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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公网 作者:张广昭
7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周永康案立案审查。周永康因此成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常态政治中,第一位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落马的政治局常委。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局常委无疑是权力影响巨大的政治精英。习近平能够打破中共30多年以来“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规则,不仅反映了他的执政权威和反腐决心,更是对中国法治的一次重大改革布局。它无疑将影响中国的国家兴衰和中共的未来存续。
在这次惯例研究经济问题的7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这与以往有很大不同,90年代以来的4次四中全会,3次议题与党建相关,1次与国企改革相关。但把“法治”作为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这是首次。这说明,习近平等领导人意识到,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下执政,必须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必须扭转司法衰败的颓势,重新树立司法公信力,让中共干部和普通百姓从内心里信仰法律、敬畏法律。
无论是司法界,还是民间,普遍感受过去几年中国法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倒退。中国的法治进程往往渗透着高层政治精英的偏好、选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是真心想搞市场经济,想要把法治结合起来,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党政系统还是人大系统,法治的理念都备受重视。
但是近些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新一轮司法改革体现出鲜明的“群众路线”方针,进而改变了之前司法改革中由法院改革所日渐凸显的审判独立、法官独立所带来的司法现代性趋向,日益凸显“人治”现象。突出表现为,滥用劳动教养制度,强硬维稳导致“黑监狱”出现,暴力执法、“委托暴力”,司法干预、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在“维稳”大旗下,出现了大量侵犯人权、践踏司法的事情。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是造成司法公信力流失严重。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当时就表达过对中国法治的担忧,认为最近几年中国的法治有倒退的危险倾向。在强硬维稳的思路下,稳定压倒一切一旦失控,弄不好就变成了人治复辟的一个土壤。
重庆演绎的“李庄案”和“王立军案”就是最好例证。公安机关家丁化,表面上是打黑除恶,背后是滥用私刑,谋财害命,什么都干,无所顾忌,甚至迫使个别人跑到外国使馆寻求庇护。看似是乱政,实质是在消耗、侵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信任。
对此,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难辞其咎。
周永康案的公布,一方面反映的是中共的反腐决心,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习近平推行法律治国的意志。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十八届四中全会集中聚焦法治课题。周永康案为中国司法改革、法治改革提供了难得契机,使习近平的法治改革议程,不会受到大的阻力,同时这也是“新的历史特点”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须选择。
此次政治局会议指出,“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这就说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当前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治理。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经验。无论是多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制国家,抑或是一党制国家,国家的善治无不与法治息息相关。非常熟悉新加坡治理模式的习近平,深刻洞悉到法治是这个国家治理成功的核心理念。
周案的公布,以及四中全会法治议题的确定,将是法治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法治中国如果实现,不仅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安乐幸福的盛事,也将是为世界创造新文明模式的贡献。具有邓小平气质和意志的习近平,将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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