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身患疾病的人，他们的家属，和医护人员在医院这个社会空间里相遇。
原标题：医患冲突的社会逻辑与求解
作者：石勇
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相遇平淡无奇，医院保持着特有的秩序—包括医患在博弈能力上并不对等的秩序。
但有时候，这种秩序会骤然间被撕破，就像有汽车在十字路口闯红灯引发交通事故一样，医患的相遇，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冲撞。它们构成了剧烈地冲撞人们心理的社会事件，这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发生，并在公共领域得到传播和放大。
于是，医患的社会冲突，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中国问题”。
人们并不仅仅携带两个“肉身”相遇，他们还携带着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我们发现，医患的社会冲突，实际上是内嵌于这些背景里面的，或者只是其中的一环：各个阶层、群体的社会分裂，贫富悬殊，信任缺失，变味的“医改”，医疗保障不健全，医患博弈能力不对等……
这些背景，还有中国的社会变迁，恐怕才是医患冲突的真正根源，相比之下，患者、医护人员，不过是在医院这个社会空间里按照剧本演出的演员。冲突的一方，患者及其家属，遵循着在社会食物链上处于低端的人的行为逻辑，用各种手段突破博弈困局。而另一方的医护人员，更多是在替政府部门、各类强势群体、医院这些个组织挡子弹。
他们其实都是埋单者。
博弈倾斜
殴打、伤害医护人员的人并不全是一群疯子，报复社会的失意者，或嚣张跋扈的公务员，就这些年来的案例看，更多的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患者及其家属。他们这样做，提醒我们，这种非理性的疯狂，有着它的发生逻辑。
看着那一张张扭曲、惊慌的面孔，《南风窗》记者想到了发生在家乡的一些往事。
记者的家乡在湘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民风彪悍，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不被基层权力骚扰的地方。原因之一是，各村寨存在一些防御体系，相当团结，具有和权力博弈的能力，计划生育工作队或别的政府部门，想要在农村牵牛拆屋，抓人罚款，并不是那么容易。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格局，大致能够维持平衡。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民间力量和政府的博弈难免失衡。记者的家乡之所以在那段时间维持一种如斯的局面，农民无须有“维权”和“上访”意识，还有第二个原因，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构成一个防御体系的村寨社会可以通过报复权力机构中的个体，来震慑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权力机构，迫使后者不敢乱来。
我们想象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有100个政府机构的人员，出现在由50人组成的村寨防御体系面前，那么，后者虽然不怕，但恐怕是斗不过的，更何况，前者背后还有极为强大的国家机器支撑。
但是，这100个政府机构的人员并不是抽象的无名群体，并不都是集体行动，也不全住在防范森严的高墙大院，他们是一个个有名字、需要过自己的生活、需要出现在大街上或乡道上的个体。而这个时候，博弈格局彻底倾斜，村寨社会也许斗不过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权力机构，但报复它的每一个个体，却是相当容易的。这些权力机构的成员知道自己如果参与侵害村寨社会，会使自己处于被报复的巨大风险之中，必然会约束自己的冲动。曾经发生过的几起政府人员被报复事件，更让他们坚定了这种认识。
30年后，在中国各地所发生的医患冲突事件，发生逻辑大致也是如此。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正如社会和国家在博弈格局上很不对等一样，患者也没有什么力量去和医院博弈。一个没有专业知识，没有组织后盾的个体，又如何能够和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资源的组织博弈呢?生活在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一个庞大的机构时，他面对的几乎是一种“无物之阵”，无力感总是油然而生。
一个很不对等的博弈格局一旦存在，要博弈中的双方都保持克制，强者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压倒弱者，弱者则保持理性的克制，几乎不可能。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格局，要么被外力打破，要么会激起弱者的暴力。但无论如何，它都相当于在强调一点：一个不对等的博弈格局，在组织得利时，作为个体来说很弱势的成员，必然要为此埋单—正如个体得利，最终也会让组织埋单一样。
内在冲突
有一个问题是：在过去，至少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医疗市场化改革前，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同样不对等，但为什么医患关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谐，即使偶有冲突，也不会变成剧烈的社会冲突呢?
这就涉及前面所说的社会背景。
医患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主流话语的界定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抱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来解决医患的社会冲突，这是没错的。问题是，“人民”这个抽象的群体太庞大了，在市场把“人民”分裂成医护人员和患者这两大利益群体后，显然不能再这样理解问题。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说法，很明显，现在的医患社会冲突，并不是“群体内冲突”，不是某一帮人因为某些事情而在内部斗起来，而是“群体间冲突”，是按照“医患关系”来定位社会角色的两部分人、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除去一些“为干部服务”的特权医院不谈，医患关系最和谐的，当属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医院，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样(当然过去更明显)。这没有什么玄机。大家是“一家人”，不是两个利益群体，你做医生，我做其他部门的职工，仅仅是干不同的工作而已，两者之间保持着充足的信任。这样的氛围，产生的问题最多是医疗质量，以及所谓的效益，而不是医患之间的社会冲突。
“一家人”的关系既然没有分裂出医护人员和患者这两大利益群体，他们背后的博弈格局，也就相当虚化，等于不存在。甚至，对于国有企业职工医院来说，并没有预设两个群体的博弈。
市场化改革前，中国的医患关系有些地方很像国有企业职工医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市场化色彩，虽然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确不像国有企业职工医院那样是“一家人”，但通过伦理、体制、意识形态这3招，这两者仍然被整合成一个“整体”。
伦理，就是让医护人员保持职业的崇高感，比如说他们是“白衣天使”，激发民众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当然，也让他们如果考虑从患者身上榨油水，或态度不好时会有羞耻感。体制，就是没有把医院变成一个有公司色彩的营利性机构，而是在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还有就是提倡一种“社会主义道德”，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软性维稳。
这3招确实厉害，在医疗质量和数量总体还很落伍的情况下，医患不对等的博弈格局就相当于不存在。如此一来阻止了两者的社会分裂(更不用说对立)，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冲突。
不幸的是，医疗市场化改革后，在“甩包袱”的思维下，医院开始“转型”，患者也只能重新调整自己和医院打交道的方式，原来维系大家和谐关系的那种纽带不复存在。
只是，撤去以上的“保护罩”后，患者发现，自己暴露在了一个不平等的博弈格局下，而医院在复杂的心态中，则乐于发现和放大自己的博弈优势。医疗所具有的“刚性需求”，以及患者在讨价还价能力上的先天弱势，使得整个社会的那种“大鱼吃小鱼”的利益链，移植到了医患关系上，而且表现得特别明显。被“市场”分裂成两个利益群体的医患，由此注定了利益的纠葛，甚至对立。其社会冲突内在于两者关系的重新建构中。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冲突，不过是体制、市场，以及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进行“设置”的结果，是跑不脱的。
从逻辑上来说，要解决医患的社会冲突，要么返回过去(但这已经不可能)，要么重新给医院定位，公共服务职能的归公共服务职能，市场的归市场。
社会机制
各个群体之间有社会冲突，可怕吗?科塞、齐美尔、达伦多夫等社会学家的回答是：不一定，有的不可怕，有的可怕。
不可怕的是“非恶性冲突”，比如医患之间不太信任，争执不下，骂骂咧咧。这样的冲突是大家的摩擦所致，它就相当于给出一个信号，得调整彼此的关系以相互适应，让社会运转得更正常一些。而可怕的冲突，是诸如伤医、杀医这样的“恶性冲突”，虽然这样做的人也是在发出要调整彼此关系的信号，但这只是“他者”解读到的，当事人自己已经绝望，此后发生的一切和他无关了。
很多人都知道，一个社会要维持自己的运转，得有些“排气孔”、“减压阀”，这是社会自我排毒，防止一直闷下去，哪一天爆炸而不可收拾。“非恶性冲突”大概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功能。当然，这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或解决了问题。
而如果是伤医、杀医这样的“恶性冲突”，它的社会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两个群体的结构性关系。这正是整个社会系统紊乱，甚至是恶性紊乱的结果。这一点，正是前面所说的那些社会背景。
并不仅仅是医患存在社会冲突，在今天的中国，各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可以说无所不在。而那些伤医、杀医的患者及其家属具有多重身份，比如：弱势群体中一员是在公司里打工的员工，是买了有毒食品的消费者，是有钱人鄙视羞辱的穷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以及心理上的挫败，并不仅仅止于在医院，甚至主要不是在医院，为什么却选择对医护人员下手呢?很多虽然不是患者及其家属，却随时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角色的围观者呢?
可以发现，这是由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引发的。
一种可以称之为心理受挫的“集中性发泄”。假设有一个人P，在A、B、C处心理受挫，如果这种受挫没有突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或他的发泄会有很大风险，他会选择忍受，而在别处进行替代性的发泄，包括闷在心里，杀伤自己的心理结构。但无论如何，破坏性的能量已经存在。而如果他在D处也受挫，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非常有可能，他会把在A、B、C处所郁积的心理能量，集中朝D倾泄。
也就是说，对D的倾泄，实际上已经叠加了A、B、C处的破坏性能量。医患的社会冲突，医护人员的被打被伤害，固然有医院和患者博弈格局不对等的原因，但也是在为那些曾经让患者及家属心理受挫的人、制度埋单。
很清楚，医患关系如何，不仅仅和医疗体制相关，它还受到整个社会系统如何的深刻影响。解决医患社会冲突这个“中国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别的政治、社会问题。它们已经互为基础，互为条件。而医疗改革所能做的，本质就是缓解医患社会冲突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强化进程，直到逆转的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