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老农为换粮票给重病儿子买饼干 不惜下跪磕头

核心提示：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死盯着他手中的粮票，哀求说：“能不能用钱换你二斤粮票？”原来老农的儿子生重病，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嚼几块对他们来说稀罕已极的饼干，但无粮票不能买。作者心中一酸，把粮票往老农手中一塞转身就向外走去。但还未走到门口，听到“扑通”一声，猛回头只见老农跪在地上向他叩头，手举粮票，高声喊道：“谢谢解放军！”。

文革宣传画，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雷颐，原题为：《票证，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各种票证曾经长期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那段长长的时间充满数也数不清的票证。现在回忆，居然想不起什么东西是不“凭票”供应的。

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未提及。

“统购统销”切断城乡的有机联系

从1953年秋起，中共中央陆续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1953年实行此政策当然有短缺经济本身的原因，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严格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到消费都要实行计划，因此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有实行“票证化”才能计划管理。

这样，国家实行了对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农民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摊派数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城市居民的口粮、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中国社会形成僵硬的城乡二元结构，全部中国公民被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个等级，吃农业粮者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由此，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地和职业的不同，而是一种难以更改的、世袭的身份不同。直到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未被打破。因此，这一制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广和时间之长，甚至是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统购统销”实行后，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几乎全部被国家掌握，切断了城乡间的有机联系。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购买自己所需物品。这种社会结构极其“稳定”，但却毫无生气与活力。“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最现实的结果是切断了还有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与农村、农民的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全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易如反掌。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有关票证的“黑色幽默”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