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研究札记微信号:hefancass
********************************************
写在前面的话
文/何帆
我应中信出版社邀请,为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写了个导读本,单独成册,大约在十月、十一月出版。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学术界对皮克迪的讨论,我请我的几位学生,分别对几位评价皮克迪的代表性学者做了观点评介。一共有七篇评介,分三天推送,请大家指正。今天推送的是韦茜同学介绍阿西莫格罗和大卫·哈维对皮克迪著作和观点的评价。
那些关于资本主义规律的起起落落:阿西莫格罗评皮克迪
文/韦茜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学界对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罗(Acemoglu)教授一定并不陌生。他在200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使用殖民地传教士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研究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篇论文不论是在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对后续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阿西莫格罗再接再厉,围绕着“制度是起作用的”(institutions matters)这个思路发表了一系列引用率颇高的论文,2012年写出了《国家何缘失败》一书,一时间在中国也是被广为传颂。这次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阵飓风,各位经济学大家如克鲁格曼、索洛、曼昆等都纷纷加入了这场热烈的讨论,阿西莫格罗算是姗姗来迟,但一出手就是长达40多页的学术论文,被认为是目前学界对该书最有力的批评。本文由阿西莫格罗和他的老搭档,哈佛大学的James Robinson教授合著。Robinson教授也是《国家何缘失败》的另一作者。
阿西莫格罗在文章的开头表达了《21世纪的资本》引发的对不平等关注的赞许,并且表扬了皮克迪挑战大问题的勇气。但是紧接着,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皮克迪错了,正如马尔萨斯、李嘉图、特别是马克思一样,皮克迪犯的错正是试图去寻找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这样的普遍规律对我们不论是解读过去还是预测未来都毫无帮助。因为所谓的普遍规律,无一例外地都被历史证明错了,而犯下这样错误的原因,在阿西莫格罗看来,就是这些思想家们把局限于当时历史的理论当成是放之四海、跨越时空的真理,全然忽视了制度、政治和科技的因素。
阿西莫格罗总结了《21世纪的资本》中关于资本主义的三条普遍规律:第一,当经济增长率(g)越低时,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越高;第二,长期内资本收益率(r)>经济学增长率(g);第三,只要r>g,不平等的趋势就会越来越大。阿西莫格罗认为这三条规律从模型推导的逻辑来看都有问题,尤其是第三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r – g会对不平等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皮克迪既没有假设检验,也缺乏因果分析,甚至连相关性检验都没做,这一结论并不能从数据中自动显现出来”。紧接着阿西莫格罗用了南非与瑞典的例子来说明他的两个主要批评:一是不平等长期变化的背后动力与r – g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制度在起作用;二是用1%阶层的收入状况作为不平等的指标有失偏颇,反映不出贫富差距的实质与全貌。
以南非为例,1910开始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早期不平等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48年南非国家党掌权之后,种族隔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50年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出台,1950年开始颁发种族身份识别卡,1953年白人与黑人的教育系统彻底分离,黑人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他们出来后能够更好地为白人服务。吊诡的是,如果仅仅观察这段时期内顶端1%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占比在稳步地减少,若是你认为这意味着南非变得公平了未免就错得离谱,因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加大。
或许很多人会反驳,不平等有很多种表现,种族差距是一种,顶端1%是另一种,而r-g只是针对1%这种不平等的解释。事实的确如此吗?阿西莫格罗教授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28个国家143年的数据,统计上显著的结果表明顶端1%与r-g之间的关系居然为负!也就是说,如果r-g越大,反而对1%的阶层越不利,这恰恰与皮克迪的规律相悖。面对这样的结果,阿西莫格罗表示,“这并不是说高额的r就不是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了——很可能它就是——这样的结果只是意味着,不平等背后有其他更多更重要的机制,而这些因素被忽略了。”
如果顶层1%不是一个好的代表不平等的指标的话,什么才是呢?“或许是机会不平等吧,”阿西莫格罗这样写道,“给每个人都提供一个平等的竞技场,增加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少不同种族之间、甚至中产阶级与底层人民之间的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阿西莫格罗仍然认为1%的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关乎政治体制健康的问题,财富的集中很可能会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造成威胁。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为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阻挠其他人接近政治,而一旦垄断了政治权力,这些人反过来又会改变经济制度,垄断高利润行业,禁止竞争对手进入,如此压榨型的制度最终导致了威尼斯的衰落。“这就是1%背后的政治含义,任何现实中的政策都应该加强制度的制衡,谨防这样的权力攫取。”
“任何读过《21世纪的资本》的人,都无不被皮克迪的雄心所打动。” 阿西莫格罗由衷地感概。但恰恰又是这样总结“资本主义发展普遍规律”的雄心壮志,使得皮克迪的观点有失偏颇。
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大卫·哈维评皮克迪
皮克迪《21世纪的资本》一书堪称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无数的关注与争议、赞美与反感,单单敢用“资本论(Capital)”一词作为书名,就不知要牵动到多少敏感的神经。克鲁格曼在书评里讽刺那些攻击皮克迪的右派,“除了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之外未能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击”。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将皮克迪视为惺惺相惜的知音吗?恰恰相反,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批判来得更为猛烈,皮克迪可谓是受到左右夹击。
哈维教授著作等身,算得上是人文社科领域集大成的理论家,左派中的一代宗师,他对罗尔斯不屑一顾,一辈子最热衷的就是孜孜不倦地批判自由主义。他在《新自由主义简史》里讲述了资本如何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到处泛滥,控制了经济,加剧了不平等。“自由是匹好马,看你往哪骑”,这是哈维的名言,因此他最欣赏《21世纪的资本》的一点就是,皮克迪阐明了在没有任何再分配机制的情况下,自由放任的市场将惠及大众只是个神话,毫无管制的资本主义最终会威胁到民主。虽然同样批判了对自由市场抱有乌托邦幻想的右派,但好感止步于此,哈维教授认为皮克迪对不平等深层原因的解释存在着重大缺陷,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皮克迪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他所谓的“资本主义中心矛盾定理r>g”,即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将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会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堪称不平等铁律。虽然哈维赞扬了皮克迪认真细致的数据收集工作,但他对r>g的论述并不满意,认为这只不过是统计现象罢了,连解释都谈不上,遑论定律?如此阐述,揭露出来的东西远比掩盖的多,数学公式背后残酷的政治斗争,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了。紧接着哈维进一步指出,想要探究不平等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得从正宗的《资本论》处寻找答案,马克思早就说过导致中心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是赤裸裸的阶级矛盾。
举个例子,《资本论》第二卷里指出,资本的本能就是不断地低压工人的工资,但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人们的消费能力,使得市场无法吸收这些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亨利•福特意识到了这样的矛盾,因此他把最低工资提升到了每小时五美元,为的就是提升消费需求。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美国大萧条,很多人都认为是缺乏有效需求的表现。受到启示的凯恩斯学派在二战后推出了一系列增加需求、减少不公平的政策,这在哈维看来,实质就是在与资本的较量之中,劳动的地位和力量相对上升了。但到了60世纪末,资本家们再也坐不住了,决意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打击劳动阶层的力量。于是乎凯恩斯学派被抛到了一边,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供给派登堂入室,成为了经济学神殿的座上宾。整个80年代见证了劳动阶级的节节败退,大幅减税、削减福利,1%的阶层在资本的一路高歌中崛起。“这一切都没有被皮克迪的数学公式揭露出来,”哈维这样写道,“这一切都是政治斗争”。
同时哈维还认为皮克迪把资本的定义搞错了。那些闲置的钱、土地、不动产、房产等都不能算作是资本,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生利。这也正是资本家能够长期保持高额回报的秘诀:通过限制一部分的资本供给来保证那些仍在流通领域中资本的回报,就像那些石油公司制造短缺的假象一样。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哈维指出,就不能理解r>g的内在机制。
1971年起,大卫•哈维无论在哪一所大学任教,几乎每年都会开一门《资本论》课程,甚至一年中讲两三遍。“每次我都必须问自己,应该以何种不同的方式阅读它?它又将给我之前未曾注意的何种启示?”带着对原版《资本论》超乎寻常的欣赏,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这是一本“以资本论为题却没有在真正谈论资本”的书。“皮克迪从未真正读过《资本论》”,哈维一再在书评里强调,“他显然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
皮克迪当然不是21世纪的马克思,他只是在右派里面太左派,在左派里面太右派,因此才会如此左右为难。与哈维本质不同的是,皮克迪从未想过解构整个资本主义,他更想做的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恐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由,即便恃才傲物者如萨默斯,面对皮克迪的著作也不吝溢美之词:“即便他的理论解释全错了,他转变政治话语的数据工作也值得获诺贝尔奖了”。而哈维们如果抱着寻找“当代马克思”的期望来解读皮克迪,也难免要失望了。
声明:
此微信公共号主要推送中国社科院何帆博士自己的研究成果。欢迎转载,但转载的时候请注明“转自何帆研究札记微信号(hefancass)”,感谢支持!
如果您喜欢本文,可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
关注“何帆研究札记”,您可添加公众微信号“hefancass”,或扫描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