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阑人静,想起不久前我的导师孔庆东在电话中谈及我的论文答辩一定要请到钱理群老师,因为他能懂我。我当时在心中想,其实真正懂我的也许更是孔老师自己。师从老孔七年,无论是行文上的大雅若俗还是为人上的从容智慧,我虽然亦步亦趋地努力,但自觉却绝少从他那里学来这些可贵的品质。我想,自己的人生格局还嫌太小,锐气有余而眼界毕竟不宽,不过到底不曾如卞之琳一样的诗人般,只愿到白螺壳或元宝盒里寻得诗意而已。有时,我痛感我辈学人实在生不逢时,一如《红与黑》中的于连那样只能在舔尝着拿破仑时代英雄之梦的幻灭中苟且地生活在一个“小时代”。我很怀疑这样的人生格局是否足以支撑得了对鲁迅思想的观照。好在我多少在老孔身上觅到些鲁迅的影子,从文章到做事,老孔灵魂中有鲁迅的影子,但并非全部,他更多扫净了枯坐时鲁迅感受到远方无穷黑暗之重压的阴郁,代之以簇新时代健康的自信。我时常在想,老孔如我一般年龄之时是什么样子?我自信他如鲁迅般人情练达,但此种练达首在不谄媚、不阿谀、大是非前的清醒。在他的嬉笑怒骂之间,我总能感受到一种孤独,这是我的感觉,不足为外人道也。真正读懂一个人是很难的,对老孔、对鲁迅,这一点都是相同的。不过,老孔怕也很难知道我与他这七年间,暗暗享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父子关系的体验。我父亲很早去世,这七年,在与老孔的接触中,常使我有父爱之感。周遭朋友时不时悄悄告诉我老孔以有我这样的学生颇为得意,甚至有一次竟然说是“可遇而不可求”也,然而当着我的面,则老孔从未如此夸赞过一回,倒是见了面每每以“韬光养晦”劝我。这般耳提面命地关切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加渐渐悟出些真味,现在想来,愈感亲切。我的自信、自负、骄傲、倔强,全在老孔眼里,所谓懂我者,不过如此吧。论文答辩当天,钱理群老师对我学术潜力的赞许与坚持下去拒绝诱惑的期望使我哽咽了,我猛然抬头,恍惚间看到了老孔眼里闪出的泪光,心想,这是父亲的泪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当此夜阑人静十分,想起这几年的论文写作,的确颇有些感喟。需要坦诚的是,我从未想过这种以形式分析入手进而深入到思想问题的做法曾经是钱理群与高远东两位老师想做但最终却未做的课题。就中国鲁迅研究来说,二位都是我最崇敬的前辈学者。这本书,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很辛苦,不过问题是早经形成的。尤其是前两稿,几乎打破了原先设计好的格局,我原是希望直接从纯粹的思想史视点来展开我的鲁迅研究的。论文第一稿题目即是“通向心灵与行动的自由——鲁迅与中国思想、文学的现代化”。在这个脉络之下,我提出了如下五个需要讨论的思想命题:“文化主体性与生命主体性:传统如何转化”、“突围‘知识硬化’:惯性如何终结”、“道德洁癖与启蒙主义:知识人如何‘现代’”、“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冲突与和解:行动如何自我确证”、“第二种传统对“立人”理想的瓦解:心灵与行动如何通向真正自由”。这一稿中与上面这些思想问题并置的下篇则将文学形式问题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课题单独提出来,即“从‘故事’到‘事件’:鲁迅小说的反抒情特征”、“反讽的力道:如何从修辞性反讽中走脱”、“‘死水’与‘微澜’:差异化的生存策略与鲁迅小说叙事的视点与人称”、“遭遇自我与他者:文类选择与创造中的现代性”。显然,这种充满野心的论证格局在具体实施造作时便遇到了无法将上下编打通的问题,况且,由于每章设定的论题都是相当大的,在展开时往往为了照顾到论述的全面与深刻就使得篇幅格外臃肿,反过这些独立成章的论述更像是一本本彼此割裂的小书。这一稿的写作虽然几乎被我最终否定,但在不断重读鲁迅原作及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伴随着积累的思考越来越多,我渐渐感觉到对鲁迅小说研究来说,这种借形式本身突围进思想问题的方法的确可行。旁及鲁迅杂文中关于“怎么写”这一问题透露出的自觉意识以及其每一篇小说在形制及主体方面的创造性而言,我渐渐坐实了这种借重文本分析衍伸至对作家思想方法之探索的研究路数。这样的结果,是将第一稿的上下两编格局拆掉,将上篇对思想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下编的形式分析之中。实话实话,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限度所在,也因此,我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这样的界限——“借重对鲁迅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的边界在不逾越文本自身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及文本确实可靠而不是我主观臆测的与历史语境产生关联的部分。我必须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说明有关鲁迅小说中投射出的对于文明架构底层的思考与知识人启蒙及自赎的诸多复杂课题并不是我以某种后设的历史视点投射在鲁迅身上以自说自话。”既然意识到过度阐释的风险,事实上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必须坦诚在本书个别之处这个问题难以避免,为何还要坚持此一思路?合理的解释是研究对象鲁迅自身能够承受这个重负。第二稿具体写作展开后,我试图然让自己慢下来,从对《呐喊》与《彷徨》文本的反复阅读中择取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分别集中讨论——这其实也留下了另一个遗憾,对单一文本的单刀直入不免使人觉得我的分析似乎只能用来解释单篇,这要待之后再去完善了。另外,我坚持借小说引出的那些思想命题本身都能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场域中找到共鸣,尽最大可能避免过度阐释,以当代社会命题投影在鲁迅身上。我想,本书对我来说还算欣慰的正在于我所由形式切入鲁迅思想的诸多命题都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完成的。用高远东先生的话说,算作鲁迅研究第五代学者,我与诸多同道一样,曾经也深埋在前辈学人建构的一个个研究范式之中难以自拔,与其苛求所谓创新,不若在与前辈学者的理性对话中建构起自己的学术态度。一个我素所敬佩的自媒体脱口秀主持人曾经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犀利的描述为“元问题”丧失殆尽,一个人开创多门学科,拥抱大气象的时代早已过去,太多的学人在今天都只能在前辈早经排兵布阵好的格局中“苟且偷生”寻找自己的小小位置。面对这样的局面,用他对李鸿章的观察来说,不妨“日拱一卒”,最终收获意想不到的成就也未可知。在对我也许至今尚未完全读懂的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反讽、抒情/反抒情这三大问题渐渐成为本书并置讨论的三大形式问题: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可能羼杂着的叙事者/小说真实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反讽作为一种单纯的修辞与如哲学家罗蒂眼中作为一种知识人认知自我与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差异;继承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之传统的抒情与鲁迅小说中时常将抒情氛围打断的技巧的关系,在这些具体的修辞策略与结构技巧之中,鲁迅的选择与创造都暗含对其现代中国具体问题的复杂看法。用我的话说,丸尾常喜以“人”与“鬼”的纠葛来介入鲁迅小说研究或汪晖从鲁迅“向下超越”中发现的积极价值,此类研究都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鲁迅身上那种面向本国传统与文明的超越了知识人浪漫气质的现实关怀。稍有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在鲁迅朝向文明建构底层的下探过程中发现积极的价值,也许作为一种知识人介入现实世界寻求“事功”的方法这的确具有积极的一面,但至少在鲁迅小说那些来自文明架构底层的人物堆砌起的仪规传统构成了他无法释怀的“隔岸观火”的苦闷。发现积极价值这样的逻辑背后隐藏着传统知识分子对本质主义的强烈追求,作为文化基因,这样的追求无时无刻不在模塑鲁迅作为知识人的自我期待;但注定对传统社会的仪规或作为进步时代新仪规的“启蒙”理性的那种反讽主义态度使鲁迅无法在传统知识人“道德/事功”的逻辑框架内发现真正的自我。对于知识人形象的定位与自我期待这个层面上的问题来说,鲁迅的确处在传统/现代轮转中的“中间物”位置;但在下探中国土俗世界感知文明兴衰涨落节奏的过程中鲁迅那种“隔岸观火”的焦虑与对来源于知识人却被绝对化、放大化处理后运作在土俗世界中的那些仪规的固化,使他通过小说折射出的关于文明/文化问题的思考具有了强大的穿越性,《阿Q正传》在今天仍具价值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像鲁迅这样赋予其短篇小说文类风格在修辞之外以一种关联着民族历史/文明及人类普遍问题的厚重感的功能,他的小说中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触摸不但没有丝毫损伤其小说的艺术质感,相反地却赋予它们获得多重意蕴的可能。从最浅层的故事层面到最深透的灵魂探索层面,鲁迅赋予现代中国短篇小说文类风格以一种最精微同时又最深广的特征。
公元二零零七年的一个夏天,我在静园五院中文系二楼的会议室第一次听到了钱理群老师的讲座,记取了“沉潜十年”的教诲。七个年头过去了,先生未见老态,刚刚从贵州赶回北京,第二天就赶来中文系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且给予我的研究以莫大的赞许和鼓励。其实,我心里清楚,那是为了让我保持学术研究的锐气。晚来回去的路上,钱老师一再嘱我,治鲁迅研究必以个体生命境界的阔大为依托。我笑说,也许我们这一辈学人注定要匠气偏重些,对于这番道理,虽能记取,但尚需时日,恐怕还要再沉潜十年才行。面对未来或过往,我无意凝视,活在当下,这是鲁迅人生选择至今给我的最大启示。
临了,我还要再次感谢参加我博士论文答辩的钱理群、商金林、高远东、王风、解志熙、刘勇诸位老师,以及在我的治学之路上为我提供帮助的老师,他们是:吉林大学的王学谦、张福贵、木斋,北京大学的温如敏、陈平原、吴晓东诸先生。社科院张梦阳先生虽从未谋面,但其为鲁迅研究所做的详实的史料工作为我所敬佩。在我的师门中,作为大师兄,我一直以来对师弟师妹们照顾不够,但他们却都能理解,视我如兄长,殊感欣慰。
本书要献给我的母亲,姥姥和已在天堂的舅舅。我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少时在东北,寒冬腊月中,每每八九点才从学校赶回,路上寂静,漫天星斗静看人间,此时,每每能在自家结霜的窗子上望见母亲在昏黄的灯影中为我做饭时的剪影,矮矮的身形,这剪影长久地印在我的心间。姥姥作为教师,从小到大我为的一切操心不已,我的每个点滴的进步在她生命中都是绝顶的大事;而在天堂“卧听海涛闲话”的舅舅,也以他东北男人的胸襟让我很早理解了土俗世界中人们许多美好的品质。感谢妻子佳婧一直以来对我的理解和默默地支持,我不会忘记在孤灯下与你一起读《伤逝》的情景。
夜,正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中说起的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是的,我承认,在看似技术化或形式化的研究姿态中,我的生命从未拒绝与鲁迅精神的接近。
国家玮
2014年5月28日于京北西三旗 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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