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青少年学生不宜参与政治》

《为什么说青少年学生不宜参与政治》

冯学荣

　　在中国，讲好听的话、讨人喜欢的话，容易挣吆喝，但是却往往是无益的，难能的是讲真话，可是“真理往往与直觉相悖”，因此讲真话的人最容易被骂。

　　中国民众有一种“诛心”传统，喜欢从你的字里行间里，去揣测你是“谁的走狗”，因此给你扣各种各样的帽子、贴各种各样的标签，例如什么汉奸啊，五毛啊，美狗啊，之类的。

　　台湾学生近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学生运动”这个在近代史上常见的词汇。在中国，谈“学生”两个字，需要十分小心，因为民众早就已经站好了队：因为学生是纯真的，学生是爱国的，所以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

　　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人一旦戴上了这种有色眼镜，看问题就会扭曲，往往会走入歧途。

　　稍微成熟一点的、读书多一点的、对近代史了解一点的明白人，其实都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青少年学生最好不要参与政治。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但是许多人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这样说会违背人民群众的“常识”，因而会遭骂。

　　为什么说青少年学生不宜参与政治呢？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因为青少年学生阅历太浅，不懂得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下面，我举一些历史上的例子。

　　我先讲讲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这件事情，知道真相的人不多，请听我简略说来。

　　1926年的政治情形是：当时段祺瑞是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苏联支持冯玉祥，和日本支持的张作霖打仗。冯玉祥在大沽口铺了水雷，违反了《辛丑条约》，遭到外国列强的抗议。

　　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需要煽动民意、逼迫段祺瑞执政府对外强硬、以迫使外国列强收回抗议。

　　这一切，不过是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内战所需，当时冯玉祥代理苏联，张作霖代理日本，谁也别说谁是正面的。

　　出于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苏联借助他们的代理人，例如李大X、周树X等人，利用“段祺瑞对外不够强硬” 这个弱点，煽动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拟推翻段祺瑞政府。

　　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有些学生受到苏联代理人的鼓动，准备了上百根削尖的木棍，（注意：是削尖了的木棍）准备冲击段祺瑞的执政府办公大楼。

　　事实上苏联代理人的目的十分清楚：煽动学生，逼迫执政府卫队向学生开枪，只要执政府开了枪，那么段祺瑞自然民心大失，必然下台！

　　但是，天真幼稚的青少年学生，不知是计，猛喊猛冲，结果在冲击执政府的时候，果然卫队为了自保，开枪了，当场射杀47人。

　　然后呢？全国舆论果然排山倒海地指责段祺瑞，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顺势而为，将段祺瑞赶下了台。

　　也就是说：在“苏联势力”、“张作霖势力”、和“段祺瑞势力”的多角政治斗争中，“苏联势力”成功地利用了青少年学生宝贵的生命，达成了它险恶政治目的。在本案中，象“刘和珍”这一类青少年学生，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其实是被利用了。

　　难道不悲哀吗？

　　再举一例：“一二九运动”。

　　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国民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个国策的好处在于：安内之后，国家军令统一，后院安定，可以全力以赴、抗击日本。在当时的背景下，越早抗战，对中国越不利，越往后，对中国越有利。因此，需要隐忍一段时间。

　　但是，老百姓不懂，不理解。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喊打”胜出，“老成谋国”反而不得民心。

　　当时某些人抓住国民政府这个“弱点”，组织了相当多的人力，渗入北平的学界，组织、煽动学生，游行，示威，逼迫国民政府提前抗日。不但如此，被煽动的学生还到国军第二十九军的军营，对将士进行煽动和策反、要求他们违背国策、提前发动抗日。

　　当时由于《辛丑条约》的缘故，在华北驻扎着一支日军队伍。华北学生“一二九运动”一闹，华北日军和中国第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结果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果然提前爆发，“爱国”学生们得逞了。

　　其结果是3500万人命的伤亡，外加“公有制政权”的上台。

　　当然有人会质问：难道学生不闹、日本就不侵华吗？问的好。打是打，但是人命的伤亡，是35万？还是350万？还是3500万？这显然还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当年的蒋介石，是十分清醒的，只不过，学生是被利用了，做了违背国家、民族和自己利益的蠢事。

　　再举第三个例子。

　　打完日本之后。中国的青少年学生仍然被“建设一个公有制的美好社会”这种乌托邦政治理想蛊惑，纷纷参加地下党，大家合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结果呢？到了“文革”期间，当年这批“参加革命”的青少年学生，时已步入中老年，结果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被“文革”迫害致死。

　　也就是说：“忧国忧民”的青少年学生，参与缔造了一个“新社会”，但是恰恰是这个“新社会”，最终害死了自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正是这个。

　　再举第四个例子。

　　江山代有人才出。文革期间，也有新生代的青少年学生。

　　这次，学生们以参加“红卫兵”的形式、再次参与政治，文斗一次不落，武斗努力参加。打，砸，抢，烧，逼人上吊，甚至开坦克、端冲锋枪上阵，互相武斗。血流成河。

　　当年这些所谓“天真无邪”的青少年学生，现在他们都垂垂老矣，回首往事，摸摸良心，不少人后悔不已，近期已经有不少人站了出来、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爱国”也好，“抗日”也好，“乌托邦”也罢，这些口号，都很好听，而且乍一听，都对，凡是这种“伟光正”的事物，对青少年学生往往有着巨大的蛊惑力，但是，年轻人往往不会往深处去想：

　　1、凡事均有好、坏两面；

　　2、凡事分轻、重、缓、急；

　　3、一切美好理想，都存在“可行”和“不可行”之分；

　　4、从事任何伟大事业，都有“成本”和“收益”之分；

　　5、即便是“收益”本身，也有“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之分；

　　6、更别说“成本”本身，也有“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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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世间事物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青少年学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理解力和判断力，所以我认为：青少年学生，不宜参与政治运动。

　　其实，又何必说政治，即便是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方面，笔者有时候回首往事，也经常会猛然发现：自己在30岁之前的一切所作所为，显然就有许多可笑之处、值得商榷之处、值得悔恨之处，甚至痛心疾首之处。

　　青少年学生涉足政治，出发点往往是满腔理想，而结局却往往是事与愿违、害人害己，这一类事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比比皆是，说不清，道不尽，人尽皆知，只不过差一个人，捅破这层纸，道破皇帝的新衣。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引用清末民初老官僚徐世昌的一句俗话，作为结尾，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也只是一句大白话而已：

““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

——徐世昌

冯学荣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草于 中国香港

　　冯学荣，香港作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共和到内战：见证北洋十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