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小站的练兵教员根据《辛丑条约》不准驻扎天津附近，于是亦移至保定。

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东关外创练常备军（新军）并设军政司（旋改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5月，经袁世凯奏准，在保定东关外开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由冯国璋任总办（即校长）。

1903年2月袁世凯奏请开办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进行正规军事教育训练。1903年于保定东关外，建成“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1903年8月，学堂开始第一届招生。

1906年，为了统一兵制，将兵权收回中央，清政府设立陆军部，同年8月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停办，在该校旧址创立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面向全国招生，所以也被称作“通国陆军速成学堂”。^[9] 直属清廷陆军部管辖。^[1]

1906年-1911年分别在保定校址开办：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当年七月，经陆军部批准把陆军预备大学堂搬至北京，并更名为陆军大学。10月，于保定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段祺瑞亲信赵理泰。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及四川等省籍的军校学生，您捉利用军校放暑假期间，纷纷跑到江西等地参加反袁作战直到3月底才辗转返校。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将投降后的皖系第十五师官兵收容在保定军校内，由于未能及时得到军饷，十五师官兵发生哗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了校舍房屋。曹锟派兵前来镇压时，又趁机掠走步枪2000支，骡马300匹。以致学校无法复课。^[2]

1923年8月保定军校停办。

保定军校停办后，曹锟在漕河办的讲武堂移至军校旧址。曹锟倒台后，该讲武堂停办，军校先后成为直系、奉系、国民党等军队的兵营，每换一次防，校舍便遭一次破坏。

1937年“七誉协慨·七”事变后，这里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保定的重要基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舍被拆毁。保定解放后，军校改建为农场，又改为畜牧场。

1993年保定军校遗址被公布谜尝翻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同年6月成立了保定军校纪念馆筹建处。签喇记葛

1995年又在军校遗址上建成了多催驼仿原军校建筑风格的纪念馆第一期工程。

2002年，扩建为12亩，修复了检阅台。

2002年9月，投资1.4亿元建成了华北最大的保定军校广场对外开放。

2003年10月保定军校纪念馆正式开馆。

2006年5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1912～1923年)，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定军校重视基础教育。清末，各省有一所陆军小学（当时直隶省的陆军小学设在定兴县姚村），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各地驻防旗人子弟中选送，其次由每县的高等小学中选送一名体质与学业兼优的汉族学生，他们的年龄在十四、五岁间，都享受公费待遇。陆军小学毕业后，其优秀者升入陆军中学。当时全国有四所陆军中学，第一陆军中学在北京清河镇，第二陆军中学在南京，第三陆军中学在武昌，第四陆军中学在西安。陆军中学毕业后，编成“ 入伍生队 ”，先在保定军校的分校过半年军队生活，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加以考核，合格者才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因此堡燥燥举，军校学生的素质较为齐整。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各省陆军小学停止招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将这一年进校的学生定为保定军校第一期。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四所陆军中学合并为两所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一所在北京清河镇，一所在湖北武昌）。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最后进入陆军小学的一届学生已升了学，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即无新生来源。是年暑假，清河第一预备学校在普通中学（四年制） 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收一批新学员，均经严格的考试后择优录取。民国七年（公元1918 年）春，由原陆军小学升入保定军校的学生已全部毕业，陆军部改变招生制度。保定军校直接由普通中学毕业生中招考了一批学员。先将这批学生送到各师以下连队当兵九个月，期满后审核合格，才编入军校学习，这是保定军校第八期学生。陆军预备军官学校于民国六年即公元1917年招收的那一批学生，于民国十年（公元 1921 年）升入保定军校，这是第九期学生，也是最后一期学生。

保定军校主要功能为训练初级军官。学习期为两年，军校中学生大约1300多人，共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科，步兵科7连，每连约120人；骑兵科2连，每连约100人；炮兵科2连，每连约60多人；工兵科1连，约60多人；辎重兵科1连，约100人。每科设科长1人，直接管理本科学生教育事务。学生按120人左右编成连，每连3排，每排3班。充当连长的，多系晚清时期的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每科设有教官，担任战术禁乃组、筑城、兵器、交通4大教程的教育学科。学科还有军制学、各兵科的典范令、各种外国语文等。术科则分操场、野外、劈刺、体操等。还有测量地形学习和实施等。

其教育方法，多采用日本和德国的方式方法。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外，并增加理化、数学、历史、地理等，每节课为一个半小时。典范令小册子是教练各项军事动作的准绳。普通知识和外语是辅助教育，聘文职教员担任，以充实学生的军事知识，为逐步全面学习各种军事演习准备条件。术科训练，先在操场进行各种制式教练，再到各教练场演习。野外演习，先由简入繁，再逐步进入全面联合演习。实弹射击有打靶场，乘马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有土木工作业场、架桥作业场，爆破演习则选择不致造成危害的场所。辅助术科如体操、劈刺、武术等，都有专业教官，在大院进行。器械操在校后门外的器械操场进行。这些训练每课多为一小时，正式出操训练一般两小时，野外演习至少用半天的时间，科目复杂且远离学校时，则增加到一至数日。大演习还携带帐篷、炊具，在演习地组织生活。

在军校的两年中，一年半的时间在校学习，另半年时间分别在长辛店和唐湖镇（北京和保定之间）两地举行野营，实施实弹射击和测量实习。实习完毕后，返校举行毕业式。毕业后，分发各省陆军部队见习半年。见习期满，就分配到各部队中充当干部，由最低的少尉做起。由陆军小学而中学而保定军校，学生共经过了7年多的时间的学习，所以当时毕业分发到全国各地陆军军队中，一般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民国初年政局异常混乱，加以袁世凯搞帝制为很多省反对，毕业生在各省有不同的遭遇。如广西学生回省后一般只能当个属官，处于吃闲饭的地位，能发挥作用的很少。但新疆督军杨增新则派专人到北京来运动云南、广西的学生，并另送川资，许以营长位置，不过去者很少。

校中的教育长、教官，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队长、排长等多是过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毕业生。助教是挑选一些优秀士兵充当。校中一切制度，基本是仿效日本和德国。教学器材以及枪支、火炮、弹药等军用器材，多是购自日本。也有一些购自德国，如克虏伯山炮、野炮等。

当时的所有经费、器材，由陆军部颁发。每个学生的武器装具被服书籍伙食等，都系公费开支，并发给学生每月津贴银洋2元。

保定军校之所以中外闻名，与人才辈出及对中国近代史影响之大分不开。仅民国改元后十一年的毕业生，即达6553人。其中不少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名人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叶挺同志是党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铁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赵博生、董振堂烈士，是宁都起义的著名领导人，赵博生同志曾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董振堂同志任红五军团长，先后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张克侠和何基沣同志，在淮海战役的紧要关头，分别率领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火线起义，为顺利地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何柱国、王长江等同志，也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该校的肄业生季方同志在辛亥革命中曾任北伐军敢死队排长，又投入讨袁战争，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

此外，邓演达、耿毅、刘越西、陈铭枢、吴艺五、刘汝贤、周季展、李竞容、周思诚、商震、王法勤、黄曦、沈涛、王紫斋、刘建藩、倪德勋、张文、童保暄、张璧、瓮巨卿、安溯颜、刘耀奎、钱鼎和陆军速成学堂的方声涛、吕公望、林知渊等，都曾投身于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还有不少人经过曲折的道路后，又投身于革命阵营，如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楚溪春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在军政届任要职的白崇禧（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诚（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李树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秦德纯（国民政府国防次长），还有熊式辉、顾祝同、刘峙、薛岳、罗卓英、马法五、周至柔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学校位于保定旧城东北5华里，总面积约一千五百余亩。东西长两公里多，南越今东风东路，北跨今五四东路两侧，南北长一公里有余。

这里原是一座拥有庙产千亩，殿宇百间的关帝庙，后改为兵营，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遭八国联军焚毁。建军校时，利用原庙产并征用邻近土地而建起。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包括小教场）、大操场和靶场四部分。校本部居中心，占地一百八十余亩。其建筑格局系仿日本士官学校建成，为一片气象森严的砖瓦结构的建筑群。四面有高大的围墙，墙外有河环护，河两岸古柳成行。军校大门在南侧，隔河有高大的照壁与之相对。门楼高大，面阔三间，气势之雄伟可与直隶总督府大门相比。朱漆大门饰以铜钉铜环，门楣上悬挂着书有 “陆军军官学校 ”六个大字的横匾。门前有石砌的高台阶，阶前的南路直通河岸。南路两旁有石狮一对，高丈许。河上架一平板桥，以通大操场。校本部分南北两院。北院是生活区。

南院是军校的中枢和教学区，又分东、中、西、三院。东、西院为教室与学生宿舍，各有十排带长廊的青砖瓦舍，布局对称，各排房舍之间有走廊相通，每两排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墙开月形门，每院住约一连学生，俗称一连道子。中院有校部办公室和尚武堂。高大的尚武堂坐北朝南，四周环以石栏，雕梁画栋，气势宏伟。厅门两侧有副楹联，上书：“尚父阴符，武侯韬略，简练揣摩成一厅；报国有志，束发从戎，莘莘学子济斯望。” 堂前有长廊直达校门。尚武堂北面是个大空院。院内有两棵并立的五丈多高的古杨，二木间悬一铜钟。因官长常在这里训话和发布命令，因此，这里被视为全校之中枢。校本部的东侧是分校，占地九十二亩。靶场在分校之北，占地三百三十余亩。大操场成 “匚”形，由北、西、南三面拱卫校本部，占地八百八十余亩，以西面之面积最大。

校训

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

毕业（含肄业）于保定军校1-9期及清末开设于保定的诸军事学堂之高级将领名录

1期(1912年8月秋入学、1914年11月毕业、1114名)

唐生智、董宋珩、蒋光鼐、李世荣、晏勋甫、傅汝钧、魏益三、龚浩、曹士杰、曹浩森（肄业）、夏首勋、晏道刚、周址、周玳、周祖晃、荣鸿胪、荣臻、张定璠、张樾亭、张笃伦、张钺、吴尚、杨爱源、杨澄源、苏炳文、刘文岛、刘玉珂、门炳岳、门致中、刘凤池、王镇淮、王天培、左世允、冯轶裴、向传义（肄业）、李必番、李品仙、孙楚、孙震、李树春、李兴中、甄纪印、季芳（肄业）、郑大章、陈铭枢（肄业）、邓演存、傅汝钧、万耀煌、张维藩、李宗黄、荣鸿胪、王天培、田颂尧、邓锡侯（肄业）、谢珂。

2期(1914年初入学、1916年5-6月毕业、956名)

陈骥、陈国栋、陈树藩、陈继承、陈鼎勋、李云杰、杜春沂、刘兴、刘峙、刘文辉、刘尚志、马晓军、吕公望、刘玉珂、邓锡侯、李鼎新、陈嘉谟、王暤南、秦德纯、秦绍观、叶琪、冯鹏翥、邢震南、周斓、施北衡、祝绍周、廖磊、唐俊德、富占魁、梁培璜、徐启明、陶峙岳、黄隐、彭诚孚、熊式辉、戴岳。

3期(1914年8月入学、1916年8月毕业、801名)

徐祖贻、徐庭瑶、徐培根、夏威、赵观涛、陶柳、陶钧、黄绍竑、梁朝玑、戴戟、周碞、周凤歧（肄业）、姚纯、贺维珍、何宣、何健、陈以忠、陈安宝、萧山令、张刚、张贞、张义纯、张治中、陈焯、吴石、朱传经、王天鸣、白崇禧、毛秉文、张培梅、赵守钰、姚琮、于达、王懋功（肄业）、贾康、孔庆桂、吕焕炎、刘建绪、刘和鼎、杨效欧、吴国桢、颜仁毅。

4期(1915年秋入学、1917年秋毕业、209名)

朱怀冰、尹呈辅、王翰鸣、刘祖舜、刘膺古、汪之斌、胡宗铎、彭进之、程汝怀。

5期(1916年6月入学、1918年9月毕业、630名)

张荫梧、吴克仁、李服膺、王靖国、白濡青、李生达、杨耀芳、刘翼飞、严重、何绍南、耿幼麟（肄业）、赵承绶、唐永良、郑俊彦、孟宪吉、董英斌、鲁英麟、傅作义、赖世璜、楚溪春。

6期(1917年初入学、1919年春毕业、1333名)

林廷华、欧阳驹、周浑元、周毓英、郝梦龄、赵博生、胡祖玉、余汉谋、陈公侠、邵百昌、吴奇伟、李振球、李扬敬、李文田、上官云相、邓龙光、邓演达、叶挺、叶肇、吕超、吕瑞英、华振中、朱晖日、刘茂恩、杨杰、杨宏光、李汉魂、阮玄武、顾祝同、徐旨乾、郭忏、吕竞存、谭邃、罗策群^[4] 、缪培南、黄琪翔、黄镇球、覃连芳、韩汉英、韩德勤、彭位仁、彭毓斌、樊崧甫、何柱国。

7期(1917年秋入学、1919年秋毕业、191名)

陈长捷、黄维刚。

8期(1918年8月入学、1922年7月毕业、638名)

陈诚、马法五、王育瑛、王景宋、王以哲、古鼎华、史文桂、史泽波、孔令恂、刘奉滨、刘珍年、刘春荣、李士林、韩洞、邹洪、张权、张文清、张东凯、陈孔达、宋肯堂、柳际明、周祥初、张厚琬、周至柔、郭思演、韩锡侯、傅仲芳、徐梁、高卓东、胡伯翰、裴昌会、郜子举、郗恩绥、罗卓英。

9期(1921年10月入学、1923年8月毕业、702名)

李宗弼、刘万春、刘多荃、李觉、牟中珩、何基沣、宋邦荣、张知行、张克侠、张寿龄、贺粹之、周福成、施中诚、郭寄峤、展书堂（期肄业）、董振堂、黎行恕、林伯森^[5] 。

第一任 赵理泰 (1912.10-1912.12),字康侯,安徽合肥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生。陆军少将。

第二任 蒋方震 (1912.12-1913.09),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第三任 曲同丰 (1913.09-1915.0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第四任 王汝贤 (1915.09-1916.06),字少甫,北京密云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生。陆军中将。

第五任 杨祖德 (1917.01-1919.02),字子荫,山东潍坊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第六任 贾德耀 (1919.08-1921.05),字昆庭,安徽合肥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中将。

第七任 张鸿绪 (1921.06-1922.09),字绍先,直隶天津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生。陆军中将。

第八任 孙树林 (1922.10-1923.08),字少荃,直隶大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保定军校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骚动，严重的影响了教学质量。第一次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 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作为恢复帝制爪牙的模范团被解散后，插入军校第六期学习。因该团积怨甚多，引起在校第五期学员的反对，造成双方武斗。开始以拳头、砖头、木棍对打，后又动了刀枪，以致造成伤亡。校方虽竭力威慑，却无济于事。后来，北京政府派陆军部上将荫昌来保定，压服双方，才平息了冲突。

第二次是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 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原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皖军十五师向直军投降。正值放暑假时，军校作为临时收容营房。因十五师已欠军饷数月，引起下级军官的不满，发生兵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军校只好停办。

军校实行的是一种野蛮的强迫教育，有的科长动辄对学生拳打脚踢，如工兵科长虞克竣成天拿着一根马鞭监督学生，甚至到处追打学生；骑兵科长某某在收操后，还强迫学生再训练一点钟或半点钟；校长或教育长不时集合全校学生在校内广场训话，学生立正不许动，起码站上几个钟头，有体弱耐不住而昏倒在地者。

在野外训练时，天气寒冷，也要集合全校学生，由校长到科长逐个讲评，耗时几个钟头，致学生头上的汗水结冰也不准散队或休息。这些强迫教育，都是他们向日本、德国学来的所谓精神教育。有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强迫教育，以致疯癫。如广西省学生韩明章等患了神经病。

在饮食方面，要求学生在收操后满头尘土不洗面就去吃饭。吃的米不仅粗糙，而且掺沙。有一次从湖南采购的军米不仅质量不好，还掺了不少沙子，激起了学生公愤竞去放火烧仓库，虽未成灾，亦可见当时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情绪了。这当然是校内承办粮食采购的人员舞弊所致。行政管理人员打骂学生，负军事教育之责的教官、助教和连排长学识太差，庶务人员的贪污舞弊等，使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在这一时期内，校长赵理泰对校务不闻不问，因此全校学生发动了一次倒赵大风潮。当风潮发生之初，学校当局即调动了当时驻防保定的新军鲍贵卿旅，把学校四面包围起来，用机枪大炮指向学校相威胁，不许学生乱动。

学校当局把学生一个个地叫去审讯，压迫学生签字悔过。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不表示态度。审讯人员又把审讯的学生移地禁闭，在审讯处的附近放枪，表示把这个学生枪毙了，以恐吓其他学生。但学生态度倔强，仍不屈服，又推举代表刘文岛(湖北人)赴京向大总统、副总统请愿。当时全校被军队包围，不能出去，乃由厕所潜出，跑到北京陈述校中风潮情形，请予援助。正在这时，陆军部、学校当局及驻守军校的旅长鲍贵卿见无法压服学生，乃报请陆军总长段祺瑞批准将全校学生解散。学生如出笼之鸟，纷纷乘火车北上，向各省驻京代表要求向袁世凯及黎元洪请愿，要求解决。

当时段祺瑞企图彻底解散学生，各回原籍。其后梁启超向袁条陈意见，以为解散学生无异放虎归山，如果受了国民党利用，到处捣乱，更不易收拾，不如设法调和，将学生收容回校，加以严格管理，使其驯服，方为上策。袁世凯考虑再三，乃采纳了梁启超的意见，与段祺瑞商定答应了学生要求，更换校长及各级学识较差的教官与官长，并请各省驻京办事处的军事代表出面向学生调解，并发给川资10元，由政府派专车、军乐队欢迎学生回保定军校。学生取得了胜利，皆大欢喜。

赵理泰被赶走后，由袁世凯授意段祺瑞，派蒋方震(又名百里)接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蒋乃日本及德国军事学校毕业，军学丰富，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军事人才。他来校后，乃大加整理，把学生认为不好的教官以及各连的干部，大加淘汰，改善校务及学生生活。校长亲自到各连督促检阅，见连排干部有训练指挥不好的，即当场责备。

蒋方震来校时，本与袁世凯约定两个月后，如他整理不好，就辞职不干；如果认为有办法，则继续办下去。经过两个月的整理，他向袁表示愿干下去，并向全校学生表示，他如果办不好这个学校，愿自戕以谢天下。学生也很感动，愿好好学习。不料当时段祺瑞所掌的陆军部不满蒋之所为，大掣其肘，百方刁难，使得蒋方震无法办下去。蒋为实践前言，一天集中全体学生训话，勉励有加。讲话达几小时之久，他从容走进校长办公室自戕。枪响后，大家尚不为意，他仍走出当着学生站立，其后看到他血流满地倒下去。全校学生见此情形，人人痛哭。

他幸未气绝，乃由当时的张教育长用电话报告北京大总统，即日由袁派高等顾问带领医护人员乘专车来校救护，幸而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校医治了一个时期，学生轮流守卫。以后他逐渐痊愈，才离校到天津、北京各地就医休养去了。其后由陆军部另派了曲同丰来当校长。

军校第八期学生为争取早日开学，组织了复校同学会，呼吁于权贵之间。工兵科学生张照光，身穿军校外出的军官服，在北京大街上拉着洋车揽客。报馆立即发表这一新闻，标题是 “军官学生拉洋车”。北京各报遍登这条消息，并大肆渲染。还发表张照光对记者的谈话和张的自述，做为头版头条新闻刊登。

张自述大意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志在报国， 因军校遭兵劫破坏，无处栖身，来到北京，生活无着，随身行装典当一空，仅留一身军衣不忍舍弃，为维持生计，只好拉车渡日，自食其力，于公于私，光明正大，暂忍困难，等待开学，倘军校不开学，我还是继续拉车。这一行动也是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莫大讥讽。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才于民国十年十月（公元 1921 年）开学。第九期学员 （ 即 1917 年预备军校最后招的一批学生）亦同时入校。此时已有部分教官离校，另谋生计，又遇校长易人，拖欠教职员数月的薪金，引起索薪风潮，弄得教员不安心任教。第八、第九两期学生勉强毕业。

保定军校尽管在末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学习质量还是高的，全国公认它是军事教育的正统。它以自身较好的军事素质，在军事教育和参谋业务等方面受到各省军事当局的重视，自成一个军事学术系统。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时，也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军事教育骨干。

自辛亥革命至“七·七 ” 事变，保定军校毕业生担任高级指挥官的已占很大比重。尽管蒋介石独裁时代极力培植自己的体系一一黄埔系，但保定军校毕业生的学历仍然是担任军事教育最可靠的保证。保定军校自建立之日起，即标榜“军人以保家卫国，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问政治为高尚 ”，形成保定军校学生一种职业军人的特点。

若从民国元年（1912年）算起，保定军校办过九期，毕业生有6000余人。若从北洋武备学堂算起，保定军校训练了近1万名军官，其中1600多人获得将官军衔。这些人遍布当时的军界和政界，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