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72年前文艺大腕们在座谈会上都炮轰啥？

这两天文艺工作座谈会“火”了。规格之高、时间节点之选择都让人不禁联想到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今天，继续来看看，在《湘潮》这本党史刊物中，孙国林考证的那篇文章里，72年前，文艺界大腕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都说了啥？以下为原文摘录，期间所涉观点不代表“政知局”。

萧军开炮

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朱德则双目盯着他。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地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这时天色已晚，凯丰（注：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便宣布休会，并要大家准备意见，16日上午再来开会，继续大会发言。
炮轰“整风”

5月16日的文艺座谈会，主要是大会发言。会议仍在中办小会议室举行，凯丰主持，基本上是参加第一次会的文艺界人员。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会聆听发言。毛泽东面前放了一叠白纸，不时用铅笔记下一些发言。

萧军似乎前次的“炮”还没放完，而且由于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在第二次大会一开始，萧军抢先发言，他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你们还不如整一整“人风”，你们的人不行。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提出整风呢？

萧军的话，又受到胡乔木的反驳。胡乔木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在中午吃饭时，胡乔木又与萧军坐在一桌，两人继续争论，而且声音很大。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艾青发言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他还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并行，不分轻重，不分高低，它们殊途同归。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言中，艾青对周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鲁艺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宗派集团，应该解散送前方去。这话立即遭到周扬的反驳。

作家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磨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朱德越听越气，心想：一个经历了皖南事变，突围生还来延安的新四军作家，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他马上站起来直视吴奚如说：“吴奚如同志，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对于这种严厉的批评，吴奚如没有申辩。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有一次演出，群众在舞台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中国作风，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我们演完戏离开的时候，群众送出我们老远。有人看不起《小放牛》，但群众喜欢，我们就演《小放牛》。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不用打问，只要顺着有鸡蛋皮、花生皮、水果皮、红枣核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一路走，一路吃，路上都是蛋果皮。他讲的时候显得十分自豪。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露出赞许的笑容，并频频点头。柯仲平讲完后，会场响起一阵掌声。最后，毛泽东冲着柯仲平插话说：“你们今后还要提高，如果老是《小放牛》，可就没有鸡蛋吃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以及公开发表的《讲话》，都用了《小放牛》这个例子，说明文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二者要结合起来。

文艺与歌颂
欧阳山尊是个豪爽的人，发言也简明。他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份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东西更多。人们被他的激情所感染，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身着戎装，高声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真的高高举起了双手。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到底是从前方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朱德点头说：“是的，是的！”

吴亮平是翻译家，当时担任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编辑部主任。他发言批评萧军时引经据典，书生气十足，不像胡乔木那样鲜明。他慢条斯理地讲了一阵后，就有人喊“这里不是课堂，你不要讲课了”。他只好坐下。

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芳的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来到延安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得到改造，灵魂不干净，在作品中，教学中流露出许多不正确的东西。他检讨了曾对托尔斯泰的“爱是文艺基础”的盲从，对“写熟悉题材，说心里话”的不适当强调。最后表示要好好改造旧的思想，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和实际学习。另外，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艾青的观点。他发言时有的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的反省。会后，有人还说他是“带头忏悔”。他讲完后，速记员周昆玉低声对毛泽东说：“他说话快，讲的时间不长，却记下这么多。”毛泽东笑了。

丁玲的发言令毛泽东喜忧参半。当她对《三八节有感》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笑着点头。她讲的文艺批评现实生活应该防止片面性的观点，主要是依据毛泽东会前与她谈话时所讲的观点。可是，丁玲在发言中也暴露出一些糊涂观念。她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像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应当去热情歌颂;但对于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当无情地去暴露它。此时，毛泽东表情严肃。因为丁玲的观点比较抽象，没有具体指出歌颂的对象是工农兵，暴露的对象是敌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毛泽东在5月23日作结论时，专门讲了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作者|孙国林

来源|《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