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1世纪的前员工：是什么造就了“丑陋”的媒体人

9月4日，我的朋友圈被这条新闻刷屏：上海警方日前侦破一起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有偿新闻非法获取巨额利益的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21世纪网主编和相关管理、采编、经营人员及两家公关公司负责人等8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据称，案涉数十家企业。

我在朋友圈里说，作为一名《21世纪经济报道》的前员工，“有种‘一点也不奇怪意外但还是很难过’的感觉，又失望至极。”

前同事们答我：“我也是！”

说难过失望，是因为那些名字的熟悉度。越熟悉，就越失望。

说一点也不奇怪意外，是因为在平时的业务接触中，也隐约感知其人其事风格比较激进/危险。我无意重述过去之事，只想说，这天下怎么可能有秘密，蛛丝马迹必然落入有心人眼里。“不意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行业里多数人都有“副业”，主要的副业之一就是开公关公司——这大概就是典型的“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我在职与离职期间都听闻了各种财经媒体中层、高层的生意经（包括上述的21世纪网主编）。哪一笔生意与所在媒体无关呢？不在其位，如何谋其利？

究竟是谁，造就了如此“丑陋”的媒体人？

一、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

据说，此次事件是有企业举报，但我知道，有更多企业面对媒体行业流氓，自愿沉默。因为，曝光出来，企业接受敲诈的原因也将揭开，投鼠忌器，媒体是老鼠，自家企业的名声是玉瓶儿。

这种副业的产生，实在源于企业自身存在用金钱消灭负面报道的需求。有时是企业真被抓住了把柄，有时，只是号称专业的财经媒体记者把上市公司公告内容复制一下，提出似是而非的质疑。可企业怕负面信息披露出来，监管方咬住不放。

“有偿沉默”，既能解决企业的问题，给媒体创收，又能满足媒体可怜的自尊心。

企业的“心虚”，助推了媒体的嚣张。

那些有瑕疵的上市公司与准上市公司们，并非都明白企业危机攻关的形成原因和危害、正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往往被本土财经公关公司诱导为相信灭稿、高层关系即能搞定一切。

在此处，财经公关公司确实神通广大，他们打通监管方与媒体的任督二脉，就能让已具资格的企业成功IPO或维持形象，暂时灭火。这里面的需求有多大？财新的一篇报道《IPO有偿沉默》中指出，财经公关上下产业链的“市场价值”已过十亿元。

一位在公关行业20余年资历的师兄有一句口头禅“公共关系是社会文明的服务生”，但能接受这个观念的企业家不多。公共关系在国内已经被扭曲成了请客/行贿/灭稿/人情……

其实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派董秘和高管去进修公共关系学。

二、媒体的压力与诱惑

以上是外部事实，那么媒体内部呢。

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官方媒体，另一轨，就是自负盈亏的市场化媒体。官方背景的媒体可能无法真正按照发展规律去经营，而市场化背景的媒体，也遇到没有完善的刑诉追责和民事赔偿体系的现实。

这两者，都有压力，也都有权力，于是，也就都要面对诱惑。

我们还遇到了传统媒体遭受严重冲击的环境。

广告业务被新媒体冲击得七零八散，上至央视下至区域性媒体，普遍裁员减薪，都在陈述着这个行业的下滑现状。媒体中的各种“恶”也被挤了出来：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俨然成了目前一些媒体的“营收业务”。

今年6月，中央纪委集中公布了2013年第二轮巡视对象的整改情况。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新华社竟也存在利用发稿权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的现象。最终，上海分社终止与交通银行合作协议，并退回后者尚未执行合同金额350万元。

而大环境的不安定，也会映射到个体身上，危机感会促使其更加看重个人利益。

像21世纪网的高管，收入断然不低，何必把饭叫饥？

我们可以用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对心理学利己主义的解释来说明：“任何人最终所能够欲求或寻求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东西只能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

三、相关法规长期缺位

新闻寻租也分数种，通过官方的权力寻租是其中最恶的一种，其次便是金钱寻租。上世纪80、90年代滥觞的有偿新闻之后，新闻的商品价值被放大了。

14年前，我还在实习期就看到了媒体老师们拿红包和企业礼品拿到手软的一面。那些被寻租的利益获得者升级到了媒体高管岗位，依然在寻租。

很多媒体都公布了对记者编辑收受红包的处理意见，那么为何有的媒体人不接受收买，有的媒体人来者不拒？

如前所述，诱惑是一个原因（必须要说到钱），有的记者工资收入不高，付出的劳动不少，因而认为自己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保障，因而将被采访对象的馈赠视为一种合理补偿。但我们恐怕也不能忽视，收受被采访对象的馈赠，风险不高——因为行业和社会大众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若行为不触及底线，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惩罚这种行为。

相关法规缺失，造成寻租成本过低。媒体人利用自家媒体版面的平台换取利益的行为一直都存在，企业请媒体人担任独立董事或企业顾问的事例也不少，往往是媒体宽容，企业顺水推舟。

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媒体人的职业操守与道德约束，是极其不可靠的。

我们当然赞成对媒体腐败做一次大扫除，可惜并非一次清扫，就能解决问题。抓了虫还要打药，不然，在腐坏的环境下虫子一样滋生。

药方是什么？恐怕还是制度的改革。（席瓦尔 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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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评论：记者虽有败类，但别成抵制舆论监督的借口

在一次会议中，我问一家企业负责人，现在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回答：“是记者。”他说，一旦企业做大了，来采访的记者一茬接着一茬，一个比一个难对付，找各种事，不从你身上薅点什么不会罢休，应付记者耗费了他们相当大的精力。

这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当家的企业年产值百亿。我对记者“骚扰”企业也时有耳闻，但听到他把记者说成企业“最大的困难”，还是感到意外，不过也知道，他说的是他真实的感受，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记者曾被称为“无冕之王”，其社会地位何其尊贵，现在却常沦落到贼盗之流(“防贼防盗防记者”)，短短20年左右，何以发生天壤之别的落差？

过去这些年，记者队伍里出了很多败类，这是事实。他们就是带坏一锅粥的那粒老鼠屎，全体媒体人都要为他们的丑行埋单。随着反腐工作的全面深入，对媒体从业人员的清理整顿也在铺开。相对于官场反腐，对媒体业的整顿显然更容易，见效会很快。

我相信，中国的媒体队伍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变得干净起来。我担心的是，因为记者形象的全面恶化，一些人及机构对舆论监督的抵触、干扰、破坏、对抗甚至打击报复，获得了道义正当性，很可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现在是信息爆炸、真假和是非难辨的时代，尤其需要有良知、有专业精神和水平的记者去探寻真相、呈现真相。这样的记者毕竟比那些败类多，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媒体人的整体进步。记者监督的往往都是或有权或有势或有钱的人，他们手里本就有丰富的资源，来逃避监督，如今若又获得道义上的优势位置，这对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是非常有害的。

媒体应代表社会的良心，是舆论的法庭、公平正义的监视器，记者没什么权力，但责任却很重大。记者能否有效地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是一个社会健康度的核心指标之一，这需要社会对记者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职业荣誉感正在大范围垮塌，调查显示，医生、教师、公务员等等，都不愿意子承父业，重建职业荣誉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其中，记者的职业荣誉感重建应该首当其冲。（何申权 环球网）

财经公关：一个特殊灰色掮客领域的罪与罚

有名有姓的专业财经媒体、专业财经公关公司，第一次以这么公开与官方通报的方式，被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个通行行业多年的潜规则，也第一次被这么可以有名有姓的实证讨论。

上海警方9月3日向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通报了一起“特大新闻敲诈”案件。当天，21世纪网主编和副主编，相关采编人员，以及两家财经公关公司上海润言和深圳鑫麒麟的负责人等8人分别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2013年11月以来，专业财经媒体21世纪网主编刘某、副主编周某以及部分采编经营人员，对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区市的数十家具有“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市公司或知名企业进行了新闻敲诈。上海润言和深圳鑫麒麟居间配合，帮助招揽介绍了其中部分企业。

上述名单中的刘某、周某分别是21世纪网总编辑刘冬、副总编辑周斌。这二位还同时在母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任职。8人中，还包括上海润言总经理连春晖。上海润言是国内最著名的财经公关公司之一，主要面对创业版，在国内IPO市场中，占据了几乎1／3的市场份额。

据财新报道，在21世纪网2011年7月改版上线的活动上，众多业界人士出席，财经公关公司润言连春晖和鑫麒麟董事长郑炜亦有参加。连春晖待人谦和，有亲和力，她的工作主要是拜访客户和参加社会活动，在券商投行业务圈内积累口碑，从而获得企业客户资源。9月2日，她还在参加由某证券媒体主办的有关员工持股的论坛活动。

钛媒体还了解到，连春晖曾跟朋友感叹，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行业。

春晖所说的尊严，应该就是，游走在号称追求专业的“财经媒体”与并非没有瑕疵的“拟上市公司”之间的特殊掮客身份，又被称为行业里的“黑金掮客”。

钛媒体曾经发表过关于一些公关的讨论，今年所谓“风声很紧”一直在公关行业人人自危。而在所有公关公司细分里，财经公关又是集中度最高，且利润最丰厚的领域。在上市公司IPO产业链中，财经媒体和财经公关一直是比较奇怪的一环，最早把这一中国特色奇怪链条“未点名”公开于众的是财新的一篇报道《IPO有偿沉默》：

“创业板上市企业花费的此类额外费用平均为600万元左右，大多不能以信息披露的名义计入发行费用。这对每年净利润只有一两千万元的中小企业是不小的负担。”一位证监会相关部门的局级官员甚至认为，这是一些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年业绩难看的原因之一。

以此推算，该产业链的“市场价值”已过十亿元级。近年来，随着IPO扩容加速，报价更水涨船高。这个过程中，企业或者经得起各种考验，凤凰涅槃，顺利上市；或者被折腾个半死，一些被隐藏的信息暴露，股价打折；或者因此上市夭折，无一不体现了市场的力量。

虽然上述报道未点名，但也足以引起市场震动。财新是中国财经媒体里一直相对特立独行的一支队伍，因为上述针对同行的文章，财新也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

不过，这种特立独行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首席钛妹还在财新工作时曾经接受过一家拟上市科技公司董事长的约谈，有趣的是当时的理由：“因为只有你们是不在他们聘请的财经公关需供打点的“名单”里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亲自沟通一下。”

2012年7月 ，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重庆调研。与会企业代表提到，上市公司应对媒体报道工作越来越复杂，因为其中既有严肃的报道，也不时遭遇为难乃至敲诈，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大对财经类媒体的准入、管理以及考核。

郭树清回应，对媒体确实也有一个监督问题，初步的想法是可考虑纳入诚信体系建设，无论机构还是个人，包括媒体，只要进行了虚假或者恶意宣传、报道的，都要记录在案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在媒体不方便直接参与的事，往往都是由这些财经公关来承担。而这些公关公司人员或许本来就出自媒体行业，或拥有大量所谓媒体资源。公关公司在向公司“客户”展示实力时，往往都是与哪些大媒体老总熟识。

21世纪网案发对整个行业的震动作用很大。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就曾经评论说，21相对不是最脏的。而且21里也有非常多确实很优秀的媒体人。

有消息称，本次行动采取非常迅速，之前毫无征兆，两位主编3号下午还在公司开会。3号晚上，官方通报了此案。今天上午21世纪网证实有工作人员被带走，他们也将积极配合调查。

据钛媒体了解，润言早已计划转型，但仍挡不住事发。2013年末，证监会重启了停滞多时的IPO审核流程，随着这一波行业整顿浪潮，财经公关这一中国特色的伴随“IPO”兴起的特殊产业链角色，以及本就颇有些“寒冬”意味的媒体行业将向何处。（钛媒体 赵何娟）

财经媒体为何偏爱IPO报道

据相关人士透露，此次21世纪网案发，或于当年酒鬼酒被曝含有塑化剂有些关系。

2012年11月，21世纪网以《致命危机：酒鬼酒塑化剂超标260%》为题，发文报道酒鬼酒有毒。报道称，21世纪网在酒鬼酒实际控制人中糖集团的子公司北京中糖酒类有限公司购买了438元/瓶的酒鬼酒，并送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酒鬼酒中的塑化剂DBP明显超标，超标达260%。

文章发出后，酒鬼酒临时停牌，整体白酒行业也遭受重创。中国证券报曾统计，在2012年11月19日21世纪网刊发报道之后仅一天时间，两市13只白酒股19日的总市值蒸发约323.56亿元。事后亦有人分析，此次媒体送检，有可能是一场做空白酒股的阳谋。

事实上，此次21世纪网涉嫌IPO敲诈，在业内并非个例。围绕于财经公关，多数财经媒体都曾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每家上市公司IPO期间，都得准备一笔客观的媒体费用”，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在去年IPO暂停一年期间，一些财经媒体甚至不得不转变，以应对这块利润缺失。

一位主流财经媒体人士向记者站网透露，大部分同行更加倾向报道即将IPO的企业，而且这部分选题，大都是负面反之是公关正面宣传类稿件。

事实上，拟上市公司在成功IPO的前夜时，公司高管们“心乔意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负面新闻。

曾经有企业已经拿到了IPO批文，可是因为一篇负面新闻遭到证监会调查，因此无限期推迟，至今仍未成功发行，可见IPO企业对负面新闻的“畏惧”。

媒体同行偏向报道拟要IPO的企业除了可以让报社获得更多广告费，另外转载量也是非常的大。只要是财经类负面，各大财经网媒肯定是第一时间转载，这已经是常识。给报社获得广告费也只是为公，而上市公司的公关部或者董秘总会通过财经公关公司以各种名义让媒体从业者私人获利，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由于企业在IPO过程中受到的关注和质疑最多，财经公关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在IPO期间，国内公司基本百分百会聘请财经公关。财经公关会帮助企业监测媒体动态，协调高危媒体关系，制定上市后的媒体投放合作方案，确保企业在平稳的舆论中登陆资本市场。

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完整的媒体与财经公关利益链条。在记者站网此前对多位媒体高管接连落马的分析总结中，媒体存在的新闻寻租、灰色经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顽疾，难以根除。

21世纪网在官方通报中，被定性为新闻敲诈。

根据《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明确规定：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行为，不利用职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以任何名义索取、接受采访报道对象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

此前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亦是如此。2013年陈永洲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准逮捕，新快报人事也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由报社安排，采写的内容经过了报社的编辑、审核、把关，是严格意义上的职务作品。

并且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社会功能，也是社会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要落实形式，记者作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采访报道权受法律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会职业。

对此，有关人士指出，在针对媒体从业人员涉及新闻敲诈、有偿新闻时，有关部门应厘清份属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并根据此，判定责任方。

但总归“打铁还需自身硬”。原则，底线仍不能轻易突破，利用新闻寻租，绝不可取。今年以来，包括双汇、阿里巴巴等企业均以不同手段向外界透露出，其遭遇有关媒体的多次敲诈。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有偿新闻、新闻敲诈，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绝非某一家或几家媒体单位所独有，有关部门应尽早出台相关规定或措施，来规范这一行业发展。

资深媒体人石扉客有观点认为，国内媒体都存有脏的问题，其中在市场化媒体里，财经媒体普遍比其他报道领域的媒体脏。并且这种问题的产生，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先从领导自身产生问题，再到采编人员。 “但财经媒体也有高下之分，财新传媒是相对不脏的，21世纪绝对不是最脏的。”（张江 记者站）

来源：传媒圈整理自钛媒体、上海观察微信公号、环球时报、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