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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高永侠的命运断点

2014年10月15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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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理智与情感,法律与政策,这些分开看没任何错误的元素,凑一起却让高永侠无法走出“亲离‘子’散”的命运断点。她身上承受的,比《亲爱的》中演绎的更沉重。

  媒体轰炸多次,但农妇高永侠和外界间,始终有堵墙。她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连打工,最远都只敢跑到隔壁县城。

  去徐州采访前,有同行告诫我,你别白跑一趟了,她特别坚决,讲不了几句就挂电话了。但她比我想象的还要胆怯。遍寻无果后,电话里,她跟我解释原因,记者喜欢问她过去的事儿,“我想起来就头疼,除非,你们能把粤粤带来给我看一眼”。

  媒体,正是“外界”的最大意象,如果电影也算媒体一种的话。

  十年里,高永侠的命运发生了太多转折:失去生育能力,丈夫“出轨”并带回私生子,丈夫去世,两个孩子被带走,自己成“人贩子”的老婆。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摧毁一个没出过村子的农妇,何况她面对的是一连串苦情剧。

  电影《亲爱的》在叙述李红琴(原型是高永侠)后来的命运时戛然而止。高永侠则始终在同一种情绪里沉沦。三年来,乐乐越来越高,粤粤也在新家庭里有新的生活。高永侠却依然在失眠、抑郁和哭泣。她时刻把粤粤挂在嘴边,村里人已开始厌烦,“小侠精神有问题吧”。导演陈可辛曾通过媒体联系她“说要来关心”,被她拒绝:“我没有什么好关心的,丈夫死了,生活困难,太惨了,没什么好看的”。

  她也曾前往深圳想要回女儿,这个她一辈子最大的“冒险”,却被理解为“对孩子宣泄情绪”。福利院也启动了粤粤的领养程序,并在三年间禁止两人见面。而把解救出的孩子再还回“人贩子”手中,对那些艰难寻子的家长来说也无法接受。就算这些障碍不存在,高永侠还要面对《收养法》的严苛规定,她不符合收养人条件。理智与情感,法律与政策,这些分开看没任何错误的元素,凑一起却让高永侠无法走出“亲离‘子’散”的命运断点。

  影片最后,李红琴走上了法庭,又不出意外的没有结果。横亘在李红琴、高永侠和孩子之间的,是法律和舆论的崇山峻岭。

  有时我想,高永侠的命运太过离奇,似乎恰巧又因此掩埋了某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收养法》中对领养人条件的限制颇多,但能否在冰冷条文中设置一个出口,对高永侠展现出一丝温暖?

  高永侠如今的悲剧,是命运使然,又有多重外因。个体命运或许有别,但有些因素却可以改变。因此,无论是高永侠还是电影《亲爱的》,都不仅仅是一个催泪的“亲情故事”。

  □胡涵(新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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