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舜：中国控烟必须先废烟草专卖制度

（据2013年5月22日新民网报道）在中国履行世卫组织《烟草框架公约》将满5周年之际，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出炉针对1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履约排名中，中国排名倒数第二，得分为44.6分，略好于俄罗斯。控烟如此不力，以至于世卫组织驻华的沙罗博士都忧心，控烟不力将影响中国的竞争力，中国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乔布斯”，失去属于自己的ipod。

中国的“乔布斯”们珍不珍惜自己的健康，在剔除了控烟知识的公共传播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之外，一定程度上属于烟民的自我选择。控烟毕竟不是全面禁烟，控烟强调的是在科学、理性、正义的前提下，对烟草业及烟民实施影响，进而最终影响烟民的行为。正如很多烟民所强调的，“我有吸烟的自由”，假如吸烟果然糟践自己健康，那也是自由选择问题——但有个前提，吸烟必须在法定的吸烟区进行，烟民不应当强迫他人吸二手烟。

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控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创造条件推动相关法令的颁布。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太不给力。应及早改革甚至废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以示决心。

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减少吸烟人群，世界各国都在烟盒上画上吓人的骷髅，中国不仅没有这么做，甚至还允许企业印上很潮很漂亮的图案，把卷烟包装得像艺术品，以吸引自用消费、礼品消费。

烟草税利年年看涨，且烟草业的税金和利润皆以GDP涨幅的两倍以上在增长。仅以2012年上半年为例，实现税金3286.79亿元，增长17.18%；利润同比增长18.66%，达1520.37亿元；不仅本国扩大生产，还大量进口，进口总值是出口总值的三倍以上。国家垄断的烟草业成为重要的税金和利润来源，其代价则是烟民数量的增多和烟民健康的受损。

这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官方数据显示，我国有烟民3亿左右，每年有120万人因吸烟死亡，超过艾滋病、结核病、交通事故和自杀人数的总和。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00万人。生命高于一切，假如政府关心公民健康，划不划算，这笔账是很容易算清楚的。加大烟草税率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控烟手段，但这一措施对中国并不奏效，因为中国实施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税收和利润都是政府的收入，税和利在名义上调来调去，政府的总收益不会变。一手抓税收一手抓生产销售的政府，怎么可能自行斩断巨额财源？所以，中国的控烟事业，不改革甚至废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光靠制定公共场所禁烟等外围的努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之下策。

尽管如此，微观上，社会团体及普通公众仍有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做。有志于控烟的公益组织除了推动政府制定控烟的公共政策，还应加强控烟戒烟知识的传播， 用文明科学的手段，戒掉烟民精神心理上的烟瘾。普通公民也并非无能为力，烟民对人我之界和他人的空间应该树立起码的尊重意识，避免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封闭处）吸烟，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现在这是道德和文明素养问题。不过个人认为，二手烟本质上涉嫌慢性投毒，建议将二手烟的管控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

无论法律管不管，泛滥成灾的二手烟、乱丢的烟蒂都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的标志，很多中国建筑的设计建造并未另辟专门的吸烟区，以致公共卫生间沦为吸烟区，也折射出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低下。文明藏于细节之中。同样是亚洲国家，日本很早就着手控烟，超市里最显眼的地方就摆着口袋型便携式烟灰缸，以防烟蒂烟灰乱丢的现象，道路上也设吸烟区，对边走边吸烟的行为严令禁绝，充分避免了路人被动吸烟的状况。这些先进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