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
<太原门户危京都>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晋商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此外,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额、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晋籍官员多腐败>
山西经济的崛起,为晋籍子弟读书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许多商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应试,于是许多商人子弟由此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而山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将迅速崛起。明清时期,晋籍官员在政府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
而清代高级官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格外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中,噶礼就任山西巡抚时就与太原知府赵风诏及地方官员勾结,全然不顾民生,大肆贪污搜刮,相互勾结包庇,牵连官员人数甚广,最终查处的噶礼贪污一案官员人数达200余人。
<雍正推行养廉银>
山西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称为火耗或耗羡,雍正帝下令将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此打击贪腐,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雍正皇帝在实施“火耗归公”后便推行了“养廉银”政策。给官员以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或减少贪污事情发生。
一系列反腐手段对山西的贪腐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清代的法律、制度、政策存在漏洞,使之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看似高薪养廉,但并未彻底解决山西的贪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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