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事业，城市共享生活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聚落的一种形态，是由人与个体人、人与社群、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之下，中国香港、韩国首尔、中国台北等现代化大都会，正在汇集来自政府、NGO、社会企业等各个领域力量共同寻找一条构架社事业型城市的可行之路 。这其间又尤其以香港为首，在社会力量办社会问题的事业上进步之快，有目共睹。

大城香港的历史沿革

作为一个繁忙拥挤的大都会成员，香港人很似生活在这个巨大的社区当中的邻居，从特首到街尾吹水的老港阿公，从工商巨贾到路边鱼蛋粉摊主，每一个人之间都有可能有很各式关系连接在一起，这使得港人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参与度。

今日香港可以看见的年轻人主动参与社工行为、学龄儿童在校期间即有机会体验社会服务、老年人发挥剩余之力帮助社区做力所能及之事、政府部门和商界每年慈善晚宴、马会优先安置适合残障及再就业人士职位等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港人在历史沧桑中早已培育出的抵御各种天灾人祸的纯朴的互助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了近二十余年政府倡导、社会各界力量大力支持使香港公民社会建设绽放光彩。

香港在上世纪1980、1990年代便有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的雏形，早期推动这一社会活动的团体主要来自政府保良部门和宗教组织，集中于社会保障领域的贫困、出狱、戒毒等人群。

1997年前后是香港社会事业演变极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众所周知，1997年对于香港和港人意味着两件大事：一是香港在经历了长期的英国统治后回归祖国，港人治港使得港人有机会投票选举自己的执政代表；另一件事则是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经济体系岌岌可危，对香港本来风头正劲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一方面，1997年前后的动荡，移民潮、高失业率等，使得很多社会问题日趋明显，对社会创新产生了需求。另一方面，政府经费减少，也使得政府、社会组织都不得不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阶段的社会事业开始更加关注普通市民的基本需求，对社会福利问题也开始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解决。目前在港很多有名的社会事业项目都是这个阶段成立的，如“平安钟”。

千禧年前后，香港社会事业发展与有了很多新的尝试，这时来自英国的社企运动开始在港得到响应，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在香港开始传播。

政府在2001年的财政预算中，宣布向非政府机构拨款五千万元，为残障人士创造就业机会。在该年的施政报告中，政府提出要“大力发挥社会基层人士的主动性”，因此以前期基金三亿元成立了小区投资共享基金。政府的两项资助计划，促成了不少社企的诞生。

2005年初，香港整体经济复苏，但贫穷的问题凸显。特区政府成立了“扶贫委员会”，大致主张以小区为本的扶贫工作，同年9月，正式讨论社会企业的问题，发表《从受助到自强——社会企业的发展》，倡议为发展社企提供支持的环境。特首曾荫权在2005-06《施政报告》中，提到要帮助有能力工作的人“自力更生”和发展社会企业，提倡社会企业遂正式成为政府的政策。

从2006年开始，扶贫委员会及民政事务总署开始大力推广社会企业的发展。至2008年5月，全港共有284家由社会服务团体开办的社企，平均雇佣10名员工。2008以后，社企逐渐成为社会运动，进入民间与政府互动和合作的阶段

2007年12月，民政事务局举办了“社企高峰会”，意味着政府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政府遂于2009年特首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成立“社企咨询委员会”。

2008-2009年间，民间社企活动和组织相继产生，例如社联在汇丰银行的支持下，成立了“社联-汇丰社会企业商务中心”，目的是为社企提供商业咨询服务。

特点鲜明

放眼亚洲，香港其实是有明确的政府倡导开办社会企业和相关立法得以较先落实的少数地方之一。这使得香港形成了行业鲜明的地区特点。

首先，由于香港相对紧张的竞争节奏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基数，使得失业问题成为香港面临的首要社会问题。香港的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制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就业培训为中心组建的。即使是部分是与失业问题无关的组织和企业，我们也会发现香港针对这一领域的统计数字里总会大量附带工作职位数等信息。实际上，这类的项目也会比较容易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

其次，养老、助幼、扶贫、帮残等原社会福利项目在港社企创新很多，这主要是为了用有限资源解决更多问题而采取的新政的一部分。香港有很好的关注社会福利的传统，保良局等政工商学每年度慈善晚会都是香港人记忆中精彩的盛会。这部分的社会事业创新和社会企业创业在观念上首先很容易得到港人的认可和支持。

再次，香港是一个非常注重创新和有着坚韧创业传统的城市，这点在社会事业的创新路上尤其成为一条亮丽风景线。香港几大富豪创业的故事在港人中耳熟能详，这些故事流传广泛体现了港人对艰苦创业和突破现有自身资源局限的强烈认同。所以在港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创办故事，无不是用绩效的资源调动了极大的社会协作，并能持之以恒的实现创办的使命。

香港现存的大部分社企是由政府的社会政策所催生的，并规定为非盈利的注册身份，而非由企业创意形成，因此香港很多社企的社会目标明显，但企业性格薄弱。在政府资助期过了之后，若没有提供后续资金或善后安排，不少项目将转瞬即逝。“个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在港近年来虽然也有比较出色的案例，但在整体环境下还不是主流。

商业文明与多元化社会的共同选择

商业文明服务于公众利益是历史必然。而香港是一个商业文明发达的城市，对社会企业家的发展应该据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社会创业论坛的发起人谢家驹先生在《公益创业》一书中分享了两条给他带来“最大动力来源”的“简单信念”：

1.人人皆可为促变者

2.每一个企业皆应为社会企业

这个理念是美国人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提出的。香港未来的社会发展恰恰也有赖于这两点的实现：

1.每个港人都是社会事业和城市发展的促变者

2.每个香港的工商企业都同时是一个承担解决社会问题责任的工商企业。

香港的国际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都非比寻常地快。在香港街头50%的黄种人不是香港本地人，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每日穿梭于城市的各条街巷，外籍移民和来港旅行者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趋明显，香港本地的农村消失带来的人口择业、传统文化保护也都以迫在眉睫，香港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千禧年之后，香港的各领域社会力量都更加努力地尝试为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香港政府、投行和商业领袖对社会事业和社会创业在政策与资金上给与了极为实效的关注和支持，在香港创立社会事业项目可以有多种渠道的到支持。传统的社会福利工作中担任了重要位置的宗教社团在新的世纪里更加具有活力，将更多样地服务和支持构建这座幸福和谐的城市。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都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招收和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学界介入城市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业发展研究，给香港的社会事业发展带来的更为坚实强大的后援，有力地推动着新技术和新理念参与社会创新的实践。更多的中小学校开展了社会服务实践的体验课程，街头时有中小学生向行人宣传社区环保和益老事业，商场常有青年举办活动介绍低碳生活理念和促进社会融合。企业精英不再仅满足于慈善捐赠而开始关注创立商业技术支持下的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CSR战略已成为在港所有主要工商企业的必修之课。文化界人士活跃于社区老年人关爱项目和残障人士辅助项目，教师群体更有结成团体利用假期远赴香港以外的落后地区支援教育，无论港内港外都对社会事业建设饱有热情。

可以讲，香港成为社会事业型城市的雏形已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