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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艺术课堂】“我的交响乐多是墓碑”—俄罗斯音乐史上不得不说的肖斯塔科维奇

上海城市剧院 2014年03月02日 04:21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苏联乐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创作题材广泛,其中以交响曲与弦乐四重奏为最佳。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阅历丰富,很多作品体现了他对于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痛苦回忆与反思以及自己的人生斗争与感慨。音乐情感丰富,矛盾冲突激烈,情绪的表达极为出色。他创作生涯并不顺利,与领袖斯大林关系很紧张,作品处于被褒奖与批判的两极,这种争议在他诞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余音未决。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29岁,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好评如潮,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

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1月28日,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风向一下转变,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真理报》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赞不绝口的朋友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愤怒中他对友人格里克曼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愤怒过后,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的呆在家中,等着某个夜晚克格勃将他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终幸免于难,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最终他选择了屈服,公开做了检讨。一年后,作为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

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时常问别人:“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会怎样”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中,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他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战争中着消防装的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


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第七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在被围困的900天中,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以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

《第七交响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

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他推翻了这一说法:“《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2月,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形式主义的危害”而未能公演,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托好友伏尔科夫偷偷写下他的口述回忆录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他,被誉为俄罗斯音乐史上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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