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如何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

文<span

lang=EN-US>/吴敬琏

精编<span

lang=EN-US>/小石子

以下为吴敬琏在“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上海研讨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从蓝图到执行”活动上的演讲全文。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怎么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的问题，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三方面的主要障碍。

第一、反映苏联式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障碍。

第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扰和反对。

第三、长期采取粗放的增长模式所积累起来的实际困难。

这样三个方面的困难和障碍里面，在我看来第二个是最主要的，第一个障碍反映着苏联方式得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它的影响已经大大削弱了，现在还有一些人，还坚持着这种观点，主要的还不是来自意识形态，通常我们遇到的情况都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维护既得利益。

第三个困难和障碍就是这些年来因为我们的体制改革没有能够彻底，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所以就造成了许多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的困难，最突出的表现现在来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间的杠杆率太高，资产泡沫的形成和扩大，威胁着宏观经济的稳定，阻碍了大步的推进改革。

因为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经济方面的基础，而写我们的宏观当局在保持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虽然存在这方面的困难，但是总的来说是可控的，问题是第二项，特殊的既得利益，特殊的既得利益是依靠着体制中的弊病，所以它们对于改革一定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组扰和反对，我认为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难和障碍，最主要的是第二项。接下来我们回头来看，这种特殊既得利益它的制度基础是什么？是怎么形成起来的？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虽然总的方向是市场化，但是这种改革用周教授最近的话来说是半拉子工程，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两种既得利益，一方面来看，成亿的大众，包括普通劳动者，包括企业家，包括专业人员，他们从市场化的改革中得到了利益。但是也有人，因为我们行政干预，或者政府主导这种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后一种我把它叫特殊的既得利益，跟从改革中得到利益的区分开来。正是后一种，特殊的既得利益靠权力，靠政府的干预，靠寻租来发财致富的这种既得利益，造成了我们现在推进改革的主要的障碍和阻力。

80年代的后期这种特殊的既得利益开始膨胀起来，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是因为在<span

lang=EN-US>80年代后期我们采取了增量改革的策略，国有经济的部分基本不动，不做大的改革，而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出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当时提出的方针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这样一种双轨制就成为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span

lang=EN-US>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是主张要很快的消除这个制度基础，另外一种意见是认为这种制度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前一种意见的重要代表是弗里德曼，他在<span

lang=EN-US>1988年给中国领导人有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说的很清楚，中国现在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制度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现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的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很可惜的是当时的领导人没有接受他的这一忠告，以至于<span

lang=EN-US>1988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到了<span

lang=EN-US>21世纪，我们改革有了很多推进，应该说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在资源配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解决双重体制的问题，虽然在<span

lang=EN-US>20世纪末期我们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大量的经济遗产还存在，我们在<span

lang=EN-US>21世纪初期运行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存在着大量寻租活动的空间，特别是后来改革有所停顿，甚至在某些领域里还有倒退，使得政府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得到了加强，政府在资源配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就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腐败甚至侵蚀到了我们的党政军组织的集体。

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了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去年又通过了六十条决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来克服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碍，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从去年年初以来的反腐败的风暴正在进行，这个反腐风暴对于贪污分子，甚至高级的官员们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使得特殊既得利益的代表人物处于民众的包围之中，所以他们要在台前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挡改革的潮流大概没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更加强调制度反腐，就是在把一些贪腐的头面人物震慑住的情况下，要强调通过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的广泛存在，所以相当一部分官员在这样一个体制中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旧体制中有利益的普通官员和企业家，也往往对于有损于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改革，采取消极甚至抵触对抗的态度，对于他们怎么办？

面对着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加强改革领导机构的执行力，并动员大众对官员执行改革决定的情况进行督促，目前有这么一个问题，在一些对于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非常必要的改革领域内，并没有完全取得共识，因此改革的推进状况并不十分理想。

去年三中全会决定有<span

lang=EN-US>336项改革的要求，这<span

lang=EN-US>336项是要到<span

lang=EN-US>2020年以前完成的，在我们第一个阶段不可能四面出击，但是一些最重要的领域，一定要保证让它能够取得初步成果，使得新的体制能够运转起来，这样改革和发展才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有些领域的改革好像推进的不错，像金融领域、财政领域都有明显的进展，金融领域来说有三个最主要的改革，第一是放宽进入鼓励创新。第二是两个价格，贷款利率和外汇的市场化。第三个是监管体系的改革。

下面吴晓灵院长还会讲到，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其中最核心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这个进展都比原来的估计要提前，但是有些方面的改革看来进展不是太大，在我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观念，在完全取得共识的部分我们可以推进的快一点，没有完全取得共识的地方就慢慢来。

这个办法不行，对一些重要的改革应该尽快的取得共识，而且即使有一部分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应该按照中央的决定推进，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好像有不完全相同的意见，或者看不出有非常明确共识的，一个就是土地，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主任在前一段有一个讲话讲到，他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共识，而这个土地产权问题不但是一个农业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碰到的城市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同民权利保障的问题等等都跟它有关，跟整个工业化的进程，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关系的，在这方面应该抓紧的形成共识和推进改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有经济如何推进改革，从三中全会决定来说有一些原则的规定，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来有些什么具体的做法，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三中全会决定要拨付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而且过去我们三十年中已经好几次设计过方案，但是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得到推进呢？

这不但是牵涉到国有经济的根本改革问题，而且它对于缓解当前宏观经济上存在的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是有直接的好处，像这种问题似乎都应该进一步的推进。还有一个跟我们经济可能是有关联，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的经济问题，法制建设，在这方面不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和高法、高检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推进的话，我们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会碰到困难。

从这些方面看，我们要做的，要从根本上消除障碍和反对要做的事情，要从正面上去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克服既得利益障碍的根本措施，除了进行舆论动员之外，在于通过坚定有序的推进改革，铲除既得利益得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基础。

来源：华尔街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