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救灾时，火车上有一个人穿迷彩服，看见别人也穿，一问都是救灾的，就决定大伙儿一起，这样，下火车时就组成一个志愿团队了。而鲁甸不是。在鲁甸救灾的人，不是在火车上或飞机上认识，而是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协同作战，在国内一次次的救灾行动中成长联结起来的。”这是公益人邢陌眼里，鲁甸救灾中的一个不同。

2008年的川震，百万志愿者曾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历史标志。从2008到2014，历经玉树、舟曲、雅安等多个大灾难中民间救援的砥砺，到鲁甸地震时，中国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成熟，又是一个节点。

从汶川到鲁甸：成长中的民间力量

记者 江雪

8月9日，鲁甸地震逝者“头七”。傍晚时下起了雨。在县城的广场上，人们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缅怀逝者，祝福生者。

而此刻，在地震后的残山破水之间，上千名民间救灾志愿者还在冒雨奔走：“越野e族”云南大队的队长老纳，正在艰难挺进龙井村发放帐篷；“蓝豹”救援队的队长简格民，正深入盲点，查看一个三镇交汇处的小村；“壹基金”公众参与中心的姚遥，则被大雨困在龙头山的山头上，与伙伴们搭起帐篷，准备在危机四伏的山上过夜；而“安营扎寨”于县城一角的“民间救灾协作大本营”，仍然是一派忙碌。

快速成立的“民间救灾协作平台”

震后第二天，一个聚合20多家民间草根组织的“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就已建立。与另外5个由基金会主导的救灾系统一起，开始有序运转。

8月6日，鲁甸地震第三天。40岁的老纳驾驶着自己的越野车，从位于鲁甸县第二幼儿园的大本营出发，前往受灾严重的火德红镇。

在震中龙头山镇，壹基金与“越野e族”汉中分队联合设置的流动餐车，让孩子和老人吃上了热饭菜。

他是受托来为“壹基金”勘察一块可以设置流动餐车的地方。餐车已经找好，是“越野e族”汉中分队提供的，运转则由壹基金支持。地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热的饭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为救援者以及灾民解决吃饭困难，也能为灾民提供心灵抚慰，帮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在火德红，他遇到了“阳光公益”的张耀明。老张从广东惠州赶来，带着自己遍布全国的20多名志愿者，正在灾区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希望能深入到堰塞湖附近被困的李家山村，但此时道路不通，他正联系。“我们这帮人不怕苦，不怕累，最怕没事干。”他说。

在和镇长简单聊过之后，老纳决定放弃在火德红设餐车的想法。因为镇上已有能力供应一部分热餐，而他们，必须把餐车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最终，通过信息核实、现场勘察，餐车安置在了受损严重的龙头山镇光明村。

这只是民间力量在灾区救援的一个普通场景。观察可见，和2008年汶川地震地震相比，甚至和才过去不久的雅安相比，此次在灾区救援的民间力量，少了盲目，多了理性；少了单打独斗，多了协作互助。

8月4日下午，地震发生第二天，已经近十家基金会、40多支民间救援队挺进鲁甸。如壹基金这样大型的公益组织，因7月份就派人在鲁甸的乐红乡救泥石流灾，情况熟悉，所以很快在住宿紧张的鲁甸县城，设置了自己的指挥部以及仓库。而另外40多家草根的民间组织，此时如何协同作战？很快，在6家组织的牵头下，一个“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建立了起来。除了发布倡议书，网上互动，信息共享，他们还在县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安营扎寨，即鲁甸县特殊教育学校内。一度驻扎在大本营的有49家民间组织。还不包括散落在灾区其它地方的。

没有打印机，民间救援组织组建协作平台的倡议书手写后贴在墙上。

“汶川救灾时，火车上有一个人穿迷彩服，看见别人也穿，一问都是救灾的，就决定大伙儿一起，这样，下火车时就组成一个志愿团队了。而鲁甸不是。在鲁甸救灾的人，不是在火车上或飞机上认识，而是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协同作战，在国内一次次的救灾行动中成长联结起来的。”邢陌说。进入灾区的志愿者不再是盲动，而大多拥有自己的组织，邢陌认为，这正是中国民间力量在一次次救灾行动中日益成熟的表现。

邢陌在志愿者们中的大名是“老陌”。他是当年汶川地震中，著名的“NGO四川联合办公室”发起人之一，也是这次鲁甸民间救灾“民间协作平台”的“总协调人”。这个“头衔”，是民间救援者“安”给他的，不需要什么证明。就如云南志愿者“石头”所说，在真正的民间力量中，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但大家都知道“听谁的。”

和政府对话：在碰撞中建立有序沟通

“一刀切”的交通管制，使民间的专业救援队进入灾区的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在震后第四天的政府与民间救灾对话会上，怨气爆发了出来。

困在拥堵的车流中，让携带各种专业设备的救援队员们心急如焚

8月5日上午，在通往震中龙头山镇的路上，已进行交通管制，为的是“留出生命通道”。但这也导致进入震中的道路严重堵塞，“蓝天救援队”、“曙光救援队”等多个专业救援困在其中，携带着各种专业设备的队员们心急如焚。

鲁甸的道路状况本来就差，震中龙头山镇只有一条公路通达。加之夏季雨多，塌方不断，地震后虽经抢修，但道路时断时续。而“一刀切”的交通管制，使救援者进入灾区的效率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在汶川、雅安等地，可以说到达震区的路多四通八达，即使没有通行证，民间救援力量也照样可以抵达，但在这里不行。”老陌说。

这让一些民间救援队心生怨气。“我们的车好不容易进去了，又不敢出来。但救援队的补给物资一般只带两天，这样补给和轮换休息就没法跟上了。”一位救援队员告诉记者。事实上，在进行交通管制后，鲁甸县开出的通行证一度一天只有50个，而这50个，还包括政府机构的车等。

此时，必须有一个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对话了。因为邢陌在云南公益界的影响，他被民间力量和政府都认可，这个会由他去牵线搭桥。8月6日晚上，由云南团省委书记杨军主持的这个会，在鲁甸县召开。40多家民间组织，包括7家基金会的秘书长都参加了这个会。他们代表已在灾区的60多家民间组织，和政府对话。当晚大家“控诉”的焦点，就是交通管制问题。

“不是不接受管制，而是不能一刀切，把带着生命探测仪、全新装备的专业队伍堵在外头，放进去的却是没有专业力量的组织！”在会上，一位民间机构的负责人言辞激烈。多家救援队也一吐苦水。主持会议的杨军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并表示会将这些意见反馈给有关部门。

“会很成功，大家算是畅所欲言。能和政府沟通，让民间组织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要求，这对民间在鲁甸的救灾非常重要。”邢陌说。他认为，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和政府沟通，在碰撞和交流中形成秩序，这非常重要。

“在雅安救灾时，也召开了一个政府和民间组织对话的会，但那是地震第七天时。在鲁甸，这个会在第四天就召开了，这也是鲁甸救灾中的又一个进步。”邢陌说。

政府部门也有进步，但滞后于民间力量

“如果我现在要100个志愿者，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王小虎说。他是鲁甸县火德红镇镇长。他认为当地政府还缺少与民间机构对接的专业部门。

“很漂亮！”地震第三天，邢陌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在鲁甸救灾的6个系统，赞叹他们的专业性和彼此的分享协作。这6个糸统包括了壹基金的“救援联盟”和“联合救灾”糸统。还有其它的基金会系统，再加上草根的“民间协作大本营”，至少网罗了几千名志愿者，在灾区展开专业而有序的行动。

参加救援的民间组织在大本营召开协调会。

民间组织在鲁甸救灾中的成熟进步，看起来非常明显。但政府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这方面表现如何？是否也有了进步？

“2008年地震时，我到四川救灾，住在帐篷里。十多天下来，腰都受影响，而这次，这么多草根志愿者进入鲁甸后，政府很快就能帮助协调到到一块安营扎寨的地方，至少大家回大本营休整时，不会受风吹雨淋。”邢陌认为，中国经历过一次次灾难的洗礼，政府还是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但也有一位基金会的负责人认为，政府部门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还很落后。“毕竟灾难也有地域性，一个地方如果多次遭遇灾难，和民间组织沟通也多，会积累一些经验。但很多地方，政府还是缺少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意识和经验。”他说。

事实上，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和政府的沟通还很少。如邢陌所说，当时的民间力量参与救灾，往往会避开政府，政府也像防贼一样，躲避着志愿者。其间也发生过多次摩擦。例如NGO四川联合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还曾在救灾未结束时被警方调查，理由是他在紧急情况下用私人账户暂时接受了一些捐款。

观察者认为，6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在默默发生变化。从怀疑、抗拒到接受，并主动对话以及提供服务，尤其是那些灾害频发地方的政府部门，已认识到，致力于社会建设的民间组织，在政府力量不能抵达的地方，可以做许多事情，在灾难救助中，尤其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在大型灾害中，政府有非常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但在中小型灾害中，政府可能动员不了太多的体制内力量。而民间救援力量此时就可以表现出很大的作用。”邢陌说。他认为，这也是四川大地震后，很多民间公益机构能在救灾实践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原因。

但观察可见，在引导和服务于社会组织，善用民间力量方面，政府还做得不够。

“如果我现在要100个志愿者，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王小虎说。他是鲁甸县火德红镇镇长，地震以来，一直在忙碌于镇上的救灾工作。他觉得镇上的救灾工作非常需要那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他们能为政府分担很多压力。但是，当地政府在和民间机构对接方面，还是不明确。

这也是壹基金鲁甸救灾总指挥沙磊的感觉。沙磊说，壹基金和政府部门的沟通还比较顺畅，也始终保持着信息的交流。例如壹基金此次在灾区服务的1000名志愿者中，有一半是壹基金吸纳的，另一半，是在鲁甸县团委登记的，这些本地的年轻人，被指派到壹基金，来进行志愿服务，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但是，沙磊觉得，政府还是缺少一个专业的部门，来对接所有来灾区的社会组织。

8月11日，昭通团市委的匡副书记告诉记者，在对接社会组织方面，昭通有一个“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中心”，但主要是民间机构成立的，并不属于团委管理。目前团委的工作主要是服务于自己招募的志愿者。

据了解，震后有关部门在昆明召开会议，探求对接社会组织的机制。邢陌觉得很好，但他同时认为，这个会应该到鲁甸灾区来开，不是由专家学者讨论。

在灾难频发的云南省，因为文化多元，其实社会组织数量比较多，也比较成熟。政府的管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目前在《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中，涉及到社会组织救援的，只有简单的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同参与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队伍，加强业务培训，配备必需的交通、通信等应急救助装备。”

在《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中，有“社会动员”一条，规定：团省委、省红十字会加强志愿服务管理；及时开通志愿服务联系电话，统一接收志愿者组织报名，做好志愿者派遣和有关服务工作；根据灾区需求、交通运输等情况，向社会公布志愿服务需求指南，引导志愿者安全有序参与。

这条将团省委和红十字会定位为对接组织，但在实践中，相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还是有些滞后。

专业性：“民间救灾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

以往到达灾区后，大家都是扎堆往震中跑，或者跟着媒体的报道走。这次能看得出来，除了一些队伍还比较盲目外，很多组织都不再跟着热点走。而是自己有自己的行动计划。

8月9日，震后第6天，壹基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火德红乡的安置点发放“温暖包”，另一方面，是给一个孤岛村庄龙井村发放物资。晚上下起了大雨，志愿者们被堵在路上，已做好了在险山上过夜的准备。

在灾难救援中，信息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沙磊说，沙井村一直没有成规模的物资进入，而救援者最希望的就是挺进孤岛，给最需要、最弱势的人群送去支援。而对这些需求的信息，他们都会进行交叉核实，包括联系当地的乡镇干部，了解路况，是否有人进入等等。

“经历过这么多年灾难，能看得出，民间力量的表现是一次比一次好。”沙磊说。

壹基金和“越野e族”汉中分队放弃最初在火德红设流动餐车的想法。通过信息核实、现场勘察，餐车安置在了受损严重的龙头山镇光明村。

此次赶来鲁甸的民间救援力量，大多是在汶川地震后发展成长起来的。24岁的黄梅属于“盘县义工”组织，多天来奔走于重灾区的村庄。她告诉记者，盘县义工因为汶川地震而建立，如今已发展出一个系统，大家日常通过QQ群、微信群等联接，平时主要在乡镇开展发放“温暖包”、“防灾教育”、垃圾回收等公益服务，这次救灾，盘县义工派出一支专业救援队，另派遣10位志愿者。她本人到鲁甸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壹基金对接，投入救灾。因为大家平时就有联络，所以工作很顺畅。

沙磊认为，民间力量在历次救灾中的砥砺成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在救援中表现得有序、理性了。也显示出了各自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首先表现在，对灾难的反应非常迅速。壹基金的救援队伍在当晚半夜就赶到，物资在凌晨6点就到达了。其他各家救援队也都反映迅速，这和平时积累的经验有关。

另外，以往到达灾区后，大家都是扎堆往震中跑，或者跟着媒体的报道走。这次能看得出来，除了一些队伍还比较盲目外，很多组织都不再跟着热点走。而是自己有自己的行动计划。沙磊介绍说，壹基金一开始就没有把力量全部投入到龙头山镇。专业的救援队在请教地震专家后，判断巧家县的灾情也很厉害，所以把很大的力量投入在巧家。

“所以即使道路管制，我们的工作还都在进行着。”沙磊说。

民间救援的专业性另一个表现是形式多元了。在灾区的民间机构，救灾侧重点各有不同，有关注儿童的，有专门提供物资服务的，也有供应饭食的，大家分工协作，也资源共享。

如今，在72小时的黄金救援过去之后，灾民的生活安置与重建将是更重要的问题。在鲁甸，如今各家救灾网络的重点已转移到灾民安置，下一步，还将进一步转移到灾后重建。

民间救援的专业性另一个方面是对信息的处理。救援者姚遥发现，此次救灾，民间力量更为重视信息的流通，信息的发布也更加专业性，基本上都有各自交叉核实的系统工。另外，各家基金会都更注重信息的播报。几乎每个基金会都在做“日报”，就是将每天的救灾信息发布出去，这非常有利于信息的沟通交叉。姚遥认为，此次救灾，壹基金80%以上的捐款来自网络捐款，包括微信捐赠的开放、救灾过程中信息的分享模式等等，都可以看出移动互联网对公益生活的改变。

2008年，邢陌在四川，和公益伙伴们一起，协调了大约200多家民间机构救灾，他认为，那是民间力量的第一次大联合。“那次我意识到，民间单打独斗，是没有工作效果的。自身也难以得到保障。也知道了联合的力量。”他说。

如今，在鲁甸，正是这种联合的力量，将无数的爱心与公民的责任心汇聚，让人们感受到中国民间力量不仅在灾后的废墟上做出贡献，他们本身，也正在愈加理性、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