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岳山人：依法治国与长治久安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讨论的主题是“依法治国”问题。从1997年十五大报告正式写进“依法治国”，至今已经过去17年了。

自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阶段已来，“长治久安”就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面临并一直试图解决的共同课题。如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这个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在“阶级”真正得以消灭之前恐怕还将一致探索下去。

“长治久安”出自东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原文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西汉初年，刘邦定都关中，取当地长安乡之含意，立名“长安”，其中也蕴含“长治久安”的意思。

当初班固提出的“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显然是希望刘氏家族统治的社会能够长期安定，从而确保刘氏家族能够长期统治下去。所以班固提出的“长治久安”其实是通过“建久安之势”来实现刘氏封建王朝的“长治”（长期统治）的家业。可见，“治”是手段，“安”是“治”所要达成的目标，同时，“久安”又是“长治”的保障，而“业”（在古代可以理解为家业、基业，在现代可以理解为事业）才是终极目标。

“依法治国”看似非常简单，只有四个字，四个字中“法”是“工具”、“治”是“手段”，“国”是“对象”。但深究下去，内涵却异常丰富。

首先看“工具”。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工具”有谁来制作（制定），这就必然涉及到“立法权”行使主体（有谁享有）与实现途径问题。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立法权的行使几乎都使用“代议制”（由行使主体推举或者选举代表行使）。单纯围绕“代议制”这个问题立即就延伸出系列问题：代表如何分配？代表如何产生？代表的议事规则？对代表如何监督？代表的罢免，等等。“立法权”涉及到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就是“法律为谁服务”的问题。“法律为谁服务”那么法律就应该由谁制定，反之，法律由谁制定，则法律就为谁服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立法代表来源及其产生方式实质上就说明了“法律为谁服务”的问题。

其次再看“依”。如果单纯从字面理解的话，则“依”指的是“使用”、“利用”。从专业的角度来理解，应该是指法律的实施与执行，这就是涉及到司法权与执法权及其行使的主体问题。而要确保司法与执法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偏差，就需要对司法主体与执法主体实行监督，于是又延伸出应该由谁来监督？如何监督？

再次，如何理解“治”的含义。“治”是一个中性词，既可以理解为“统治”，也可以理解为“治理”，或者可以同时理解为“统治”与“治理”兼而有之。如果单纯从字面理解“治理”的意思，那么应该是指“治国理政”。历史上，“治国理政”应该包含“统治国家管理政务”的意思。历史上的“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处于混乱（战乱、动乱）状态时让社会恢复到安定（稳定）状态；社会处于安定状态时防止社会“生乱生变”。因此“治”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而“管理政务”则指及时处理社会日常事务，使得社会处于有序运行、防止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导致破坏社会的稳定状态。不过，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的含义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更加突出了其“中性”色彩，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修改《宪法》会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开始变得异常敏感，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此前《红旗文稿》连发两篇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的主要原因吧。

最后，再说说“国”。在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时代，“国”成了某个姓氏的“家”，所以国与家有时候是很难区分。当社会进步到由党派执政以后，国与家才有了真正的划分界限。那么，“依法治国”的“国”到底包括了哪些组成部分？理论上讲，这个“国”应该包括所有的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所以，执政党以及代表执政党行使各种职能、职权的个人都应该包含在“治”的对象以内。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事实却并非如此，“权大于法”、”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凌驾于法律的现象不但时有发生，甚至发展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根除“法外特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挑战，就在于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实现“三个方面统一”，那么中华民族迎来的不仅仅是“长治久安”而是“恒治永安”。无疑，中国共产党将再次创造出“世界奇迹”、“历史奇迹”、“人类奇迹”。山人期待着这一奇迹能够始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并且恒久延伸下去。如此，则人民之幸也，中共之幸也，人类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