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飘零水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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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大秘书、中共中央一支笔陈伯达的最终命运

文/何仁勇

毛泽东早年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又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他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从1928年，毛泽东任工农红军前委书记时调动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谭政担任秘书，到1974年安排张玉凤担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一共有26位。

毛泽东的秘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主要职责是起草文件、撰写稿件等。一类是机要秘书，如叶子龙、高智。主要职责是收发文件，整理资料等。一类是生活秘书，如江青、张玉凤。主要职责是负责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在毛泽东的26位秘书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影响最大，被称为“五大秘书”。这“五大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或长或短，而他们的命运也大相径庭。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长达31年的陈伯达的命运起伏，堪称代表性。

1982年，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看望保外就医的陈伯达，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中，陈伯达披露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自己作为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其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1926年，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陈伯达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一年后，“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蒋介石在上海向昨日的同盟者——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导者倒在血泊中。就在大批共产党员或被屠杀、或叛变投敌、或宣布退党时，陈伯达却主动提出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多人批评陈伯达是政治投机分子，至少就入党这一点而言是不确的。

1937年，陈伯达去了延安。两年后，被毛泽东看中，调到身边做政治秘书。这一做就是31年。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给领导端茶提包的秘书，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并不做一般性的秘书事务，而是从事政治理论研究，起草和撰写重要的文件、文章。相当于毛泽东的“文胆”。

抗战时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洋洋洒洒十万余字，核心就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这本书在发行时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价格却极便宜，让百姓都买得起。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很快在中国发行100万册。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给秘书陈伯达和范文澜等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蒋介石先生”的“先生”两字去掉，直呼其名，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对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个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散布”，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他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伯达继续不辱使命，笔耕不休，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因此，陈伯达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中共一支笔”。

在毛泽东的诸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从中央候补委员一直做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不过，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仅仅1年后，他就被从权力核心清除，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到秦城监狱。原来，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鼓动“天才论”，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毛泽东没有表扬陈伯达，而是怀疑陈伯达与林彪等人串联起来搞阴谋。因而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后者旋即失势，从中国政治舞台消失。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位。林彪、张春桥等人也持相同意见。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张春桥、邱作会等人呢？时隔多年以后，当事人之一的邱作会在回忆录上进行了一番：

“九届二中全会上，五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两名，二十几名政治局委员中十几名上阵打张春桥，那么多党的元老表示了鲜明态度。毛泽东对此不能不了了之。毛泽东不能让张春桥被打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代表，否定了他们，就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是把张春桥当作一个人的问题来考虑，而是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来看待。毛泽东知道他在群众中不得人心，在老干部中更是名声臭。如果毛泽东稍微松口，张春桥就垮台了，继而来之的‘批张’势必引起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议论，引发出更多的复杂问题而难于控制，毛泽东决不会那么做。毛泽东对林彪也不能马上整，甚至公开批评也不便。林彪在历史上有重大功绩，是有‘山头’的人，人民解放军主要部分的精锐，是以林彪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的。批判林彪，会涉及一大批人，使军队思想混乱，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会有困难。近年来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接班人，突然把他打倒，不要说是普通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想不通。说到底，毛泽东不是念林彪的赫赫战功，不是念他们多年合作的情感，也不是怜悯这个军事天才免遭凄凉下场才不去打倒，毛泽东完全是在考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事业，才下了暂不动林彪的决心。毛泽东不能同意打倒张春桥，也不能直接批评林彪，牺牲陈伯达便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好像《三国演义》里曹操在官渡之战那样，借了粮秣官的人头以服部众。”（页484）

仅仅是一顿批评，这样就完了吗？当然不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陈伯达呢。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拘押。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1971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位跟随自己31年的“笔杆子”呢？1970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段话，将陈伯达31年秘书工作一笔抹杀。1971年3月，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这就说得更重了，直接将陈伯达打成混进党内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此时的毛泽东，一定忘了自己也加入过国民党，还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以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

不过，虽然陈伯达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被公开审判。

吊诡的是，在起草起诉书中，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实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则，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5日，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因心肌梗塞卒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电文文字加标点符号共有53字：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