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昆山工厂爆炸后，被迫失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赴当地调查发现，支撑起昆山制造业基础的，正是大量外来打工者。而在江苏昆山，每3个人当中就有2个是外地人，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否有保险，有福利，都无所谓，只求多挣钱。 那么，作为劳动者应当享有的福利，为什么这些外来务工者并不看重，一旦遭遇生产安全事故，他们又是否知道自己该如何维权？

　　央广网北京8月16日消息（记者何鹏）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从江苏昆山的农民工身上，可以看到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影子。他们个性不同，人生也有所不同。 

　　小王和老李都来自河南，两人都曾在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不同的是，老李现在依旧日思夜想重新回到工厂，挣笔可观的工资；而小王却早已在两个月前向中荣公司辞职，另觅他处。

　　小王:“可以这样说，进去是人，出来是鬼。” 像小王这样的早班员工，每天6：45打卡报到，7：00正式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然后换上像老李这样的晚班员工，同样的工作，周而复始。事发车间流水线上，工人彼此之间仅隔50厘米，整个车间粉尘弥漫，即使每天包裹严实，一天下来，除了牙齿是白的，全身都是铝粉。 对于工厂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环境，老李也并不否认，他说，由于常年日夜颠倒，再加上超负荷劳动，他也落下了病根。

　　老李:“习惯了，我到现在这个肩膀还有点痛。” 户籍人口约70万，而外来务工人员却达到户籍人口的近两倍——这就是江苏昆山的人口现状。灯红酒绿下的都市男女，绝对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和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 小王说，农民工们的生活空间除尘设备老化，大量灰尘弥漫于车间，戴口罩不管用，很多工人因为长期工作，有的患上了尘肺病，有的因为粉尘导致出血。

　　小王:“两只口罩，一个礼拜两只口罩，三天一双手套。” 小王坦言，员工们向工厂讨要得“职业病”的说法，是大家迟来的觉醒。

　　小王:“以前是有一个，已经闹过事了，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但是我们不干了，出了厂了，厂里也不会说来给你体检体检，你进厂的时候是好好的，出厂的时候也不给你体检，你知道你是健康出厂还是带病出厂？” 而对老李来说，他现在还能够活着坐在路边蹭无线网看电视，是幸运的；而凭他自身并不算好的条件，一个月能挣到5000多块钱，他更是感恩的，因此，他并不憎恨工厂。在他看来，当初，是工厂选择他，而他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工厂。

　　老李:“招的时候条件不高，文化程度不管，只要你有把气力就成，能吃苦就成，他这个厂就是下力活，不是巧妙活。”

　　我们说，如果这次昆山的这家工厂没有发生爆炸事件，在高强度中日以继夜工作的农民工是否会意识到，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是如此恶劣？昆山中荣公司爆炸案，恐怕留给我们的遐想并不仅仅止于此。要让农民工们享受平等的工作待遇，而不仅仅是出卖自己的力气，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等国内16名社会学家就昆山中荣工厂爆炸案发出联名呼吁信，建议企业工会设立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对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对工人进行生命安全培训，让每一个人都有知情权、表达权和管理权。 而这样的消息，在老李心中却激不起一丝涟漪。对工厂怀着感恩的心情，再加上老实本分的本性，他只想远离现实，远离大家谈论的话题，一个人躲起来，在路边一坐就是一天。他希望能保住工作，他说，他还要攒钱给儿子娶媳妇。

　　老李:“反正是进去能干了的也不多，只要你能够吃苦，能够坚强流下去，就在那干，要是刚开始那几个月要是忍耐不住，就干不了。” 

　　三农学者陈里指出，很多进城农民工都会有老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期望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工作福利；另一方面，又怕因为争取权利而失去挣钱的机会。对自身权益的漠视，也正凸显了当前我国对农民工保障问题的缺位。

　　陈里：“一个是农民工就业的培训就业的服务，再一个就是子女就学，还有一个就是遇到侵害，得不到保障，受到侵害的时候，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得不到保障。” 采访时，老李告诉记者，他身边的很多工友都是每天两点一线，从床铺到工厂，在他们看来，钱才是王道。工资的多少，成了他们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好的唯一标准。而对于社保等劳动保障，他甚至会要求不交保险，多拿钱。

　　老李:“那能有什么想法，反正是干活，拿工资。” 老李说，他有自己的打算。自己年纪不小了，趁着有力气，要多挣些钱。将来他总是要回到老家的，而对于各种保障，他不是不想争取，是不敢争取。

　　老李:“干几年，回家不干了，给小孩盖房子，回到老家慢慢干，总不至于一辈子呆在外边吧。”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农民工一心“向钱看”的行为，是有其根本原因的，不能把板子全打在他们身上。

　　郑秉文:“他不知道未来能拿多少钱，就是现在的缴费和未来的待遇水平有多大的联系他不懂，这个钱我交给地方政府之后能生多少钱，在什么政策制度下去运行，看不到。” 而在三农学者陈里看来，要改变目前打工者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现阶段，首先要让在外务工的农民感到心里踏实，各方面有保障，而制度上的建设必须跟上。

　　陈里:“城市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要加强，法律援助体系一定要给农民工一颗定心丸，除了问题一定要有人来管。在城市要建立必要的公共服务的保障，县级以上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农民工的办事机构，要建立农民工为主要人口的流动人口的领导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