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

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流亡学人的回忆录，总能轻易地激发我们阅读的兴趣。同样的，相信大部分人如我者，对于米沃什及其写作的热切关注，皆因其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与我们自身有某些暗合之处。在回忆录《米沃什词典》中，米沃什抛弃了我们日常所见的回忆录形式，而是采取了波兰文化特有的词典形式，将人生经验拆散成词条状，偏重于评论而淡化了际遇，偏重于感悟而淡化了叙事，然后按照英文辞典的字母秩序进行排序，用人生记忆中的人物、事件、地理与阅读等构成了“米沃什的人生清单”。这本回忆录的名字用他的诗集名字“拆散的笔记簿”也同样适用。但，米沃什比我们关注的其他流亡者走得更远，心灵也因此而更为浩瀚。

米沃什的流亡与我们所关注的其他流亡者有所不同。他既未在国朝犯下何等犯禁之事，亦非因体制之压迫。他曾享有外交官的特权，也拥有写诗的自由，也曾习惯于官场的双面人格。然而，1949年夏，锦衣玉食的外交官米沃什在“美好世界”舞会里喝完酒跳完舞步行回家时，夜凉如水，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从他眼前疾驶而过，士兵们穿着厚厚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被晨风冻得瑟瑟发抖。他突然意识到：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口号之下，隐藏得死一堵厚重的冷漠之墙，民众不过是任人献祭给庞然大物的羸弱羔羊，自己与在硝烟中荡着秋千的人们有何区别：“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他开始深刻地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所在：“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1951年，米沃什以波兰驻法大使身份与华沙政府公开决裂，开启了他孤独的流亡生涯。流亡在外，米沃什却依旧保持着“小地方人的谨慎”，因为他“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流亡生涯里一直使用着他称之为“被征服的语言”波兰语写作，拒绝使用其他语言进行书写：“当我们变换语言时，我们肯定会变成另一个人。”几乎所有诗人都热爱祖国的语言，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就说过，诗人永远无法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米沃什使用祖国的语言——“被征服的语言”——将自己精神的某部分封闭起来，而精神深处所开放的地带“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芜杂凌乱的乡愁碎片。板荡破碎的故土家园，米沃什并未因流亡而“与故土一拍两散”，反而更加令其魂牵梦萦。在被德国人称为“世界的阴沟”的祖国，正因维尔诺的山脉、河流、建筑、村庄、居民、语言等塑造了米沃什一生的决然独立，使他无论流亡至何处都依旧沉浸在波兰的语言文化之中，小心翼翼地培养着“小地方人”的身世姿态。因为，“正是那座城市为我的想像提供了材料。我可以想像出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其他城市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不断地使用诗意的语言建构起记忆中的童话故乡，不断地叙述维尔诺没落贵族的时代境遇，哪怕残暴的历史早已玷污了古老的魅力，因为“今天、昨天、前天，同时存在于城中”。米沃什还不断地向世人宣称他是波兰语的忠实仆人，波兰文化如同他的“精神政府”，他为自己“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没有蜕变”感到十分自豪。自始至终地使用波兰语写作，在他看来就等于跟波兰的整部历史发生密切关联，能够更为敏感地去思考令人惊骇的残酷历史。

波兰在二十世纪或许是最受蹂躏的一块蛋糕。他的故乡维尔诺，在不同的时候被划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统治者在那驻扎过不同的军队，“每改变一次归属，油漆工都要把街名和功能标志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使用新的护照，遵从新的法律和禁令”。米沃什的同窗好友，要么死于纳粹集中营，要么死于苏联劳改营，而公众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却认为只有疯子才会质疑奉天承运的政治口号，还会为异见分子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发出欢呼声。集体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培养出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解读，他们自夸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且运用这一自由来为国家添砖加瓦”。米沃什在青年时代也曾有过为社会主义写作和爱国主义写作的人生经验，有趣的是，与华沙政府决裂之后的他“才真正开始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来写作”，从外部观察到了“那些缩在坩埚里的人们从自己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它们就是《被禁锢的头脑》和《权力的摄取》所谈论的内容。对精神困境与人性渊薮的真实刻画，惹恼了祖国民众，国朝剥夺了它的波兰国籍，米沃什从此成为真正的异乡人。即使如此，米沃什依旧不迎合西方图书市场的需求而写作，这种决然的独立让他对收留了他的美国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流亡心态：“何等壮丽！何等贫乏！何等人道！何等非人道！人与人之间何等友善！个人何等孤寂！对理想何等忠诚！何等虚伪！良心的何等胜利！何等堕落！矛盾的美国并不非得，但是能够，向在这里成事的移民揭示其自身。”流亡岁月里的他在臧否人物时喷发“嗜血天性”而出言不逊，同时他对于世人对自身的评价又是如此的耿耿于怀，他将这种自我的复杂性归结为文化乡愁式的“精神分裂症”。

在美国，米沃什自命“极端的反西方分子”，对波兰同胞迎合美国话语极为反感，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对历史记忆的责任与担当，但他拒绝大多数人狂热地沉迷于“理解历史”的种种诱惑，因为他从祖国的受难中见证了“这些诱惑使观念和意识形态成倍增加”。他要通过艺术来取得自由，而不是将自己标注成一个政治符号式的东欧作家：“置身于西方，我有责任对人们讲述共产主义，说出他们所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东西”，当他完成《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摄取》等政论式书写后，他“就不再继续往前走……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他不想让自己成为西方话语里的理想角色，是因为他最大的恐惧是害怕自己“在假扮一个我不是的人”而让自己的心灵扭曲。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米沃什曾写道：“假如一个人明知自己在演戏并长时间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表演，他的性格就逐渐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越演越起劲……人在经过长时间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磨合之后，就会与该角色紧密的融为一体，以至于后来连他本人都很难区分哪个是他真正的自己，哪个是他扮演的角色？”他对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他见过太多道德审判将心灵侵蚀的活生生例子，所以在《米沃什词典》里出现的人物，米沃什都给予人性的困境很大的宽容，放弃了大多数人在经历极权蹂躏之后残余的极权美学道德洁癖：“当人们希望宣布某些明确无误的道德判断时，其精神会遭遇相当的困难。”他强烈地渴望逃出时间的禁锢，希冀逃到一个一切都不用遭遇毁灭的“永恒律法之乡”。

很有意思的是，米沃什也有傲娇的时刻。有时候读他的回忆文字，能够可以感受到某种特意的痕迹。米沃什在回忆录中尖锐地批评美国伟大诗人弗罗斯特，而他又回忆了自己作为诗人获得总统召见的伟大荣耀：“20年以后，我坐在白宫。我是应里根总统邀请来接受他亲自为我颁发的一枚表彰我对美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奖章”，“坐在我旁边的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家、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还有畅销书作家詹姆斯·米奇纳”。

若对弗罗斯特熟悉的人当知道，弗罗斯特也曾受过总统的召见，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记叙，1961年1月20日，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上，弗罗斯特应邀朗诵诗歌，国会山公园，因积雪反光，使弗罗斯特睁不开眼睛，他不得不收起诗篇，单凭记忆背诵。我不敢说米沃什是故意将自己受邀出席之事用挑逗的语言记述下来是针对弗罗斯特的，或许米沃什针对的是他在美国的悲伤经历？但二者对比起来，总有着不禁莞尔之效。当然，也有他对情爱的乡愁。米沃什6岁时看到12岁的俄罗斯女孩莱娜：“那个渴望莱娜粉颈的小男孩，包括他后来一直对莱娜命运的沉思，有非常色情的意味。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迷恋。后来，装着小公主的彩带和缎鞋的棺材被打破了。”紧接着，他引用叶芝：“我们的想像最经常萦绕的，是赢得的还是失去的女人？”他答：“似乎是失去的。”

即便如此，惨痛的经历依旧让他沉浸于记忆之中，他的头脑满是对活人和死人的回忆：“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但他们都不复存在了。“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呆上片刻。”米沃什在回忆它们时，并不将自己的书写限定在一些外在的因素之上，而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核心中去：“通过这种方式免于被遗忘”，“让死者对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他听从诗歌与自然的召唤，不让自己的心灵被黑暗与仇恨所摧毁，在对自然的抒情与对逝者的追忆中复活一颗朝阳的心灵。于是，米沃什写下了“替代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的《米沃什词典》，让人物、事件、地理、诗歌等相互说明、相互依赖，交织成米沃什见证到的那个20世纪。

作为“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米沃什警惕了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精神反抗，借助历史经验、神学、哲学、诗歌及自然等召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照历史与人生：“在春天，就让我看见春天。”同样是失去家园的法国历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在阐释被极权蹂躏之后残留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时曾提醒世人：“话语的目的是推行善并渴望建立真。”作为回忆者的米沃什做到了，尽管他在结束回忆时说道：“由于傲慢（看起来肯定如此），或由于故意的散漫，我遗漏了一些名字；说到底，我并不为此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