那副不羁的表情。提到60年代，他说，那个年代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这也正是肯尼迪对自己的评价。

“那斯诺登呢？他是英雄还是叛徒？”我最后问。

“斯诺登，他是英雄。”

TA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独家访谈奥利弗-斯通：
刺杀肯尼迪的人扼杀了和平愿景

新浪：您拍摄的《刺杀肯尼迪》在90年代的电影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我想人们一定也很好奇，1963年11月22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当天，你在哪里，做什么？当刺杀被新闻曝光时，您的反应是怎样的？

斯通： 我当时是在宾州的寄宿学校吧，是个高年级的学生。你知道，我是在一个保守派的家庭中长大的。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反肯尼迪的人。所以，虽然我当时对于肯尼迪遇刺这件事很震惊，（你知道，这是个很帅的年轻总统），但我的情感并没有那么大的波动，也没有想太多。我和家人接着过正常的日子，而且接受了政府公布的官方结论。

新浪： 那后来为什么会忽然对肯尼迪遇刺的真相如此感兴趣，还为此拍电影呢？

斯通：在1989年，当时我刚拍完《生于七月四日》，读了一本前新奥尔良的地区律师吉姆-格瑞森的书，叫《刺客之路》。这本书里他斥责了沃伦委员会（肯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对于刺杀事件的结论，而且认为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才是幕后真凶。

我读后研究了很多资料，比如验尸报告和子弹轨迹的矛盾，还有约翰逊总统任期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发生了什么政策方面的变化。这让我开始决定做这样一部电影。

新浪：拍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来自肯尼迪家族的阻力？

斯通：没有。我想肯尼迪家族已经习惯了各种不同的推测。不过，我很快就陷入了另一锅热水当中，当时《华盛顿邮报》跑国家安全的记者在周日的评论版发表了一篇长文章，抨击我们的电影。其实我们当时已经在制作第九个版本了，他在说我们的第三版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后来很多媒体就开始跟风报道。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日子。我们当时雇佣了罗伯特-肯尼迪时期的新闻发言人，他知道怎么对付华盛顿。

新浪：你一直认为“沃伦委员会”是个编造的神话。你是不是一直在试图打破这神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斯通：我一直坚信刺杀肯尼迪的凶手不可能只有一个。我是在做一部电影而不是纪录片。如果我说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那会显得很傻。我们压缩了很多证据和证人证词制作成一部3小时9分钟的电影。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打破神话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我的意图的方式。我一直觉得“沃伦委员会”是一个虚设的单位，至今如此。

电影发行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来提供证据。包括刺杀纪录评审委员会，这是电影出来之后因电影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也提供出了观点。对于我和皮特（Peter Kuzinick)出版的这本书《未被告知的美国历史》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在艾森豪威尔和林登-约翰逊之间，肯尼迪一定要被杀掉。对于刺杀这件事，我们没有过多的讨论。我们希望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

新浪：你认为肯尼迪刺杀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轨迹，为什么？

斯通：肯尼迪遇刺后，整个美国就越来越保守了。肯尼迪试图结束冷战，但他遇刺之后，越战没有停止，反而持续。这15年来，我觉得美国还是很保守。

新浪：除去电影的因素，你现在怎么看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

斯通：杜鲁门总统扔过两颗原子弹。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了军事工业，他曾说核武器是一种传统的武器。在这个任期有过很多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比如越南和法国的战争，比如朝鲜战争。他们真的想使用这些武器。但肯尼迪是一个不同的总统。在“猪湾事件”里，肯尼迪不支持用空中打击。要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掌权，他肯定会利用空军力量支持古巴反对军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对于东西柏林事件，肯尼迪有一句著名的演讲词，“一堵墙总比一场战争要好。”肯尼迪总统还在1963年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五角大楼对肯尼迪一直不满。他是想结束冷战的，但是遭遇了强硬分子的反对。刺杀肯尼迪的凶手不止一个，而且他们是专业的杀手。

新浪：为什么揭开刺杀肯尼迪之谜那么重要？

斯通：肯尼迪之死依然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那些谋杀他的人不仅将抢对准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对准了一种希望和平的愿景。他的死是无法估量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当中。只有揭开这个力量的面纱直面事实，我们才能重现民主的承诺，实现肯尼迪的愿景。

新浪：你觉得60年代的美国和当今的美国，哪一个美国更好？

斯通：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我未曾以普通人的身份在60年代生活过，那时我在越战战场上。

新浪：对斯诺登怎么评价？他是个英雄还是个叛国者？

斯通：对我来说，他绝对是个英雄。

　　　　　　　　　　　　　　　撰稿及采访：新浪驻美观察员 范海涛

独家约稿：古巴导弹危机－惊魂13天
美苏领导人差点毁了全人类

肯尼迪出身名门望族，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参加过二战，是美国著名的东部集团的代表人物。他1961年1月入主白宫，但第一任期未满便遇刺身亡，在位仅1000天。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经历非凡，多次深陷惊涛骇浪，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堪称决策之最。

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是赫鲁晓夫要把核弹头秘密运送到与美国佛罗里达州隔海相望的岛国古巴。这位个性鲁莽的苏联领导人当时认为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生性懦弱，最终会在压力下屈服。赫鲁晓夫也是有理由的，肯尼迪履任3个月就支持雇佣军发动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入侵者很快溃败，肯尼迪面对混乱束手无策，颜面尽失。于是，在6月的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要求肯尼迪从柏林撤出盟国军队，他认为这座城市类似“西方的睾丸”，每当用力挤压就会引起尖叫。结果这次未能如愿，赫鲁晓夫却不承认肯尼迪比他想象的要勇敢的多，他决定在古巴冒险。

赫鲁晓夫在一次在黑海边上漫步时突发奇想，如果将苏联导弹安置在古巴，装上核弹头就可以直接威胁美国，这足以抵消苏联核运载工具的弱点。事实证明他这次是大错而特错了。

1961年4月入侵古巴失败后，肯尼迪就对苏联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忧心忡忡。美国人日益不安地盯着苏在古巴的军事部署，并秘密强化军事应急计划和针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肯尼迪还在公开场合警告苏联不要越界，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会产生最为严重的后果”。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肯尼迪一早得到消息，美国一架U-2侦察机拍摄到哈瓦那西南部正在修建的中程导弹基地。他大为震惊，并深感受辱。此前，赫鲁晓夫一直在私人信件中为在古巴部署导弹打掩护，他说苏联将在秋季晚些时候打开柏林封锁，以及绝对不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虽然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认为，这是为了掩盖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本人却倾向相信赫鲁晓夫甜言蜜语。现在U-2飞机的照片证明他受骗了。

上午11时50分，肯尼迪召集紧急会议，他走位那些被称为“出类拔萃之辈”的幕僚们包括他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等，系数参与。所有人都认为决不能被迫接受苏联部署导弹，美国不能“不作为”，要做的是如何在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移除苏联导弹。肯尼迪这时有些力神无主，他只是嘟囔“我们不在乎这个……这次有什么不同吗？无论如何，苏联人已经足以激怒我们了。”他有些倾向实施一次无预警打击，而他弟弟一伙人则主张再次入侵古巴。

争论持续到周二晚上，干过银行董事长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才提出了一个更可行的折中办法：通过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来阻止苏联。随后数天里，肯尼迪越来越感到压力山大，政府内部继续激烈的争论，他与赫鲁晓夫之间则发生冷战中最激烈的一次赌博。

10月18日，肯尼迪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中彬彬有礼的谈了两个多小时。肯尼迪假装不知道华盛顿知道克里姆林宫在古巴的行动，他强忍住没有把右手抽屉里的U-2侦察机拍的照片拿给葛罗米柯看，只是强调美国坚决反对把进攻性武器送入古巴。葛罗米柯注意到国务卿腊斯克脸色“红得像螃蟹”一样，但还是虚与委蛇，并在会后乐观地报告克里姆林宫说“情况很令人满意”。

10月19日，星期四，是至关重要的一天。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终于决定，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特别是肯尼迪本人放弃了实施空中打击的冲动。一切还在秘密准备之中，肯尼迪在预定的巡回演讲中假装一切正常，然后以感冒为借口取消周六的行程，以便参加国家安全会议最后拍板。

如此重大决定不可能完全保密。周一下午，白宫宣布总统将在晚上7点就“国家最高紧急事态”发表全国讲话，这时华盛顿已经笼罩在紧张气氛中，很多人都预感出大事了。

肯尼迪派特使向主要盟国领导人说明情况，并一一打电话通知前任总统胡佛、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以及国会领导人。然后他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封锁古巴，并检查所有企图通过封锁线的任何国家的舰船。

肯尼迪最终选择封锁的首要原因是对引发核战争的恐惧，他的军事顾问们也不能确保，美军发动一次空中打击就能摧毁所有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而且还会损害欧洲盟友的支持。封锁毕竟灵活一些，不行还可以随时升级，他就是这样告诉反对封锁的强硬派的。

10月22日，星期一晚上，肯尼迪以低沉的声调问候说，“晚上好，我的同胞们”，然后就告诉他们面临的危险和政府的决定。肯尼迪呼吁克林姆林宫里的对手赫鲁晓夫，立即“停止并取消这种秘密的、鲁莽的、挑衅性的行为”，“把世界从毁灭的深渊中挽救回来”。

肯尼迪宣布，美军对一切正在驶往古巴的船只实行严格的海上隔离，从周三早上开始生效。肯尼迪警告说，他将“把任何一枚从古巴发射的、针对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弹都看作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并将对苏联进行全面的报复。”

第二天，美国、苏联和古巴都进入高度戒备。美军180艘战舰在加勒比海巡弋，装有核弹头的B-52型战略轰炸机24小时在空中巡逻，三军指挥系统和海空军都进入战备状态。

直接参加封锁的包括针对苏联潜艇的反潜航空母舰等90艘军舰，它们在68个空军中队和八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进入指定地区，准备拦截任何进入封锁区的苏联舰只。苏联和古巴则加快了基地建设和装配已经运到的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美国的封锁计划获得美洲国家组织(OAS)的一致支持，北约盟国也迅速达成共识。核大战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莫斯科，连夜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紧急会议，以便确定肯尼迪的真实意图。赫鲁晓夫没能得出结论，只是以个人名义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要求放弃封锁，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他在行动上谨慎小心，没有在柏林实施报复，并命令两艘运送中程导弹的船只在封锁线前停下来，另一艘则在封锁令生效前可以继续前行。

作为对赫鲁晓夫的回应，肯尼迪派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于周二晚上前往苏联使馆会见多勃雷宁，转达总统因为受到“蓄意的欺骗”而无比愤怒，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未能达成任何妥协。

随着海上封锁于周三上午10点开始生效，美苏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为了谨慎从事，美海军精心挑选了一艘苏联包租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货船加以拦截和检查，以便吓唬住苏联又不引发直接冲突。

肯尼迪焦虑的等待情报部门有关第一次拦截的消息，同时准备批准海军使用深水炸弹迫使苏联潜艇浮出水面。据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回忆说：“这几分钟对于总统来说是最忧虑的时刻。他一会儿把一只手伸到脸上，捂住自己的嘴；一会儿紧紧地握着拳头。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紧张的神情，几乎到了忧郁的程度。”然后到来的报告是，苏联船只已经停止不前或调转航向。

周四，联合国安理会成为较量的中心。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坚持要求苏联代表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莫斯科是不是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是，还是不是？”这位美国大使咄咄逼人地追问，“不要等什么翻译了，到底是还是不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则摘下耳机大声抗议并拒绝回答。史蒂文森展示了U-2侦察机拍摄到的导弹基地的放大图像，这显然有助于消除各国对美国动机的怀疑。

10月26日晚出现了转机。肯尼迪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长信，后者用一种带私人情感的词语透出对战争的恐惧，以及透露了谈判的可能性，他说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并不再进攻古巴，“局面会迅速改善”。赫鲁晓夫还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传递了同样明确信息。

10月27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赫鲁晓夫的信还没到肯尼迪手中，而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在纽约的苏联外交官要焚烧文件。莫斯科电台则播发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另一封语气冷淡，措辞强硬的信，内容包括肯尼迪必须让步的清单。

白宫为此一直争到第二天下午，形势突然升温。在古巴上空，一架U-2侦察机被苏制萨姆-2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当场殒命。

这差点成了爆发战争的转折点。肯尼迪和他的幕僚没有决心开战的唯一理由是不能确定，古巴的行动是否经莫斯科授权，以及苏联是不是要在危机中“打响第一枪”。肯尼迪终于冷静下来，他推迟授权对古巴的萨姆导弹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尽管大多数同僚都反对与苏联做交易。他看来比任何人都担心鲁莽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上不善妥协所带来的后果。

肯尼迪当天在写信给赫鲁晓夫提出正式的建议，即苏联在可核查的条件下撤出所有部署在古巴的设施并保证不再运进，美国将取消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这时美国还在增加军事压力，肯尼迪同时采取秘密措施，授意他弟弟与多勃雷宁接触，提出如果苏联撤走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将在四到五个月内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现在时间至关重要，苏联“不能错失良机。”他弟弟后来承认他并未如实转达，只是告诉苏联大使说时间很重要，苏联如不让步美国不得不采取行动。肯尼迪还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以联合国名义公开倡议华盛顿和莫斯科分别撤出在土耳其和古巴的导弹。同时，美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也接到肯尼迪的指令，建议巴西政府出面劝卡斯特罗把苏联导弹驱逐出境。

肯尼迪在第二天早上收到赫鲁晓夫回信后无比惊喜，因为后者表示愿意拆除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并“打包装好运回苏联”，联合国可以全程监督核查。肯尼迪侥幸赢了一场典型的相向飙车之赌。历史学家后来发现，很难说大棒和胡萝卜到底哪个起了作用。赫鲁晓夫出乎意料的快速屈服，可能是因为他断定肯尼迪会迅速在古巴动武，而苏联绝不会为古巴打核战争。 赫鲁晓夫的让步结束了导弹危机。11月20日，肯尼迪终于下令终止海上封锁。

迄今为止，古巴导弹危机仍然被认为是人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它差点儿酿成热核战争，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对此看法高度一致。1963年6月，肯尼迪发表演讲，强调在避免核毁灭问题上，美苏具有共同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利益。华盛顿和莫斯科后来很快建立了领导人热线，而且再没有用核战争对赌。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严重警告后人，绝不要用威胁使用核武器来赌国家命运，肯尼迪的成功的确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好。

　　　　　　　　　撰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教授牛军

回顾：美中苏的“三国演义”
美国对中国对抗和拉拢双管齐下

美国为什么可以对苏联采取谈判的方针，而对中国却采取对抗和拉拢双管齐下的方针？有学者认为美国决策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但中国当时在世界事务中的表现确实给美国决策层造成了相当激进的印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国务院对于利用中苏分歧的设想，是以表面上的不偏不倚来谋求实际利益。国务院1962年11月22日给驻外使馆发出通电，指示了对待中苏冲突的正式态度。其中包括：确保世界舆论清醒认识到共产党国家间的关系不和，给西方提供了机会；不能让共产党人掩饰他们的严重分歧，而应揭露他们并不存在牢不可破的团结，以准确的宣扬来加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党内部的纪律问题；为美国视争端发展而希望做的政策变动提供依据等等。通电提醒使节们，应谨慎地避免夸大中苏争端对冷战难题的影响，避免表示一方比另一方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汤普森大使对这种通过宣传来推动共产阵营分裂的方针提出异议，认为“美国官员们的大肆强调往往会使其他共产党向苏中增加压力，促其平息争吵，同舟共济”。

而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也有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他觉得电文实际上显得同情中国，因其强调冲突是莫斯科要凌驾共产阵营之上而造成的。“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这个意见被采纳了。美国官方对国际共运的分歧一直保持谨慎的低调，而对华政策则保持着比对苏政策更僵硬的立场。

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在题为“中苏关系的新危机”的备忘录中指出，就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分歧深度而言，中苏之间已经发生“分裂”，它们几乎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有利益冲突并各执己见。文件提醒道：虽然中苏分裂显然对西方有许多重要的好处，但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肯尼迪当政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正酝酿着一些调整。但是直到肯尼迪被刺身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仅就中美苏三边关系而论，应该承认，这时期根本改变中美敌对关系的国际大战略格局尚未形成。归根结底，在美苏抗衡的冷战格局中，中国选择了同苏联结盟，同美国对峙的立场，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

六十年代初，中苏分歧尽管已经日趋表面化，但尚未达到破裂的地步。美国政府关注这种分歧，期望分歧会进一步发展，也不断考虑怎样从政策上加以利用。但是，中苏的争吵究竟是暂时的分歧，还是不可逆转的分裂？中国可不可能成为美国借用的力量？这是肯尼迪政府三年中注意观察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观察，或者毋宁说是中苏关系的实际发展，并不能使它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是不可能弥合的，也不认为中美苏关系的现状已经构成了足以推动其改变对华政策的战略需要。这时还不能排除中苏重归于好，共同对敌的可能性。

中苏关系的发展本身尚在未定之秋。在那时的中苏领导人看来，中苏之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歧，是由谁、按照什么路线来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在中苏分歧中，中国显得是更敌视美国、更坚决反对同帝国主义妥协与合作的一方，正在从越南、刚果到古巴等地到处同苏联竞争谁更革命，或者谁是当地反帝革命斗争的更有力的外援。让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对华关系的余地很小。所以，对中苏分歧的观察，并没有产生促使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

另一方面，美国此时对于自己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力量限度，尚有许多不切实际的认识。在没有经历越南战争失败的痛苦教训之前，它很难下决心根本检讨其亚洲战略，减少干预，收缩战线，大幅度刷新对外政策，重新认识中国问题。六十年代后期，以越南战争为转折，冷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牛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