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舌访谈录】杨健：《风筝》没能飞上天，也没有折戟地上

影视独舌第102期

一个制片人对编剧的复杂心情

一念之差应了独舌君的访谈之约。他已做了预告，里面有我的名字，我自然不能给人家开天窗，这点原则还是要讲。

“拖稿”不全是因为忙，只因独舌君此次策划的栏目是《编剧有话说》，而我就影视作品而言，更准确的职位是出品人和制片人，编剧只能算副业，尽管相比于前者，我更加喜欢在文字中完成自己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做编剧，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做自己公司的戏，往往就是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当聘请的编剧完成不了任务，写不下去了，或写得未尽如人意，达不到拍摄要求，并且改不动甚至不愿意再改了，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只能是我，因为合同里牵扯署名呀酬劳呀什么的，碰上聘请的编剧非常著名，对方不同意随便一个人就来改他的东西，于是我的头衔便起了作用，我来总行吧？对方也就给了面子。而我心底之处暗喜，相比于公司的事务性工作，我更愿意自己不是行政人员而是创作人员。

我写剧本是惬意的，因为没人催稿，什么时候写好了，什么时候剧组筹备就是了，给自己狂开绿灯，人无压力轻飘飘，一个剧本我断断续续能写两、三年，有心情了写，没心情了算。我白天上班处理公司事务，晚饭后散散步、遛遛狗，然后上网看资讯，玩游戏，折腾到十点家人都睡了，这才开始下笔，通常写到凌晨一点，因为翌日还要上班。海岩老师曾经告诉我，他每天就是去昆仑饭店上班或者去完成各个非影视头衔下的工作，然后回家给猫狗洗澡捯毛（要知道他养的可不止一两只，而且都是冠军级），最后才是写剧本，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每天两千字，字数够了就睡觉。

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闲庭信步，上面说的是个案，而常态是我比一般编剧更像一头犁地的牛，而且狼狈不堪，尽失制片人的矜持和尊严。比如《公安局长》，戏刚开拍三天，陈宝国就不干了，现场摔了茶缸子，他一来觉得剧本没改好，二来判定导演在监视器前无作为。他为演公安局长，之前到宣武分局下了一个月的生活，和警察们一起出现场，吃食堂，开会办公，且那个时候他演完《大宅门》正红得发紫，从各个意义上我都必须留住他。

所以我答应了陈老师，一换导演；二我亲自改本子。当时只有七集本子是他满意的，往后的都得重写，而剧组已经开拍，停机择日再开不现实，经济损失太大，所以只能边改边拍。现在想想那些日子真不堪回首，我连写带改每天一集，日程是这样的：中午起床，下午去拍摄现场，晚上看回放和处理剧组突发事件，见缝插针脑子里打腹稿，晚上十点左右开始下笔，写到天亮，然后将完稿交给秘书去打印下发。我当时的秘书融融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子，她定点来给我送饭，还偷偷拿走我换下的脏衣服去洗。在她看来，我太辛苦了，所以她变着法子给我送来各种好吃的，并告诫我必须吃，吃好了才能有力气干活儿，结果当我完成了剧本，不光没累瘦，还胖了。我一直在想，我后来胖起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得是多大的代价。

好在结局不错，《公安局长》获了很多奖项，陈老师还得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男演员。《公安局长》之后出现了系列《公安局长2》《3》《4》（有没有5，有听说，未证实），却均与我无关，且没人跟我打过招呼。

我这种编剧谁愿意当？就是一个救火队员，因为救的是自家的火，所以还没钱。

我和许多编剧是朋友，和一些编剧是敌人，这些敌人起初也是朋友，只是因为我改了他的剧本，从此就成了敌人。剧本不是数学题，没有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约定俗成，剧本的决定权一是国家审查部门，二是投资方，得有人说了算，否则没完没了。曾有记者采访我，说投资方常常侵犯编剧的权益，编剧是弱势群体，受欺负还无处声张。我回答：话分两头说，我不否认存在上述事实，但真相往往是相反的，投资方和制片人才是弱势群体，只是没人相信他们会偷偷抹眼泪，会狗急跳墙。举个例子：和编剧签了合同也付了定金，可一到交稿时间，人家就玩失踪，手机不开，短信微信不回，QQ亮着理的却不是你，你怎么办？葛优都碰到过这事，我和他曾约一位编剧写部电影，葛大爷和他聊了很多次且每次吃饭都买单，结果到了交稿那天，编剧人间蒸发了，遍寻不着，葛大爷万般无奈之下，继续了他的贺岁之旅。

还有鹦鹉史航，编剧圈著名的“拖拉机”，一部电影剧本从去年初冬到现在，他还未写，而且过程之中，不断让你望梅止渴。于是我只好给他发了微信，再如此下去，我只能到他家里去绑架他的喵喵们，赎金就是剧本。

再有一位老外京片子，到了交稿的时候躲了，我辗转找到胡同深处他租住的房子，迎接我的是一把大锁以及被关在屋里饿得叫声都变了的猫，于是不光没如期拿到剧本，我还去买了猫粮，从门缝里一粒一粒给猫塞进去。唉，救猫一命，也胜七级浮屠，聊以自慰。

还有剧本是精神产品，再优秀的编剧也有状态不佳的时候，也有他搞不明白的领域。所以我和编剧签合同，条款上永远给自己留着门：当乙方剧本达不到甲方认可时，甲方保留修改和另聘编剧的权利。这样的条款不是所有编剧都能接受，遇到大牌的，就是不许你改他一个字；还有同意让你改，但不同意你署名，他要编剧的唯一署名权。这种时候投资方也为难，韩三平曾让柳云龙导演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编剧名气冲天，但剧本不如人意，三爷说了可以改，但没说人家不让改他剧本的人署名。所以我找扎西达娃来改，老扎看在朋友的份上和对西藏的感情上也答应了改，我却不能这样委屈他，这样伟大的作家，去给平辈当枪手？后来这部戏到今天都没拍，据说已经花掉了八百万。

编剧视作品如孩子，生了孩子，但不管养，养要考投资方、制片人还有导演等诸多亲戚。为让孩子有个美好的前途，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谁都会有意见和建议。

作为甲方的我和作为乙方的编剧有各自的立场，谁都没错，谁也都没欺负谁，曹华益对多少编剧三顾茅庐，那么高的个儿，复旦毕业的高材生，有时候也要好话说尽。还有多少投资方花了钱，搭上了时间，有的连剧组都组建了，结果剧本姗姗来迟，还一塌糊涂，如果编剧再不改或改不出来、还不让其他人改，项目只能搁浅，花的钱就打了水漂。所以我希望和一些编剧也不是敌人，大家将心比心。我的一位编剧闺蜜曾说，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你写剧本；你改我剧本可以，但不许署名。结果我们朋友多年，至今也没合作过。

东拉西扯说这些，形散神也散，想对独舌君说，我是不是给他的这次策划裹了乱？（杨健）

编者按 独舌君的回答是：没有裹乱。从决定做访谈的那一刻起，《影视独舌》立意要做的就是一个表达平台。平台是给编剧和导演搭的，也是给制片人和出品人搭的，还是为评论人和普通观众搭的。不分强势和弱势群体，不分产业链的前端后端，不分专业分析还是业余吐槽，都可以登台讲解，一吐为快。就是致力于让各种声音回荡在业界上空，让参差多态呈现于公众视野，甚至还有一些小小的愿望：哪怕是立场相斥的两拨人，也能因为站在了第三方的平台上而驱躁去火，将心比心。不管是促进了一种道理的越辩越明，还是推动了冤家对头的内心和解，都是独舌君愿意看到的。杨健老师的“诗前小序”和同题应答，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料，说了很多不大“中听”的话，绝对是读者需要、媒体钟爱的好东西。有过一闪念要不要删除一些“敏感”内容，最后决定原文照发。原因不赘述。

独舌君：雷、虐、神、疯当道，投（资本）、制（公司）、播（电视台、视频网站）、看（观众）、管（官方），哪个或哪几个环节出了问题？什么问题？

杨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所导致，这个话题深了，非三言两语能说透。要说出了问题，哪个环节都有问题。资本和公司投了、制了，如果电视台和网站不播，观众不看，那资本和公司打死都不会再投，雷、虐、神、疯就当不了道，就是因为观众爱看，电视台收视率和网站点击率高，资本和公司才会一投再投。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能不成了路吗？几个环节就此形成了利益攸关方。至于管，官方管的人水平参差，对政策理解程度也不一，忽而宏观，忽而微观，恐怕一旦看到乱象，心有余而力不足，剪不断理还乱。

独舌君：雷剧当道，项目选择、个人创作如何选择，归顺市场和坚持表达之间如何取舍？

杨健：就我个人而言，过了为了柴米油盐而去奔命的阶段，生活上不求奢侈，满足了温饱，夫复何求。人生在世，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剩下的大概就是求些精神上的愉悦。对于拍电影和电视剧，有冲动才拍，喜欢才好，为荣誉而战，坚持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人和事，不会为金钱而被市场所招安。

我不看雷剧，自然不会喜欢，也绝对不会投资，更不会写，就是写也恐怕写不出来。我的闺蜜编剧曾言，就是用脚，也写不出那么雷声滚滚、响彻云霄的情节和台词。

而且，毕竟影视作品不是完全的商品，有着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人嗜毒，你还真给他供毒啊，那不成了毒贩子？有本事的话，你给他戒毒，让他转向健康的东西。我宁肯在雷剧当道的时候被边缘化。我的助手就曾说我，领导，你老了，真老了，你都不看《小时代》。我说我是老了，我看了《小时代》，是带着批判的眼镜去看的。

独舌君：“一剧两星”政策出台后，对创作有何影响？

杨健：没啥影响，就是投资方在压低明星片酬的时候，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有政策撑腰，趁机演演苦情戏，让对方念在自己太不容易的份上，少收些银两。“一剧四星”也好，“一剧两星”也罢，观众需要的是好作品，制作公司不能因为“四”变成了“二”，就降低对创作的要求，编剧更是如此，否则就是自我淘汰。

独舌君：唯收视率令人痛苦，然舍此何为，有没有更好的考评体系？

杨健：定《公安局长》导演时，我问，“您打算怎么拍这部剧？”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唯收视率马首是瞻”。时隔多年，这句话不光清新如昨，还变本加厉。去湖南宣传《暗算》，经视的娘子军一律感慨，每天傍晚七点是她们最忐忑不安的一刻，因为这个时候有关收视率的短信会发至手机，数据好了松口气去吃饭，数据不好就只能等着挨批。《传奇之王》因为被突然调档、没有宣传等因素，仓促加入到卫视“开年大戏”的激战之中，开始三天收视率不佳，结果我们两个出品人被购片人数落得灰头土脸。我躲了，不接电话不回短信，曹华益则很男人地挡在了我前面，对方负责发牢骚，他负责沉默。想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就是一部剧收视率未达预期，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你至于吗？后来收视率上来了，进入前三，有几天还名列榜首。还有《血色迷雾》，在某个地面频道没播到第一名，购片人将我们的发行人骂得狗血喷头，电话里嗓子都哑了。

收视率本身就不客观，一个城市可能就找了那么几百户采取数据，往往选择的还是有闲阶层，诸如老人和妇女，他们能代表所有的观众群体吗？何况坊间传闻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手段，《血色残阳》在某省台博得年度收视之首，当时市台就有说法是因为省台掌握了用户信息，挨家挨户送了礼。当前中国的收视率，一则缺乏科学，二则内藏玄机，所以难以确立权威。数据高了，沾沾自喜；数据低了，愤愤不平，总有几家欢笑几家愁。但怎么解决，舍此何为？反正我没听到有什么新的考评体系，真希望有个发明家横空出世，能挽救在收视率中浮沉的中国电视于水火。

独舌君：有句话：电视台的购片人决定创作方向，是黄河入海口的水要告诉格拉丹东的雪水怎么融化，您怎么看？

杨健：我看问题喜欢一分为二，电视机面对观众，电视台的购片人会得到市场最直接的反馈，他将观众的取向和需求告诉创作者，创作者可以有的放矢，而不是闭门造车，这是好事。不好的是格拉丹东的创作者，在听了黄河入海口的购片人转达观众的呼声之后，怎么化雪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隔行如隔山，技术的东西，外行不懂。

独舌君：怎么看明星改剧本的事？

杨健：不是不能改，要看这个明星有没有能力改和在什么时候改。明星在编剧写作阶段甚至拍摄之前对剧情和人物提出意见，哪怕就是给自己量身定做都没问题，量身定做是一种追求，提意见说明人家还重视创作，愿意动脑子，拍戏不是只奔着钱而去。但一旦剧本定稿并通过了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或者剧组已按剧本准备就绪，明星再要改剧本，那就是犯了众怒。动一发而至全身，影视讲究分工协作，流水线上哪个环节有了毛病，都会影响生产。你的戏和台词改了，那对手演员怎么办？有小演员做好了功课，台词滚瓜烂熟，化好了妆穿好了服装，早早在现场进入了角色状态，结果明星一改戏，一切努力全白费；若再跟不上明星的改戏节奏，搭不上台词，挨骂都是轻的，弄不好就得走人。有一个年轻导演，戏拍完半年后还常做噩梦，拍摄现场明星一喊“导演，你来一下”，说明人家对剧本有意见了，他就得从监视器后面灰溜溜地跑上前来，态度如向主子问安，极尽能事做解释，只求明星再来一句“拍吧拍吧”。遇上不好说话的，其他人只能候场，少则一小时，多则半天一天，导演陪着改，改出来了大家三呼万岁，改不出来了，明星拂袖而去，拍摄计划告吹。明星才不管耽误一天周期，剧组得损失多少钱，该拿的片酬，一分不少。

“术业有专攻”，不是所有演员都有改剧本的能力，而且你不可能一个人在战斗，全剧还有其他人物，你的戏改了，对手的戏改不改，后续情节接不接得上，对别的角色有没有影响，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改自己的戏并一统全剧的演员。在《寇老西儿》的剧本创作阶段，我除了签下葛优和陈道明，其实还签了一个演员，他当时的名气如日中天。但他告诉我了一件事，他要改剧本，当然只改自己角色的戏，要改几十页纸，而且灵感来了煞也煞不住，极有可能在拍某场戏的当天早上甚至现场，才会拿出新的改戏。而葛优是个极其敬业的演员，他拍每场戏之前都要自己先想明白。记得他说，对手临时改戏，满脸跑眼睛，那我接什么，怎么接，表面接了心里也不愿意啊，这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物，喜剧不是闹剧。所以最终，我硬是撕毁合约，所幸那位演员大人大量，没跟我计较。多年之后，我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上台才知，颁奖嘉宾正是他！

独舌君：结合《风筝》说说创作的心酸？

杨健：《风筝》剧本创作几年，筹备几月，拍摄7个月，后期11个月，四大卫视两次确定播出日期，一次拟定播出日期，却两次都在开播前夕遭遇撤档并昭示天下，如今依然还在“等风来”。

要说心酸，罗海琼杀青那天不觉感慨，进组的时候女儿还不会说话，现在都会跟着自己背台词了。职员们酬金月结，不算吃亏，作为制片人我却心在发紧，表面上还得气定神闲，有泰山压顶腰也不弯的气势，绝不给精疲力竭的柳导一点点儿眼色看，相反还要鼓励他，支持他，因为他在坚守着自己对创作的一份信念。

演员们无一不超期，无一追加酬金，原本一两个月能拍完的戏份，愣是撑了六、七个月，中途无限次地推戏，还不让柳导知道，不愿意给导演再增加压力，没有通告也不离驻地，时刻准备着以备不时之需。可惜这些当下记者们都不愿意报道，他们会说你多苦多累多认真没读者喜欢看，你缺少炒点，没有话题，网络点击率和报纸销量就上不去。这倒像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但即使做错，也做不来假偷拍、假绯闻、假突发事件、假内幕、假真相。我感觉《风筝》像个老时代的剧组，大家在这里都很向上，有着精神追求，互相传递正能量，哪怕最初的三五个落后分子，久之思想也都转变了，成为了新人。

撤档是因为审查，未毙也未过，风筝没能飞上天，也没有折戟地上，只能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地乱扑腾，在路上，没方向。总局打过招呼，要我不能对外透露审查意见，所以我在此必须“管住自己的嘴，虽亲如父母，爱如妻儿，也紧严不懈”（《风筝》台词）。打死我，我也不能说。

《风筝》从题材公示到剧本，到完成片，都经过了浙江广电和国安部的审查，初审、复审、再审，反复听取领导和专家意见后，多次修改，最终拿到发行许可证。但上星前报到总局，却被通知下档，有说法是此剧内容以及表现手法在电视剧领域未有先例，审片组不知该怎么审。《风筝》从剧本到完成片，始终严格执行着有关审查制度和规定，没有哪个机构或领导说不能拍，剧本从头至尾审片专家都看过，提出意见也都改了，而且完成片得到浙江广电和国安部的高度评价，认为从思想上到艺术上都是中国电视剧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片精品。到底为什么？迄今没有答案。

莫谈审查，还是谈了。很多业内同行和电视台购片人都在盯着《风筝》的动向，但风筝起，就得等风来。

独舌君：结合《暗算》说说编导配合的重要性？

杨健：说编剧杨健和导演柳云龙成就了《暗算》，此话不为过，因为从对原著的继承与改变开始，包括演员选定、拍摄风格、作品立意等等，我和他都达到了惊人的默契。原著的人物基调比较灰暗，人性丑陋，比如找阿炳的人为的是升官；黄依依生性风流，在男女关系上过于随便。很显然，这样的人物不适合在电视剧中表达，所以我设置了安在天这个原著中并不存在的人物，以三段式的结构方式，让“信仰”的主题在钱之江和安在天两代革命者身上一脉相承。在最初，无论是剧本结构，还是人物设置、主题表达，都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同，有认为三段式不符合电视剧叙事习惯，是我在玩艺术的票；还有认为安在天是个“高大全”，过于完美，不真实，是创作理念的倒退；再有诸如钱之江和唐一娜在桌子上跳探戈，不够庄重，简直是个半疯。等等等等！整个过程之中，我几乎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柳云龙。

柳云龙说过多次，没有我的剧本，他拍不出《暗算》；我说过多次，也只有柳云龙，能拍出我的剧本。因为我们至少在《暗算》上恰好是一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向往充满信仰、激情燃烧的时代，都有浪漫的情怀，都偏执悲剧残酷而优美的特性，还有俄罗斯音乐、前苏联歌曲、红歌……他在片中两次用到《国际歌》，中国人有年头不唱这首歌了。

柳云龙接手《暗算》导演工作之前，他只是演员，我曾接触和选择了其他导演，包括香港的，但对方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想要表达的，都不是我要的，所以柳云龙算是临危受命。他是演员，又是第一次做导演，没有职业导演的一招一式，不按规则出牌，不少镜头都是在摄影和美术的冷嘲热讽中拍得的，但乱拳打死老师傅，最终一鸣惊人，在年度大大小小的评奖中，柳云龙几乎囊括了最佳导演奖和优秀导演奖，看到早有成就的导演在领奖台上屈居其后，我都想笑。《暗算》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着实写下了一笔，被称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有一次和海航的老总杨浪见面，他说这辈子也忘不了《暗算》里那水水的画面。

独舌君：2014年来最有感触的从业心得？

杨健：一边跃跃欲试，一边心灰意懒。每天看到太阳升起，理想油然而生，而接踵而来的雾霾，又一棒子将人打入现实，让你不得不去考虑买台空气净化器，还有出门戴什么牌子的防霾口罩，要计较价格，更要求质量。

杨健简历

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就职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诚成影视制作公司（香港）董事总经理、北京诚成影联影视策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东方联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映山红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出品及担任多部作品制片人、监制，如电影《说好不分手》《玉观音》《东风雨》等；电视剧《城市的B面》《寇老西儿》《隐姓埋名》《公安局长》《暗算》《血色残阳》《血色迷雾》《传奇之王》《风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