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先生:雷霆雨露一例是春风--忆南怀瑾老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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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缅怀南怀瑾老师 |
正文:
这个题目,我是借用湘军儒将李元度祭吊曾文正公的联句。李元度出身儒林,为人敦厚,颇为曾国藩器重,提拔为湘军将领,并将侄女嫁给他。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殁于两江总督任上,李元度以门生之礼撰联祭吊。由于此联语意自然真挚,深为朝野人士所赞赏,传诵一时。
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偶然从报章上看到李元度的联语,颇有感触。那时校方正举办一年一度的征文比赛,我忽然心血来潮,就以李元度的联语为题目,写一篇感念恩师的小品文。出乎意料,评委竟将我的小品文列为首奖,并给予颇高的评语。那时校方有一位出色的作家江教授,他特地来找我,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性向在文史,科技方面的初步目标已经完成了,今后最好专心发挥你的潜力。”
次日,我将江教授的话像南老师重述一遍,并向他请示。南老师沉吟了半晌,严肃地说:“年轻人有师长的关爱是值得庆幸的,江教授是有心人,他的话应该好好地思考。”我犹豫了一下,接着提出心中的疑虑:“现在重新开始,可能为时已晚。”“不晚!”南老师立刻回答:“你如果能得到我真传的三分之一,配合科学知识、外语能力,将来不难立足。问题症结在你本身。‘油油不能去,碌碌无所成!’”说着,老师就拿起我的毕业纪念册,写下这两句。
遗憾的是,我还是无法摆脱世缘的牵绊,随波逐流,继续在国内外研究所攻读学位。从此以后,我只能在科技领域苦苦地挣扎,与文史佛道渐行渐远。一九八三年我回台湾任教,暌违十载,南老师依然对我关怀备至,并叮嘱我应好好地利用时间,尽量抽空到十方书院听课和参禅。无奈进入社会以后,往往事与愿违。一九八五年秋,南老师离开了台湾,先后在美国、香港、庙港定居。由于路途遥远,我再也没有机缘聆听老师的教诲了。
当年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时,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四册《指月录》及两册《续指月录》,笑着说:“你在文章中所说的雷霆雨露,都不究竟,雷霆雨露,尽在公案中,好好去体会!”多年以后,我浏览了《传灯录》与《指月录》多次,才逐渐体会到,老师所谓的雷霆雨露,其实是指禅师的宗风与德行。我也因此体会到,老师为什么特别尊师重道。因为儒释道三教,都建立在师道与孝道的基础上,师不尊则道不行,故老师随时随处都以身作则。
南老师在诗文里经常提及两位恩师,一是启蒙的朱味渊太老师,一是传法的袁焕仙太老师。此外,为老师所敬重的是象数大师胡庸先生。胡先生是当年的饱学之士,出格高人。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年方弱冠的胡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此后更经历北伐抗战诸役,战功彪炳。唯胡先生天性淡泊,一九四九年,官拜少将旅长的胡先生随军转至台湾,退役之后,独居于雨港基隆,以卖卜为生。那时南老师正在基隆经商,听说雨港来了一位神卜奇人,特地登门造访,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憾,南老师以胡先生德齿俱尊,以师礼相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南老师已从基隆迁居台北,卜居于蓬莱新村。在那一段时间,南老师与各界知名人士书信交往极为频繁,为了及时答复对方疑问,大师兄朱文光和我经常成了老师的信差。一九六零年,胡先生年届古稀,寄给南老师七律自寿诗四组,老师反复吟诵,赞叹不已,并亲自和了四组七律,次日即命我将诗文和寿礼送去。胡先生独居在基隆一间陋室,晚景颇为凄凉。回到台北,我将胡先生的现况如实禀报,南老师听了长叹一声,不发一语。其实那一刻,老师已有迎接胡先生到台北颐养天年的腹案。但由于胡先生为人过于自重,不愿牵累南老师,始终不肯搬迁。
胡先生从基隆迁居台北是一九六八年,那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在盛情难却的前提下,终于收拾行囊,在台北落脚了。不过定居台北之后,胡先生并没有闲着,在南老师的恳请下,决定利用余年,将堪舆绝学传授给南老师、名医张礼文居士、画家夏荆山居士。为此,南老师特地举办了一场简单、隆重的拜师典礼。典礼整个过程完全依循古礼,师生四人都穿大礼服,弟子向老师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拜师典礼仅半小时,但我们这一群在场观礼的年轻学子,无不热泪盈眶。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之后,南老师等三人都得到胡先生堪舆绝学的心传。夏荆山居士和张礼文居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先后移居美国,成为洛杉矶地区两个堪舆大师;唯有南老师备而不用,“做而无做,无做而做”是南老师的境界,也是他的本色。尘世中的万紫千红,在一代宗师眼底,乃过眼云烟耳!
早年南老师教学的方式偏重传统,要求极为严格。有时感到,老师的霹雳手段,颇有雷霆万钧的气势,令人难以喘息。在学太极拳方面,必须先做好基本功;学静坐必须先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学《易经》必须先熟记卦爻系辞;学诗文必须先背诵全诗全文……丝毫不敢懈怠,不能马虎。现在回想起来,传统教学方法对年轻人确实管用。
六十年代初期,南老师已有撰写《论语别裁》的构想,他希望门下弟子一起参与,老师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负责将他每次所讲的内容做总整理。朱文光大师兄最有耐心,他先将所有同学的笔记做初步的筛选。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将《论语》的《学而》篇整理好的讲稿呈上。南老师细心地看了一遍,当面指出其中若干语意有欠妥帖且偏离主题之处。于是我重新参阅各人的笔记,重新整理完毕呈上,老师又马上指出其中一些瑕疵。如此反复整理,直至第五次老师才表示满意。此后工作进行颇为顺利,但是当我们完成第四篇《里仁》时,同门中有人借口课业太重,要先行退出工作行列。老师闻知,叹了一口气说:“缘起缘灭,勉强不得。”
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朱文光和我先后到国外攻读学位,从此我们都无缘再参与这项工作了。经过之前的共事,我发现文光人品端正、大智若愚,可惜英年早逝。一九八六年除夕,我闻知文光的噩讯,不自觉信步来到蓬莱新村。相隔十多年,街景已不是旧时的样貌,只有教堂前那一块小广场,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六十年代,每到黄昏之际,小广场总是挤满了人,老老少少,打拳舞剑,热闹又温馨。可是那年除夕,却不见半个人影,冷冽的朔风里,只见几只归鸟穿梭在树间。我终于体会到人世的无常,脑海中不禁浮起文光常常挂在嘴边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1969年林曦先生与南怀瑾老师的女儿南可孟(左)、南圣茵(右)的合影】
南老师在蓬莱新村住了将近七年之久,那一段日子的点点滴滴,一直是大家的美好回忆。一九九二年,我再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修,我住的地方和师母的住宅只有二十多分钟的车程,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受师母的邀请。大家提起陈年旧事,当年如何一起清理台风过后的庭院,如何一起包饺子,如何一起调筝鼓琴,如何一起运动健身……那时在美国,南老师的长女可孟在当地的银行上班,次女圣茵在一家超市工作。她们工作繁忙,收入不丰,可是他们爽朗大方,一如当年,总觉得她们像老师一样,天生有一股独立不移的风骨。
南老师历年接引的学人,不下千人,老师常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不过,在末法时代,上上根器的人,稀似凤毛麟角,难遇难求。
(未完)
整理自《点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