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当年，说：“‘马日事变’后，鄂南暴动，有些党的骨干逃出来了，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城市里存在不住的也跑到军队来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干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学生。党代表有我一个，我是从武汉大学出来的。我搞的通城暴动，当时就是气愤，不服气，搞了几百支枪。”农军离开通城后，白色恐怖再次袭来，但这并没有吓倒革命者，更不能阻挡革命的火种复燃。隐蔽在通城岳父家，以挖中药材为名，秘密进行地下工作的原蒲圻县委书记沈国祯，深入到黄袍山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拉起了一支三百多人枪的赤卫队。随后同为湘鄂赣特委特派员的毛贲虎，也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这两位播火者，都是学生出身。 武秀才的儿子沈国祯，毕业于湖北蒲圻唯一的县立初级中学。整个民国，蒲圻没有高中，算上私立的初中，也仅有三所，而且经常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毛贲虎是湖南平江县立中学师范班的学生，平江的教育资源与前者绝对是难兄难弟，虽然后来办了高中部，却也经常停办。 今天我们看他们，不过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而在那个每年招生不过百多人的时代，他们绝对是县城里的精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肩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登上中国现代史的舞台，然后迅速分流，成为革命或反革命的一员。 是选择成为口口党员，和人民一起推翻三座大山，改天换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还是选择加入国民党，和各路压迫者一起，成为反动派中的新贵，拼死维持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盘死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在通城和当时的中国，正随时上演。 没有当上小学老师的毛贲虎，在通城却成了我党理论的最佳宣讲师，发展了大量贫苦农民加入组织。大家觉得“小毛先生”，这个年轻后生，不但待穷人彬彬有礼，而且能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即便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黑脚杆子种田佬，也能听得懂，听得兴致盎然。黄袍乡（今属塘溪镇）望湖洞万家屋，一位叫万顺富的中年农民，经常追着去听小毛先生讲课，哪怕翻山越岭，以致废寝忘食。遂投身革命，打心眼里拥护口口党，老万知道只有跟定口口党，黑脚杆子种田佬才有出头天，他们的孩子才能不再是睁眼瞎，不再世世代代给地主老财当牛做马，却难得温饱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