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艾希曼是个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仅1944年3月至6月，他就把七十多万犹太人送进死亡营。审判时，他为自己辩护说，作为一名公民，他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总之，他个人无罪错。

“当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平庸的时候，她向我们揭示的其实是更沉重、更恐怖的事实，那么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地狱来的使者…胜利者终于赢得了话语权，胜利者终于可以去申明自己的正义和敌人的邪恶，但更重要的是胜利者终于有机会讲述自己受害的故事，而自己的受害已经先在地成为了自己的正义的绝对支撑。而汉娜·阿伦特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超越了这种逻辑。”

本文是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针对电影《汉娜·阿伦特》，以跨学科研究思维和启示性的观点，360°解析与众不同的汉娜·阿伦特。

本次实录分三次发布。今日奉上第一篇。

︱勇敢者汉娜·阿伦特

我喜欢这部电影，也喜欢这部电影的导演，Margarethe von Trotta 这个女导演是德国新电影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和维姆·文德斯这样的大导演比肩而立的女性导演。这样一个德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女性导演，来拍摄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女性思想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

同时大家也知道，汉娜·阿伦特和克里斯蒂娃、西蒙娜·波伏娃，三个人并称战后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坦率地说，在她们前面我反对加上“女”字，就是说她们即使不用加上女思想家，也足够的重要和伟大，对于二十世纪对于战后的历史，对于对战后历史的思考。但是汉娜·阿伦特更独特之处在于基本上她所有的著作，没有涉及到性别，或者说她也不是以自己的性别身份，来作为整个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接下来我不要说这使她更伟大，或者使她不够伟大，因为如果我说了，我就进入到了一个潜在的以男权为秩序的性别评价系统当中。

汉娜•阿伦特作为战后最重要的欧洲思想家，而且作为像电影当中表明的，第一个用语言和文字去面对二十世纪最深重的创伤即奥斯维辛、种族灭绝、犹太大屠杀，她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伟大的思想者，但是人们不断地说她是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的学生，最得意的门生，好像这是表明她的身份和评价她的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某些非常熟悉汉娜•阿伦特的观众，他们来观看这部电影（《汉娜•阿伦特》）的时候，他们期待的是看到这段师生恋。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满足了我们窥秘的这种心愿，导演选择了一个比青年时代汉娜·阿伦特要美得多的女性，来扮演一个女神式的青年的女学生，一个追求思考的人。但是我自己认为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在于他非常成功的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汉娜·阿伦特的肖像，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肖像》，但是更准确地说，我想给这部电影起个名字叫《勇气》。

那么这部电影非常有趣的，大家注意到，有一句关键的对白，来描述影片所处理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在审判当中，它有一句很重要的对白，“我们是审判一个人，但是我们却把它发展成审判一段历史。”相反，这部电影是一个反题，就是它向我们勾勒了一个人，一个人的肖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片断，但是这个片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向我们勾勒了一段历史。

我们是试图在半个世纪之后，去触摸那段历史，那段历史是如此的沉重，而且那段历史相互的重叠，它重叠着犹太大屠杀，重叠着以色列建国、犹太复国主义，重叠着我们在犹太大屠杀之后，痛定思痛地去反观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惨烈，不仅是邪恶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现代文明自身。

同时重叠着艾希曼审判，重叠着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以及她用艾希曼审判所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延伸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实际上也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今日中国，今日中国文化，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人如何去思考和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甚至可能你从来没有读过《极权主义的起源》，你从来没有读过汉娜·阿伦特，但是它仍然像空气一样，你仍然像空气一样地吸入了它，被她当年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勾勒所影响。

︱ 电影中的汉娜·阿伦特

那么这部电影采取了一种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段，没有太多的先锋刻意形式化的东西。大家注意到，电影的序幕本身非常的有趣，导演运用最古老的蒙太奇手段，从丢在地下仍然亮着的手电筒，切到打火机的火光，然后汉娜•阿伦特点着了她手里那支烟，但是这个动作本身构成了一个画面，在黑暗当中出现光照亮阿伦特。

接下来大家注意到在前面的段落当中，阿伦特的脸上经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她开始阅读那个几千页的法庭审判资料的时候，导演甚至刻意使用了一个几乎完全在黑暗当中的场景，这有点过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是没办法阅读的。但是这显然是她的一个非常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段，让我们看到她如何在黑暗中摸索，而这个摸索本身是在很多很多层面的，是面对历史，是面对情感，是面对身份。

当阿伦特得出了她的结论，开始言说她的结论的时候，你们注意到她的脸始终在明亮之中，如果一定不能避免阴影的时候，阴影只遮在她的脸的下半部，她的眼睛和脸的上半部始终在光明之中。用这样一个显然非常清晰的贯穿整个影片的这个电影的视觉语言，来呈现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勇敢者，一个有勇气的思想者，如何去追求真理，言说真理，并且坚持真理。

关于纳粹大屠杀、种族灭绝，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主义的兴起，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大的创伤，它一直始终在试图治愈，但是它是不可能治愈的，因为这一场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犹太大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以最文明有效的方式被人类灭绝，本身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自身最深重的，我们甚至难以面对的深渊。

这是一个层面，就是汉娜·阿伦特自己向《纽约客》请缨去撰写、去报道艾希曼审判，和她最终报道了艾希曼审判，本身是在于这是一个人们试图直面深渊的时刻。但是当汉娜·阿伦特走进了深渊，凝视着深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深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诱惑，就是把她的思想简化，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知道这个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使用这个字，我们每个人都至少从这部电影当中学了这个字，就是“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的伟大或者勇气，是在于她在我们想象的邪恶面前发现了平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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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文景

[美]汉娜•阿伦特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