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新书低调出版 领导人出书勾画中国改革“心灵史”
“与其说成思危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学者、思想家。”民建中央原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这样评价成思危。
成思危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民建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等。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因此，他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他是拥有众多头衔的官员，他也是一位严谨而又朴素学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是成思危自提的座右铭。
成思危的新著《盛世危言——成思危畅谈中国经济》收录了成思危先生担任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八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及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期间的一些重要访谈和部分演讲。涉及风险投资、金融改革、货币汇率、股市期货、管理科学、能源建设、国家创新、改革发展、经济杂谈、热点研判和战略展望，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成思危作为一名学者、一位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一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对中国风险投资的研究与思考。
《盛世危言——成思危畅谈中国经济》项目主持人、知名学者于今教授介绍说，“ 这本书已列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出版选题，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委权威近一年审读。收录本文集的书稿跨度长达十余年，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地理解成思危先生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在每篇文章之前增加了编者按。同时，书中收集的文稿大多是成思危先生演讲的速记稿，错漏之处甚多。为此，我们在收集成书的过程中修订了文章的错字，核定了相关数据，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做了注释，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教授高度评价了成思危几十年如一日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做学问的情有独钟，特别是成思危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读一小时书、每月至少写一篇文章、每年至少出一本书”的好学精神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于今说，“在一年多的整理过程中，我得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这位贯通经济、管理、化工诸科的学识的学者，人生写满传奇在政治领域不凡建树的参政党领袖，历尽世事沧桑的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然而更令我触动的是其在文稿中跳动的赤子之心、理想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阅读每一篇文章就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我想读者诸君阅后必有共鸣。”
卸任领导人出书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已然成为了惯例，甚至是领导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奥巴马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就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卸任后出版回忆录的合同。西方政要的回忆录层出不穷，《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的回忆录把外人视作“黑箱”的政治掀开了一角，让人们可以一窥内幕，当然，这种揭露也是很有限的，自然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与之相比，中国前领导人出书显得更为低调。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一直缺少高官以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考来反映一些具体、重大的事件和场景的语言体系。
进入2000年，领导人出书变得频繁。2001年，杨尚昆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李岚清则连续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2003年12月，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岚清音乐笔谈》(2004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两本。
李鹏则出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日记体著作。
2003年，钱其琛也出版了《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该书后来还出版了日文、英文等海外版本。
朱镕基的专著包括1999、2000、2002、2003年，每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2001年3月5日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上述专著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民族语言的版本。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引来热销和热议。温家宝卸任后公开出版自己的首本书《温家宝谈教育》，更是引发了读者对退休领导人出书的强烈兴趣：退休国家领导人写书，是回忆在任决策，还是个人意趣？要经历什么出版流程和审查把关？销量如何？稿费怎么支配？
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是以名字＋“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频密，并出现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李岚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书频率即使与西方国家退休领导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书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还上了畅销书榜。
许多前国家领导人出书，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瑞环曾说：“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中央领导是党和国家重要政治决策的制订者和亲历者，他们的著作，体现了其政治智慧，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助于公众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更加透明化的体现。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说，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们为历史讲述、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果他们不写，也许历史学家也可以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这段历史的轮廓，甚至整理出一个“年表”、一份“日志”。但如果不深入当事者的心灵，我们就难窥历史真实的堂奥，这必定会影响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表示，他非常关注和欣赏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书的举动。首先，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些领导人作为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都参与过很多重大决策，把他们当年决策的过程重现出来，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很重要。同时，这些史料又不是单纯学术性的史料，它同时体现了这些领导人的感悟、见解和思想，保留下来也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谢春涛教授还认为，这些书涵盖了多种题材，回忆录、散文随笔、日记、答记者问，这些题材类型，都区别于过去的文选，具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这首先就是一种政治开明的表现。他们退下去没几年，就把当年的东西讲出来了，这充分体现了政治透明和政治开明。虽然这些书可能只是从个人角度，反映出历史的某一个方面，并非历史的全部，但是这是著书人自己对历史的一种观察和解读，我们可以更加生动的理解这段历史。
谢春涛还表示，随着社会发展，政治越来越开明，一些限制会逐渐减少，领导人出书应该会越来越多。
据媒体报道这些书卖得都不错，民众阅读的热情很高。谢教授认为，这也印证了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国家重大决策不仅跟领导人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内幕以及据此预测未来发展趋势都越来越关注。如果这位领导人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那书的热销是可想而知的。
领导人的一时作为无法超越历史，但其思想观念可以走在历史前面。读领导人的书，需要对照历史、实际政策与今天的现实来读。这样读，我们就可以读出人的梦想，发现国家的希望，看到我们的未来。
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
“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你无点墨靠送钱，编制关系滥用权。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这首《良官骂贪官》出自中纪委前书记吴官正的《闲来笔潭》。该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退休后，吴官正将“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所得写满了40余册笔记本，除了人生经历、工作回忆和读书感悟，还有原创的“小小说”，挑选后配上40余幅自创的铅笔插画，生动有趣。
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的中共领导人文选，近年来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越来越生动有趣，越来越贴近读者。这些图书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当代政治留下历史注脚。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他此后又推出了5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
2003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 古董 。”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
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李岚清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加上朱镕基的“答记者问”“讲话实录”等，有助于去除神秘感和神圣感，让公众了解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个性的领导形象。
卸任领导人这样出书
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
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需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由领导人本人向中央立项，或是走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
选题通过后还需要送审。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
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是个别文字内容的调整。“中办出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张振明说。
有时，中办及在任国家领导人还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审定。据《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采编小组成员毕全忠回忆，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意见。
稿费多捐献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经中办批准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严格规定。据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原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
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研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领导人出书销量往往特别好，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总销量过百万，《闲来笔潭》不到一个月发行45万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销量也过20万册。而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就算卖得很好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按常规计算，一般在7%－10％之间，发行量大时会上调。
中国卸任高官的稿费大多以设立基金会或资助他人的方式捐出。2004年，邓小平亲属将他生前稿费100万元捐给遵照其遗愿设立的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同年，李瑞环亲手创办了桑梓助学基金会，将《务实求理》一书所得的100万元稿费捐入，旨在帮助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2005年，李岚清用个人全部稿费200万元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
2012年，李鹏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出稿费300万元，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
此外，吴官正出资115万元设立了昱鸿奖学金，朱镕基设立了“实事助学奖学金”等。
特殊的读者
作为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都需要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审核。据《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组组长黄书元透露，对该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字都没有改，也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
有迹象表明，有些著作还没出版就已经在官员和同僚之间传阅。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曾经在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上说，他最近看了李瑞环的文集，里面的一个故事把他“逗笑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神农架地区很多野猪横行，赶也赶不走。有人想了个办法，把狮子、老虎等猛兽的声音录下来，支起杆子，用大喇叭放出来。一开始，野猪还真害怕，吓跑了。
“但是过段时间之后，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声音，没有危险。后来野猪把杆子都给拱倒了。村民们感慨，看来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刘云山说，“这个故事谈的就是‘空谈误国’”。
这个故事是李瑞环在今年3月出版的《看法与说法》上提到的。现在，“空谈误国”和另一个词语“实干兴邦”一起，由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的强调，成为中国政坛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发生在新老常委之间的故事总是值得留意。2009年10月，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德国，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前，转交了江泽民撰写的有关能源和信息技术问题的两本英文版专著。
无独有偶，201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典的前一个月，《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一书出版。上海市举行出版座谈会，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要求全市做好宣传发行工作之余，更说江泽民任上海主要领导的四年是“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四年”。
《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曾评价，退休后的江泽民，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用不着演讲和著书立说，只须轻轻拿起电话筒即可。但做过中国“最大的官”的江泽民自己却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历史的解密
不少领导人在自己的书中都会谈到退休这一话题。吴官正在新书中说自己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说的话是：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而据《务实求理》披露，李瑞环则将自己的告别演说的主旨定为“让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虽然已经退休，但因为身份特殊，这些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的书涉及的大多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有些书甚至还有他们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件，很多重大决策、重要政策出台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解密。因此类似的书籍一出，均引起极大关注。
《朱镕基讲话实录》首次公开披露了很多珍贵历史照片，还有朱镕基的亲笔批示、手稿原件的影印等。通过照片批件，读者可以看到领导是怎样批复一个文件，一个决策信息如何运转的。该书仅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35万套。而2009年8月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量早就超过150万本。
在《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中，可以看到在1990年，其时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的乔石，曾强调政法委必须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不论哪一级的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乔石在书中还多次提到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的中央书记处。曾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透露，该机构曾经批准了1985年武警部队的人事变动和1986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召开。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明确了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这个机构同样出现在其他领导者的传记中。据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讲述，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后，常委会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他把中央书记处这个的新神经中枢安排在中南海北门内，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领导。
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时，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与1982年的提法略有出入。
在《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中，有一个事件可以印证这个微妙的变化。在1991年1月，当第18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之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
《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人库恩认为，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扩大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是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使其（常委会）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
领导人出书国家相关规定
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
199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
《规定》界定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范围：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规定》要求专门描写、记述上述人物的专著、传记、回忆录、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必须符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
有资格出版的单位仅限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其他出版社一律不得参与。发行仅限新华书店。
《规定》称，凡写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书稿，在报送新闻出版署之前，须先由出版单位征求本人意见。
精彩书摘
岂能皆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参政，影响决策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一名学者，您是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的？
成思危：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我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有人提出，上市公司既然有了监事会，是不是可以不要独立董事了？根据这样的想法，公司法修改草案上写着“上市公司可以设独立董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设也可以不设。我坚决不同意。根据我的研究，监事会是代表大股东和职工利益，而独立董事是代表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如果你不要独立董事，那么，当大股东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一致的时候，监事会就可能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
所以，无论是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会上，还是委员长会议上，我都主张把“可以”两个字拿掉，最后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相当于将“可以”变成了“应当”，将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南方周末：您领导下的民建中央在参政议政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央决策的？
成思危：民主党派都有不同的联系对象。民建和经济界人士联系密切，七成以上是经济界人士。我们参政议政的方式与此相关。大体上说，民建中央参政议政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研究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结合中国国情，大胆借鉴风险投资等等国外先进的东西，提高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个重点是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围绕这两个重点，我们通过提案，写报告，领题目，在协商会上发言，给中央领导写信等等方式参政议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
南方周末：提案我们容易理解，其他方式我们则很少听说，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成思危：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常见的参政议政方式。比如，我前年到西藏、青海考察，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我签上名，以民建中央的名义，递交给中共中央，就青藏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给发改委，他们专门研究之后，反馈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又批示反馈给我，告诉我建议落实的情况。
相比之下，领题目则不太常见。所谓领题目，就是中央提出问题，我们针对问题再提出建议。比如说，三年前的春节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外汇增长比较快的问题，跟我说：思危同志，你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作了研究，并及时提出了建议。
南方周末：民建中央在参政议政中，对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产生了哪些影响？
成思危：过去十年间，影响最显著的提案就是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19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由于适应整个形势的要求，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十几个部委联合落实这个提案，掀起了中国风险投资的热潮。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66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又如，两年前，我们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被全国政协列为一号提案，相关法律目前已经正式实施了。当然，我们提出的建议有的党派和社会人士也可能提过，但只要能够被采纳，就算是起到作用了。
南方周末：推出一个有望对中央决策产生影响的提案或者报告，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成思危：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参政议政，不管是提案还是报告，都要建立在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能光喊几句空话。每个建议的提出都不简单。例如廉租房问题，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前后，就与建设部开了三次会。我本人三次都出席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出席了两次。2005年，廉租房提案提出后，汪光焘和我们交换意见，我们感到还需要做很多调查研究，我们就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还派人到美国和德国考察廉租房问题，然后和建设部做第二次交流，形成意见后我给温总理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第三次和建设部交流，是讨论如何落实温总理的批示。前前后后，有一年多的时间。
慷慨陈词，鞠躬尽瘁
南方周末：听说，您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比较注重倾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您是怎样听到底层声音的？
成思危：我天天都上网。不一定只看网友对我的评论，我可以了解网上人群的动向，并从网友的一些评论中得到启示。
我还看人民来信。不少人给我写信，反映社情民意。有的企业退休的同志给我来信说，同样大学毕业，企业退休和机关退休待遇就差很远，他们说，我们不是活不下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都是同班同学，从企业退休的待遇就比政府机关低得多？
另外，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召开民建会员座谈会。我当了11年的民建中央主席，开了几百次座谈会，因为我觉得民建会员反映情况可能会真实一些。
南方周末：参政议政中，您曾经写过一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您自己的原创吗？
成思危：岂能皆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不是我的原创，这是徐悲鸿曾经用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慷慨陈词和鞠躬尽瘁，是我加上去的。我扩充这句话，用它来鼓励自己，无论是著书演说，还是建言献策，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都以这句话鞭策自己。
我讲话，往往是和潮流不一样。熊市的时候，我让大家以坚定的工作恢复股市的本色，股市太热的时候，我又讲要注意泡沫。大家强调效率的时候我讲公平，大家过分讲公平的时候我又强调效率。不哗众取宠，不迎合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勇气，我只能“但求无愧我心”。不要想你讲话人家都满意，总有不满意的。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思想境界要更高一些。
南方周末：您曾说过，参政议政过程中，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这话怎么讲？
成思危：讲话，要讲真话讲实话，但也要看场合，看对象，例如在内部讲话就可以讲得更尖锐一些，而在公开场合讲话，表达同样的观点，用的语言就可能不一样。这就叫顾全大局。但是你的主要观点不能变化，不迎合他人，不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学者基本的道德。
南方周末：回顾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有没有影响到您参政议政的风格？
成思危：父亲一生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对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我一直强调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基本理念。当然空话套话一点儿不说可能不现实，但是说了没用，多说真话实话，我确实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做的。
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送给我。我对自强不息的解释，就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这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文革”期间，我受了委屈，身处逆境，但我不愿意沉沦，学了好几门外语。烧锅炉的时候，我学了锅炉学，我不愿沉沦，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用。但是顺境的时候不懈怠，我认为更难。说实话，像我这个年岁，不学习也照样可以凭经验当领导。我做了十年副委员长，从来没去过北戴河度假。节假日、晚上和周末还要学习和写作。这就是不懈怠，这也是自强不息。
退下是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过两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您愉快么？
成思危：15日就要离开了。15日就要选出新的副委员长。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所以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工作中，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成思危：人生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要做你必须做的事，坚守你的责任，比如你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你就不能不管工作纯粹搞学术。退下来，就可以转入另一个阶段，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搞学术研究是我的爱好，我愿意重新回到学术工作中。所以，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把我从职务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但是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南方周末：16岁那年，您提着一个包，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回头想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当时很多年轻人，不单我，都对新中国充满希望，都心怀理想，离开家庭，来到内地，这是当时的潮流。我当时在香港上了进步的学校，受到左翼作家巴金等人的影响，就秘密参加了青年团，抱着一种报国的思想回来了。这也许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南方周末：反观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报国的书生？
成思危：回顾我这一生，有三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16岁从香港一个人回到了内地，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到美国改行学经济管理，拓宽了我的专业领域，从科技兴国转向管理兴国。第三个转折点就是1995年参加民建，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所以简单地说就这么三个转折点。
应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从政，就不能脱离政治，我到国外演讲，就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国内立法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我是一个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我的政治活动。—— 《南方周末》2008年03月20日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