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书院】熊培云：这个社会会好吗？

为什么在中国，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戒心？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共场合公开自己的名字。而在欧美等国家，家庭住址上的信箱都会明白无误地留下自己的名字；陌生人见面，多不避讳谈论自己，握手时首先说的可能不是“您好”，而是自己的名字。我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名字都要隐藏起来的人，能够充分享受言论自由。

这个时代有两样非常病态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整体上的幸福感：一是没有底线，二是不留余地。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底线了。这是件坏事情，当然也是件好事情。说它坏，是因为各行各业都失去了底线；说它好，是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社会层面，沉浸在一种长年“比坏”的氛围中，大家感受最深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不留余地的同义词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放到现在就是疯狂发展、疯狂消费、疯狂耗费资源。在欧洲，没有哪家餐馆不提供干净体面的刀叉，而在中国，很多小餐馆提供的都是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饭盒、一次性纸杯、一次性桌布、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消费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有数据表明，仅为生产一次性木筷，中国一年将失去五百万立方米木材。

卖车和卖房已经成为中国的两大支柱产业，高昂的房价使许多年轻人从此失去了理想。过去我们讲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他们已经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北京地铁一号线。他们承受了太多来自社会和内心的压力。汽车也正在成为一种祸害，现在哪个小区不是停满了汽车，稍有点钱，就一定要买大排量的。前不久，北京一位朋友告诉我，为了解决停车问题，他所在小区已经开始砍树、铲草坪。就这样，最后一点乡村元素，也要被驱逐了。如果还不觉得我们有问题，那就看看世界最喧嚣的城市纽约，它是如何保护中央公园的。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模式”。我承认，这些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你也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但是我更倾向于从教训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而不是从经验的角度。

资中筠先生也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参加某会议，一个德国人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她说：“你高估中国了，我们还有许多困难。”他摇头：“你们连工人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人力资源上的竭泽而渔。同样严重的是对环境的破坏。随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很少有江河湖泊没有受到污染。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写到的兰阿姨，她的老家在江苏海安的一个村子，村子现在成了“癌症村”，男人快死光了，赶上出殡时，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着。前几年，在我老家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也出现了“癌症村”。

湖南郴州的一位高中生，为了筹措购买iPad和iPhone的费用，卖掉自己的一个肾脏。而据说原来定的价格是一个肾二十万元，结果他只拿到了两万元。

这是一个多么苦涩的笑话，多么真实的悲剧。有的人真是为生活所迫，比如家里有人生病了，交不起医药费，没办法，他只好去卖肾。这样的理由让我们同情到悲愤。还有些人却是因为消费了自己消费不起的东西，比如将信用卡刷爆了，还不起，于是去卖肾。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太争”了。还有比这更荒唐透顶的事吗？

人人希望这个世界在我们离去的时候，比我们来的时候要好，可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有信心这样扪心自问吗？一个国家，没有长远打算，追求幸福不量力而行，只管今天不顾明天，这和那些小青年的卖肾模式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