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负责任教育：构建中国商业伦理

主题：第二届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

时间：2011年11月26日

地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伟伦楼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欢迎你们出席由联合国负责任管理原则秘书处主办、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届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钱小军，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有长期以来关心社会责任和管理教育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有亚洲地区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老师们，有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本届会议的主办方和承办方对今日到场的所有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欢迎。

199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呼吁全世界企业领导遵守共同的价值标准，实施一整套必要的社会规则，这一号召后来演变成今天所见到的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促进了包括企业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有关各方在推进全球化积极进展过程中的有效合作。2007年，日内瓦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上首次提出负责任管理原则，描述了普世价值观融入课程和研究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准则。商学院责任教育在推动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逐渐关注和重视。亚洲地区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因而亚洲商学院在践行责任教育时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机遇，今天我们的会议主题为责任教育——何谓？何为？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需要慎思慎行。这也是今天聚在这里的原因。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中国首席代表刘萌女士致开幕辞。

刘萌：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尊敬的来宾，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研讨会。首先我要代表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以及我们的秘书长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承办了第二届亚洲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感谢杨斌教授和他的团队，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承诺，他们为我们的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座的各位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居然我们的研讨会邀请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的代表来发言？全球契约办公室和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有什么样的关系？应该说两者确实有渊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99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克菲安南先生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做了一个演讲，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全球契约概念。最初是说对企业负责任，要遵守有关环境社会方面的原则，为此才能够让企业社会、为可持续性发展、为包容的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十年之后，联合国全球契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公民计划，一共有9000多个企业参与，还有其他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和地区。十年后的今天，或者说在2007年，在联合国新秘书长潘基文上台之后，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契约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契约升级到了2.0版本。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我们要以一种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接触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向他们做宣传，教育，呼吁他们保护环境，保护气候，促进环境和能源的可持续性使用和发展。这就是全球契约的本质，也是它和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的关系。

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非常重要，它是倡导未来商界的领袖要对全世界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契约、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这两个倡议都是以原则为基础。联合国全球契约一共有十大原则，涉及到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而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有六大原则涉及到研究、伙伴关系、协作等等。

这两个倡议都强调对公众负责任，尤其是以一种信息披露、报告的方式。全球契约已经有9000多个签约者，后来有3000多个企业由于没有及时向我们报告他们所取得的进展，他们执行十大原则的情况，所以把他们除名了。对于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来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参与者都向我们汇报进展，向其他利益相关者，向普罗大众宣传和分享你们的经验及进步，这样倡议才能够得到长久发展。

这两个倡议都是和领导力密切相关的，因为尽管我们希望这两个倡议都是开放的，都是包容的，比如今天的论坛上有来自不同亚洲地区商学院的代表，希望大家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或者是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的主人，因为您的成功就是这两个倡议的成功。

今天时间有限，我不能说得太多，最后希望今天所有的听众能跟我一样，永远问几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的研讨会结束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学到了什么？回去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也鼓励各位能够给我提供帮助，跟我一起寻找下列问题的答案：第一，对亚洲商学院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亚洲地区跟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有关的有什么特殊之处？第二，为了帮助各位，也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这样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才能够给你提供协助，帮助你实现愿望，也实现您的工作重点和利益所在。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第一届是在韩国举行，今年是在清华举行，明年会在日本举行，在明年的日本研讨会上，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新的做法？或者在2012年，也就是明年，联合国会举办巴西里约热内卢可持续发展会议，会就可持续发展向下一代人作出交代。就商学院而言，它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团体，我们能够为201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探讨的重大话题。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是倡议者、支持者，支持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所以我相信第二届研讨会会取得圆满成功，而且会为联合国的工作作出贡献，能够推动负责任管理教育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谢谢各位。

主持人：感谢刘萌首席代表在这儿给我们分享了她对全球契约和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的精神，以及这两个契约和原则的发展历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她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下面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杨斌教授代表清华大学致辞。

杨斌：各位热情的参与者，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我很高兴代表清华大学、代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欢迎各位今天到清华经管学院参与这场负责任的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去年在韩国庆熙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了第一届，而清华很荣幸成为第二届主办地，就是今天的论坛。

这场研讨会是由联合国负责管理教育原则秘书处主办，清华承办和组织。谢谢刘萌女士刚才非常好的发言，为大家介绍了全球契约、负责任的管理教育原则之间非常重要的关系。这次论坛得到了BP公司的大力支持，BP一直是清华经管学院的老朋友，也谢谢张磊女士对这次论坛的支持。

在工业革命之后，企业成为了社会中各种组织体中最活跃、对于配置资源来说最有效的元素。如果没有企业，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伦理、对于负责任的认同，并付诸实践很难想象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和世界。联合国的全球契约与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深刻洞察和把握住了企业和管理教育这两个关键。管理学院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社会中、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扮演的是倍增器和杠杆的效果，其领导效果对社会方方面面影响巨大。管理学院绝不是、不该是、也不会是只教学生怎么赚钱的场所，管理学院培养出来的人光是懂得理论或是只会做事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为社会造福、为百姓谋利、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和谐。所以对中国、亚洲地区的管理学院来说，我们的目标不能只是培养所谓人手，而更要培养具有高远目标的领导人。从这点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理学院造就何种领导人，这真的关系到国家和世界未来的大事，这也是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的价值所在。

全球契约和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涉及到企业界、涉及到管理学院，所以今天的论坛会发现，上午和下午构成一个对称的安排，在上午朴教授做了演讲之后会有企业圆桌论坛，同时由张磊女士带来企业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成果展示，来自于BP，这两个部分都是企业界。在中午用餐之后，下午既有商学院学生为主体的对话、讨论，同时也有来自于商学院成果的展示，主要来自于今天的主办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所以上午是企业界，下午更着眼于管理学院，但是一定会看到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坦率地说，在中国全球契约的发展，目前企业的覆盖面，包括所展现出来的色彩都有进一步改善的地方。而在中国仍然处在养在生根人未时的状态，在刘萌女士发言之前，今天很多到场的同学，各种原因到场的来宾、听众，未必了解全球契约和负责任管理教育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的交流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也希望借助今天到场的媒体，今天有20多家国内媒体到场，让更多商学院管理界人士认识责任教育管理，也希望他们在企业界工作之后敦促企业更好地参与和饯行全球契约。

我所体会的全球契约精神是平等和对话，今天尽管有两场论坛和展示，有学者们的餐叙和大会后的研讨，希望今天所有的参与者，感谢今天来了这么多听众，能够不断参与到会议当中，所以希望大家不是抱着听众的心态，而是参与者的心态。为什么今天采取同声传译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在座的一部分自身企业界人士，包括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如果说这次会议希望有什么精神和特点，坦率对话、真诚分享。不必有那么多客套，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实话，更有效地进行交流。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代表，感谢为今天会议能够举办而付出了艰辛努力的很多组织者，很多来自于清华经管学院正在就读的学生，你们是负责任的管理教育的实践者，没有你们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会议的举办。谢谢你们。

接下来是会议的主旨演讲，朴容昇教授，来自韩国庆熙大学，我仍然记得2008年12月时，我们两位一起参加当时在纽约举行的全球契约高层论坛，那是第一届。在午餐时我们认识、交流，谈到了很多对于亚洲地区，包括对于中国韩国负责任管理教育的体会，相见恨晚。感谢朴教授热情推动才有了去年的第一届，有了今年的第二届，让我们有理由期待第三届明年在日本举行的会议。再次代表清华欢迎各位的来临，感谢BP和各位合作伙伴的支持，预祝今天的活动顺利，更期待着在会议之后进一步的成果。愿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清华、在北京愉快。谢谢。

主持人：谢谢杨斌的致辞。在座的嘉宾们大概很了解杨老师的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和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这样一个头衔，在座的同学们更加熟悉的是杨斌老师主讲的课程，一个是本科的批判性思维，还有MBA同学的管理思维，还有一个是伦理课。我想他的演讲特别提到了今天他对全球契约精神的理解，平等与对话，今天在座的老师们、企业代表和嘉宾们都能够用平等对话的方式参与到会议当中来，所以我们期待大家的参与。

刚才杨斌老师提到了，下面请到的是韩国庆熙大学管理学院的朴容昇教授，他是首届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的秘书长，多年以来朴教授一直致力于负责任管理教育在亚洲的推广与实践。去年主办的第一届研讨会就是实证，对负责任的管理教育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韩国庆熙大学管理学院的朴容昇教授为大会做开幕演讲。

朴容昇：非常感谢，大家早上好。首先，我非常荣幸接受这次大会的邀请，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清华经管学院，在开幕式上做开幕发言。上一届负责任管理教育研讨会是去年在首尔召开的，当时我是秘书长，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球契约的精神能够在亚洲得以发扬光大，这次组织了第二次大会，我知道这次会议的会场也是全球知名的管理学院之一，就是清华经管学院，所以特别感谢杨斌教授对我多年以来的支持。同时还要特别感谢今年大会的秘书长，我知道秘书长最近这几天都非常忙，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要感谢各位。

亲爱的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共同分享关于全球契约的关注点、疑问和经验，我自己是后现代化世界中的商学院教授，在二十一世纪，商业环境要求我们有全新的商业范式。在二十一世纪的商学院，教育就是未来业界的领军人物，要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在管理教学方面也要有新的范式。我们所倡导的是在后现代化社会中对商学院教育的理念和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范式有所区别，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作为商学院的教授，是在后现代化全新范式中如何搞教学？是身体力行吗？教的就是我们做的吗？比如科研、社会责任、个人职责，教学义务，作为商学院的教授，这些责任是否要亲自承担呢？我们所教的真的是每天实践当中所秉持的理念吗？怎么知道应该教授是那样的思维模式？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天才在这里讨论。

今年的研讨会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到底能不能在学院中教授负责任的商业理念，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反思一下商学院教学的使命。我们作为教学教授的使命是什么，以及在教学当中的挑战。我想提出个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趋势或建议。在过去20年当中，全球商学院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过去非常重视盈利，而现在除了教学生如何盈利挣钱之外，还强调其他的元素。比如工程、社会的平等，过去可能更多关注资本使用效率，现在更多关注其他的因素。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法，这些新的概念和说法其实构成了新的范式，包括可持续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更多参与有责任心的商业资本主义，有责任的资本主义和有责任的业务模式很好地提炼了我们更加新的成功的业务范式。一篇著名论文《战略的管理》，是1984年发表的，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有责任心的资本主义和负责任的管理使得概念。什么是有责任心的？是指对我们个人存在的看法以及个人生命的价值和目标。二是要知道个人的目标，意思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所以资本主义最终的目标或者是企业最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包括商学院最终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有责任心的业务我觉得可以有三个内容：一是企业应该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应该超越利润最大化。这些企业不应该仅仅把眼光放在眼前，人如果没有饭吃就活不下去，但光有饭吃还不能称为人。二是管理要服务于生态系统中，利益不仅限于他们的股东，但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企业最终盈利的目的，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是矛盾的关系。他们已经意识到各个企业中构建的健康的、互相依存的系统，从长远来说可以更加繁荣，可以使业务蒸蒸日上。三是这些企业应该有非常自我意识、高度成熟的领导，没有有权威的领导，我想企业要想做到有责任的企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提出未来挑战的性质进行解读时，会再回到这三个原则。

传统来说，仅仅关注企业本身，今天一个负责任企业的范式中，要求负责任的企业还要把眼光放到其他的方面，包括社会伙伴、投资者、顾客、雇员，甚至还会涉及到自然环境。在50年代的时候，通用公司的总裁当时说，对通用好的事情就是对美国好的事情。但是现在仔细回顾这样一句话会觉得当时可能过于自负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只能说对社会好的才是对企业好的，应该反过来。化茧成蝶，这是一个面临濒危的物种，所以我们要关注自己的DNA，改变自己的DNA，如果DNA改变了所有都会跟着改变。如何打破旧框架的翻离，为什么企业是社会性的存在？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我们怎么做业务，亚洲已经融入了全球竞争的环境，大家都特别忙，没有办法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整天都在想怎么做，做什么。

回到刚才所提出的三大理念，通过这三大理念，一是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作为商学院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我们所教的真正是我们所做的吗？首先来看一下商学院的使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应该有更高水准的目标，不仅限于利润最大化。我们商学院也要关注自己更宏伟的目标、更高水平的目标，不断地使自己走上正确道路，我觉得反思是非常重要的。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哈佛也处于评论中，题目是《商学院如何迷失了自己》，为什么大家会迷失自己？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感，也就没有责任感。二是关于其他的企业，就是企业如何关注所谓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有一位教授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必须使蛋糕越作越大，成为可持续增长的蛋糕。我们都是商学院的教授，我们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关注到了吗？我们是不是考虑到了有关方的利益，是不是有时候过于盲目自大，认为定了一个商学院，觉得商学院的想法对利益有关方就是做好的。是不是考虑到了学生，是不是考虑到了企业界和商界有关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呢？是否真心实意地和他们进行协作和对话，这样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商学院。三是我们要有全新的、商业的领导力，必须自我改进，自我关注。在后现代化世界中，领导力的定义不能仅仅理解为技能，应该是一种性格。在二十一世纪商界的领导必须能够提供丰富的愿景，创造人类的富足，而且能够克服匮乏的思维模式，都是对社会有破坏性的思维模式，不是要控制社会，而是要更好地关爱社会。

所以在商业教育中，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负责任的领导呢？我们如何清醒自己传授的知识呢？当然首先是要变革管理，这是商学院比较爱说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很抵触变化，觉得变了之后就不确定了，大家觉得很恐惧。所以我认为商学院成功的变革管理，要始于自己有一种明确的目标或者是使命感。商学院的教授要自己主动参与和创建新的商学院教学范式，首先自己要清理心情，作出表率，感染学生和商界，更好地管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今天是第二届大会了，联合国负责任的管理教育运动，我觉得是大家都达成共识的目标。它有六大原则、目标、理念、方法、研究、合作对话，可以在今后引领商学院发展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是在二十一世纪当中商学院应该秉持的方向。

下面我讲一讲亚洲的商学院，包括新兴国家商学院的负责任教学的基本理解。一直以来，亚洲管理学院都在效仿西方同行，讲的都是以股东为主，让股东获得回报，忽视了人权价值的重要观念。在我看来，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要让亚洲的商学院，尤其是东亚，包括中日韩三国的商学院要重视传统的文化，重视人的权利、人的文化，重视天人合一。亚洲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是全世界最快的，所以我们发出的声音对全世界都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大家所看到的这张图，亚洲的商学院在联合国全球契约、负责任教育管理原则这方面的代表性不足，就是在签署成员中只有13%是来自亚洲的，所以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我的学生在执行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方面的一些想法。一个课堂就是一个小的社会，我和我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有良心的企业这个话题，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是众多的，是战略的利益相关者。我经常鼓励学生，对新的商业范式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理解全新商业范式已经成为潮流，我就会让他们以一种批判的角度去思考各个企业战略计划，而且要贯彻落实有良心企业的原则。所以我经常让学生做一些项目，比如管理教育当中如何能够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体现负责任的管理教育原则，甚至让它成为自身DNA的部分，我也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听我说，做一个积极的学习者。因为我知道，传统的讲课模式在管理教育当中是行不通的，如果讲授的课程内容涉及到商业道德、有责任的管理这方面，因为要让学生主动从意识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负责任教育管理的课堂上，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是方法论。就是要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二是涉及到内容，我讲课的内容如何对现实世界有密切联系，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传道者，道德论者，而是要让企业做理性决策过程中反映出负责任的原则，让学生真切地有这种想法，我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以正确的方法去做。我们还鼓励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我经常让学生自己做演讲，比如针对某一个具体企业做案例研究，而且跟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的人进行密切配合。所以我发现这样的课程反响很好，很少学生会像现在这样上课时这么积极、主动、进行互动，眼里闪耀着亮光。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学界和企业之间找到更多协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负责任的、有良心的企业发展这方面。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小的演示，5分钟，演示之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会儿会有韩国的流行音乐做背景音乐，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下。（播放幻灯片）。

负责任的管理教育是可以教授的吗？也许可以教。教得会。但是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很大的挑战和困难，但却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保持联系，相互鼓励，让我们在这极其有意义的道路上携手并进。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朴容昇教授的精彩演讲。我觉得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嘉宾们都被朴容昇教授的演讲以及刚才放的片子深深吸引了。他提出了很多问题，同时也用自己的实践展示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在学校里怎么能够做到负责任的管理教育。下面欢迎各位提问，今天问答环节是有奖品的，是由湛卢文化提供的卓越领导指导的系列书籍，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提问。

提问：22号在伟伦楼四层有政治学走进商学院，钱院长、白院长、清华政治系一起举办的，我理解政治学就是怎么教人做官，商学院就是教人怎么做商，我想问一下朴容昇老师怎么理解官商这两个字？国有商业银行、清华大学，您怎么理解这样的组织？官和商如何结合？

朴容昇：其实您是说政界和商界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当然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像您了解那么多，但对社会而言，如果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如韩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现在的趋势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就政府而言，它的角色现在越来越有限，受到了限制。在全球化时代，就企业而言，你会发现企业越来越强大，有力量。联合国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即使是联合国现在都积极邀请商界领袖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处理和开发与社会发展有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政府有作用，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觉得政府作用也好、角色也好，总是有限的。所以在我看来，商界领袖，商学院的教授，他们自己的倡议、积极主动参与、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朴容昇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发言，我想知道为什么您本人会对负责任的管理教育这么感兴趣？会认为它是战略性的重大的话题？

朴容昇：这是很好的话题，本来我是教人力资源管理的，这是我的专业。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这个话题，它其实就是利益相关者的话题。因为人力资源讲的就是员工，员工就是利益相关者之一，所以在我看来，我说的新的管理范式跟我本人关注的重点，和我本人的专业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但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感兴趣，这和学生的参与有关。我发现学生对负责任的管理教育非常有兴趣，而且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毅然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我从中发现了它的美。

提问：谢谢朴容昇教授。您的讲话当中提出有良心的企业，有良心的商学院的话题。我觉得非常受鼓舞，但是说到有良心的商学院，从教授的角度来说，您对您的学生有什么期望？据我了解，您非常强调要以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为主，您怎么去鼓励您的学生能够有良心地学习？或者自觉地学习？

朴容昇：很好的问题。我想在新的世界当中，看什么问题都要把它看成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比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迈入了新的时代。现在师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以往，师生之间是一种是从上到下的关系，老师为主，学生反而变成次要，对老师有利的问题、有利的事情先做，再想对学生是否合适。现在考虑的是只要对学生有利就是对老师有利的，越来越注重两者之间的依赖性，所以我非常鼓励学生自愿、积极主动的参与、接触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我们确实走入了一个新时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有自觉性、积极主动性，要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所以这个世界应该需要讲良心、讲自觉，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学生。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互动环节到此结束。正如刚才朴容昇教授所说，其实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做还是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才能做到更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刚才已经听到了商学院的声音，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欢迎BP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资深经理张磊女士发言。

张磊：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大家可能会问BP的业务和教育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要参加这样负责任的管理研讨会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先从这个疑问开始讲起。因为BP相信，企业要有前瞻的视角，不但企业自己要承担社会责任，还要用前瞻的视角来关注我们在座的商学院的学生，你们是未来的商界领袖，商业的精英，是否能够通过商学院的学习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并且进行相关的能力建设，让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融入你们的学业。将来当你们成为商界精英和领袖时，你们进行商业决策时，是不是能够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审视商业决策和行为，不是纯粹见利忘义，而是能够见利思义。

这个研讨会提供了独特的平台，聚集了企业界、学术界、媒体、NGO各界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如何帮助商学院的学生、未来商界的领袖怎么样在学成之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并发挥你们的领导力。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受邀通过今天独特的平台来和大家分享一下BP作为一个企业，是如何来编写和发布每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BP每年编写和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有三个主要目的：一、通过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促进各界对BP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希望坦诚不公的对外界交流，我们取得的成就、拥有的强项和面临的挑战，来加深社会各界对BP的了解，从而增进信任。二、与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展开建设性对话。报告有助于开启我们和意见领袖们的对话和探讨。三、提高我们对于人才、市场、资金和资源的接触机会。我们的投资者越来越关注安全和环境风险的问题，通过发布报告，我们可以向投资者汇报BP在这方面的行动，有助于他们的决策。BP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经历了20年发展历程，20年以前，在1991年BP发布了第一份报告，那时候还不叫《可持续发展报告》，叫做《健康与安全发展报告》，那时候BP还被称为英国石油公司，那一年我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第一份报告诞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BP第一份明确的承诺降低和管理环境影响的报告。从那时候开始，BP逐渐将一些健康、安全以及漏油的数据放到了年度报告中。BP也是第一批将非财务数据纳入给股东的年度报告的企业之一。在1995年，在详细的安全、健康和环境数据报告的支持下，BP出台了第一份社会报告，加强了之前报告对于健康和安全的关注，呈现了BP在管理员工方面的整体情况，以及BP在本土以外其他国家运营的一些社会理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BP的报告进一步巩固了报告的方法论，同时将重心转向BP取得的成就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也与时俱进，把报告和辅助的内容放到了BP网站上，通过互动的工具，让感兴趣的读者有机会利用这些工具和信息，更深入、更全面地审视BP的表现。

从结构和要求方面来理解BP报告的体系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报告体系分为两部分：一、监管机构的要求。二、企业自愿承担的义务。在PPT上大家可以看到，上半部分是监管机构的要求，虚线以上，虚线以下是企业自愿承担的义务。首先要遵从监管机构的要求，因为BP是在英国和美国上市的公司，需要遵从英国的公司法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S表格的报告要求。这两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的部分，但是某些地方也有显著的区别。比如前者是叙述性报告，后者要求有前瞻性内容。就可持续发展这个内容而言，英国的《公司法》要求企业在年度报告中要包括完整的非财务信息。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越来越多要求上市公司将这类信息包括在20S表格里。所以这都使得英美两国监管要求有了更深一层的重叠。

其次，我们需要自愿承担主动沟通披露的义务，BP使用和支持若干个架构和原则，来编制和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比如说这些架构和原则就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要求会员主动提供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原则、安全与人权自愿的原则、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在PPT里提到的这些还没有完全囊括报告中所有的要求，不过这些是指引BP编制报告的主要原则。此外很多业务经营国家，还要满足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要求。虽然目前在很多国家这些还是遵循自愿的原则，但是政府正在加紧把这些转变为强制性行为。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在这个报告开始发布时，遵循自愿的原则，但是逐渐会转变为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有一个重要的进展，我们努力地确保所报告的是最能够有利，而且是连贯性来描述主要影响和关键绩效的指标。因此，将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描述绩效的指标列成了金字塔形状，向大家更清楚地展示。在塔尖的是一套BP定义的非财务类指标，这些是BP内部最有保障的，在全公司全面持续使用的指标。接下来中间的一层是行业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最下面的一层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一套指南。包括指标和定性的描述。BP一直支持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所采取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我们正在协助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制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补充指南，这个补充指南将把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南整合成针对油气行业特点所用的指标体系。

下面看一下从1987年我们发布了第一份环境政策声明以来，BP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如何演变而成的。这张幻灯片展示了从1987年以来对BP产生影响的各种外部事件，以及BP自己的内部事件。这两方面都对BP和其他很多公司的报告演变产生了影响，在关键时间和数据上提高了透明度，今天的BP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和披露的数据都相当复杂。BP于1987年发布了首份环境报告，在当时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共同发展概念。从外部环境来说，1989年艾德森公司，瓦拉兹号油轮漏油事件增加了人们对于石油行业的环境实践的关注，也促使我们对这方面在报告中进行了回应。在哥伦比亚人权问题成为焦点之后的几年，BP在报告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发布了首份社会报告。当时恰逢联合国里约地球峰会的召开，峰会上讨论了不断增加的社会问题。外部事件和BP的事件促使BP将环境报告和社会报告合二为一，达到更高的层面，这也是第一批来直接系统讲述人权问题的系列报告之一。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形成的同时，BP报告内容继续丰富，而各种外部的事件，比如说千年发展目标的形成、安然的倒闭和里约十周年地球峰会也提高了外界对BP无保持透明度的期望。BP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也是我们经管学院担任多年的委员会的顾问了，他1997年在斯坦福的商学院发表了有关气候变化的讲话以后，BP报告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飞跃。当时一些外部事件，比如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的启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贿赂案等，使外界进一步关注需要企业来向全世社会公布更多的企业行为。

BP在经历了2005年德克萨斯两场爆炸事件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对操作安全等方面的报告，在报告中做了更大程度的披露。BP以外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西雅图和日内瓦发生的反全球化的抗议，诸如此类的事件要求企业对于他们的全球责任更加明确。这促使美国很多公司开始深度披露这方面的信息。这些发展将我们带到了今天，下面我以BP2010年的发布报告为例来给大家简要介绍不断演变的BP报告到了今天现在的架构和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

说到BP2010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大家可以想像，当时在撰写报告时对BP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2010年的报告是在2010年7月份就开始筹划，7月份的时候BP正忙于应对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鉴于漏油事件的影响，以及事故应对规模之大，BP必须了解利益相关方如何看待BP的信息披露，有些什么样变化的要求，墨西哥湾这样的漏油事件来如何改变他们对于BP的看法和期望。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期望。为此，BP在英国和美国举办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搜集了意见相关方的反馈意见，这些意见对于BP制定201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对撰写策略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下面用几张幻灯片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报告主要改进的地方和主要内容。根据利益相关方的反对，他们需要了解BP在墨西哥湾事故之后如何改进，作为回应的一部分，在报告中紧接着首席执行官的致辞之后有一个章节介绍BP正在进行的主要的改进项目，以及这些详细内容在网站上的连接。根据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我们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有关墨西哥湾的章节，包括三部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描述、数据细节来描述应对方式。以及我们对墨西哥湾未来的承诺。关于承诺的章节，也为我们将来撰写事件的内容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利益相关方要清楚地了解BP如何管理遭遇的危机。因此我们加强了这个事件在报告中的力度和深度，由于这个事故牵扯到了供应商和承包商，所以在报告中增加了和他们合作相关的信息。在报告中，我们就能源的趋势和气候变化的内容做了改动，因为能源的发展趋势和气候变化都是利益相关者十分关心的话题，并且在墨西哥湾事件之后大家更关心。我们在报告中单独做了一个章节叫能源未来，这个章节中报告内容主要围绕相关的话题展开，比如能源使用的模式和技术的种类，还有在未来将起到很大作用的深水技术。在这个章节中，也探讨了气候变化，以及如何通过投资可替代能源来作出战略应对。报告中的安全篇也非常重要，内容需要非常详尽，根据利益相关方期望，我们在这个章节设立了单独的部分介绍BP在美国安全生产的表现。

在报告中，我们还着重介绍了如何评估新项目，作为报告公司的运营，对社会影响的一部分，未来BP的报告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内容。BP今年报告的新变化是包含了来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我们通过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或者搜集他们的反馈获得评论，这些反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将外部的看法写进报告，提高报告的可信度。今年我们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印刷版的报告，今天会议的资料袋里大家可能会拿到。印刷版的报告是BP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个摘要，更详尽的报告和细节在BP集团网站上都可以查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登录BP集团网站了解。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磊经理给我们分享了BP如何编写和发布自己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我想从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BP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整个报告发展差不多有20年的历史是如何变迁的，报告体系提出讲到了提高透明度这一点。去年BP的重大事件所有人都知道，我想特别选了去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例子，其实可持续发展报告只是作为负责任企业一个侧面的反映，但是我想她的介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BP是怎样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的。

下面休息。

圆桌会议

金勇军：我是经管学院伦理教学组的教员，我的背景是法律。我花一点时间隆重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第一位是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先生；第二位是商道纵横总经理郭沛源先生；我披露一下，这是清华的校友。第三位是索奥中国首席执行官李晨晔先生；第四位是五矿集团办公厅副主任谢卫军先生。首先请四位嘉宾发表自己的困惑，讲完之后可以相互讨论。如果袁总愿意，可以让你来主持。

袁岳：任何一件事情做多了就烦了，所以你来做最好。首先说困惑，我觉得没有什么困惑，因为我自己做生意19年，奉行三个原则，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在没有发财的时候，就要做个好企业，不是等到发财才做好企业。发了财以后再做好企业的是赎罪企业，不叫公益企业，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企业社会责任是比较软性的，在公司做很多其他的管理比较硬性，企业社会责任比较软性，也比较零散，所以我自己有这样的理念和做法，叫做软性事务硬性化管理。怎么把它变成公司日常管理的对象，我提出了“三化”目标：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化、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品牌化、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奖惩化，和绩效相结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自己内部很多年的实践证明，比如在我们公司有美好婚姻计划，这个作为全部员工的家庭关系的，比如我们自己有员工和周围贫困山村对口合作的家庭合作计划。公司里还有青年公益的支持，现在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公益组织，叫做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简称ES，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公益组织，要把它硬性化，来确定管理目标。

我觉得企业社会责任不是智商问题，而是情商问题。因为有一些企业会讲社会责任，做成报告，包括在学校也讲，我觉得讲是讲不明白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非常具体的情况，就看怎么处理。刚才说到BP，大家知道摩托罗拉、爱立信都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老总们到分公司、市一级公司的老总们都请来，读摩托罗拉大学或者爱立信学院，MBA项目，三年，一年半在中国，一年半在国外，学费全包，这件事情我以前作为中国咨询委员会的参加会议时，我建议，这种做法是发展人脉的好方法。但是BP说这好像违反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规定，涉嫌贿赂嫌疑。我后来和摩托罗拉的老总讨论，他认为这不是，认为这是客户服务范畴。因为中国的客户，特别是十年以前，很多的服务，运营商老总管理水平都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只卖电脑或者卖软件，我们还提供服务了，我们通过让客户管理人员的观念得以改进，双方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这到底是还是非呢？主要是这个情况怎么处理才合适。所以我觉得，有一本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一写全是各个单位的先进事迹，我认为是没用的，就像写雷锋的故事，出一本书，写了这么多年出几个雷锋？必须有具体的情况，让同学面对这个情况，让他们自己选择，需要操练才行，不仅仅是学生，员工也是这样。说一大堆的口号，看见一个事是怎么做的？在一个公司里面不仅不给回扣，还不请客。就是客户不请客，再牛的公司都不请客，但是要做得好，客户会请你客，我们允许吃客户的饭，不允许请客户吃饭。要看你会不会这么干，如果定了之后你还是整天请人家吃饭，还是不行，所以还是场景的问题。

我们有这样的做法，没有太多的困惑，我觉得我们的做法和其他一些企业的做法不太一样，如果说困惑的话，大概有一些人看到我们的做法困惑。我记得18年以前有一个广告公司老总跟我说，袁总我跟你讲，你这种做法，将来一定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当然他的公司已经破产了，我们现在是行业老大。人家看你困惑，好象做的是大公司的样子，我自己也觉得，小公司、创业公司，就要大公司的做法，这样做起来才行。除了零点之外，我们最近做了飞马旅，专门支持创业机构，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要求，虽然创业只有两三年，但是要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标准，这才是我们支持你的标准。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支持有长远发展的企业，只要今天是靠原罪式发展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你哪一天完蛋了，所以不会有太大价值。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谢谢。

谢卫军：袁总做企业做到一定境界了，所以没有什么困惑。但是对于五矿集团来说，我们处于转型过程当中，对外获取资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惑，和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之前我先插播两则广告：一、五矿集团上个月在墨尔本举行了可持续发展澳洲报告的发布会，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海外发布类似报告。BP的张老师已经说了可持续报告是怎么回事，中国企业做可持续报告的时间比较晚，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事情。五矿已经在国外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在澳洲的资源获取、经营是非常负责任的，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为了增加透明运营、利益相关方沟通，所以我们举行了发布会，非常成功，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进一步了解。二、今天的主题是负责任的教育，其实我们和清华大学对此已经有良好的合作，主持人钱老师在今年初带领他的团队到五矿进行调研，我们也给予配合，最后成果也出来了。

今天是在大学学堂，负责任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教育到底应该是以功能为导向还是以素质为导向进行教育？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企业到底是以营利为导向还是以承担责任为导向？这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本来说还是需要现实解决的问题。比如教育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故事，哈佛大学非常著名的一个教授，叫格里高·曼昆，选他的学生门庭若市，这个月初有六七十个同学退选他讲的经济学课程，为什么？因为说他培养的学生多数是华尔街精英，也是美国政府的精英、政策指导者，由于这些人的决策和行为导致了金融危机，这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这是最近的一个反思。曼昆教授所代表的学派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根本出发点大家也知道，强调短期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效应，能够赚钱就是好的标准，能够给股东创造效益就是好的行为。相对说，提供产品、提供服务，为社会负责放在其次。现在社会对他的学说正在反思。所以就有学生退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

新资本主义经济学派这种学术，在中国，经过很多在美的学子的引进，现在非常的盛行，目前很多高校，包括清华用的都是原版教材，很多老师学生都引以为豪，我进门时很多学生都还拿着书在看。这都是非常好的行为，能够学习了解西方经济学。中国的高等学校学习借鉴中国的经济理论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来都是走自己的路，没有学习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我们必须创建自己的理论，不能照搬。如果光用他们的教材，不创新的话，我觉得很难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很难指导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这是管理教育深层次的结论，倒不是说古人所说的传导授业解惑。到底传什么道，解什么惑，怎么解惑，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光靠教育界或者光靠一个学校可能还不行。刚才朴教授说需要有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需要中国政府出面，需要企业参与，具有独立精神的学术界，独立精神已经说了100多年，到底独立到什么程度，需要我们共同做这个事情，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发展质量大家都知道，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光是量的问题，环境问题、安全问题、不要带血的GDP，还有民生问题。所以困惑还是存在，希望清华作为中国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对企业来说也是，到底承担社会责任承担到什么程度？因为企业不能光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不盈利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也没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所以盈利还是企业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社会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两者之间怎么保持平衡？刚才袁总说了，说社会责任是软约束，我个人认为，它既是软约束，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硬的约束，能限制发展。但是在盈利和承担适当的社会责任之间怎么保持平衡，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希望通过专家们、学术界的帮助，能够解惑，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包括亚洲地区、世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郭沛源：各位早上好，我叫郭沛源，我来自商道纵横，做社会咨询工作。我是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在清华学会了一点，就是做老实学生，金老师来之前给了一封邮件，说要讲困惑，所以我先讲困惑。这几个困惑我自己是有一些大安的，但是由于是学术范围的讨论，所以把困惑拿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第一个困惑，在我们给企业讲社会责任时，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20年前让我们改革开放，让我们做市场经济，让我们把包袱全扔掉，现在又讲把包袱捡回来，什么意思？从一个纯市场化的方向转回来又讲企业社会责任。很多人，包括商学院的学生看到社会责任这个词时都有这样一个困惑，这个争议一直没有停过，包括两派都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最近网上中欧的许小年教授的观点，企业就不该谈社会责任，把钱挣好了，给股东创造利益就是社会责任。我自己也有一些理解，我碰到的最多的困惑就是这个。

第二个困惑，我有一点困惑，但也不全困惑。为什么我们自己总是讲企业社会责任怎么好，怎么能够帮助你长远发展。人家会问，有什么好的案例？我们就说这个怎么样，还没有充分的说服力，我觉得需要更多好的案例说服别人，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我和很多商学院有接触，商学院很多现有案例都是讲财务管理、战略、人力资源，我们都对商业管理是很有用的，但是对于社会责任怎么真正创造价值的案例是很少的。最近社科院钟博士做了一本案例，在嘉宾袋里面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大概翻了一下，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写得太直白了，缺少刚才朴容昇教授说的，环保、绿色、社会责任不是一场Party，不是一场盛宴，不是我们都学雷锋，商业是血淋淋的事实，为什么人家做这个事情能做好，中间会有很多矛盾冲突，我们需要把这些矛盾冲突摘出来，让大家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包括袁老师讲的，摩托罗拉那样的是具有争议的，不见得是黑和白，让你做决定时想到这些因素。

第三个困惑，针对商业管理。为什么天天老师跟我们讲要做高尚的人，老师自己好象也不一定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包括在家庭里也是一样的，爸爸妈妈天天教孩子不要随地吐痰，结果小孩跟着老爹去公园或者在马路上，老爹随口吐一口痰，说一百遍跟犯一次错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落实到商学院的责任问题上，如果我们推行这个事情，商学院的教授本身可能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天天想跟企业怎么做课题，怎么赚钱，这个事情也很难讲好。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这也是我观察到的国内的一些状况。谢谢。

李晨晔：我先做个广告，我这个组织可能是大家最不知道的组织，叫索奥中国。索奥中国中文SOL，我们正在做的是公益组织，但企业是我们主要的合作对象。我们在形成这样一个网络，既有服务机构，也有企业，一起探讨有一些事情能否做得更有意义、更有道理，尽管很困难，这样的协作联盟正在形成。其实困惑很多，因为天天在做这个事，不仅仅做责任的事。

我首先要说的是，刚才朴容昇教授给我带来的困惑，听他讲完之后我下来也问他了，我很佩服朴容昇教授的勇气，他确实是在探索一种新的系统生成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元素。刚才我问他，商学院里你这个课教得很好，毕竟这是一门课。还有教管理的，主要的内容交代的一定是怎么跟投资者沟通，要面对的是华尔街，应该怎么做你的事情。我觉得学生就有点担心，有的老师这样教，有的老师那样教，在这样的状态中会比较受罪。如果朴容昇教授的课在中国上，替他的学生担心，因为我们国内很多企业老总不太喜欢批判性思考，我们企业的老总还是让员工干活，让员工做的事就是完成工作，达成KPI，特别是去了一个特别大的公司以后，碰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朴容昇老师课上得了A的学生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每天在做事时也在想责任、想做一个更好的公司。刚才朴老师讲的时候说到，这其实是关系到企业究竟是什么的事，企业的宗旨是什么，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合作企业是软件公司，做得很好，已经是行业当中的领先级，但还是一个重小企业，在几亿销售额的范围里。但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和他们做战略研讨时觉得有一个问题很痛，发现他们人均营收持续在下降，从30多万降到了接近20万之内。

作为一个软件的服务类企业，因为主要支出成本是人的费用，如果只有20多万的话，可以想到员工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样。因为老总们也是在下很大的力气，还要花钱做培训。后来他们发现企业员工的满意度很难做，尽管做了培训，尽管涨了工资，但是背景是北京房价的暴涨，不管在人力资源方面做多少事，他觉得员工满意度非常难提高。当然最后战略回顾的结果是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发现，这件事其实反过来变成了传统的商业案例，就是产品模式、服务模式在未来三五年中要做巨大的改变，巨大改变的原因是企业的商业成功。反过来看的时候，和我们刚才讲的指标有非常大的关系。一个以人为主的企业，员工满意度很低的话，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创造力和业绩，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会发现责任、商业等等加起来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感受，我原来做过咨询公司几年，前面几位也讲到教育的事，我们的员工主要是国内和国外学校商学院的学生。有个突出的感觉，特别是近几年来商学院的学生，到我们这儿以后发现，确实缺乏激情。确实没有一种对这件事情的热爱，对管理的初始状态的探索，我们碰到的就是和商学院打交道的企业最大的困惑。我们管理这个事其实很复杂，又有科学又有艺术，很多很好的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在做事时缺乏激情，就是普通的对事情的认识，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弄得中国服务型企业很难管。我们要花很大的投入，对这些商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大概花两到三年的投入，等于是重新培训。从他对职业的态度和对自己工作的态度，还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学校相关的分析技能，特别是和知识相关的，都要重新培训。所以问题问回来，商业或者管理类教育在我们社会当中的成本和工作应该是怎么分担的？而且商学院给了学生很多的期望值，让人家付了很贵的学费，也跟人家讲说毕业以后可以挣很多钱，基本都是到华尔街挣钱，到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很挣到很多钱。所以我讲的困惑是每天在工作当中的，是责任还是生意？既是责任也是生意。两三个月前我看到张瑞敏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讲了一句话，他在做一个很大的试验，企业做了一段时间组织架构做起来之后发现组织架构恰恰是最大的阻碍。他现在正在做自主经营体的项目，海尔企业也能够产生4000家内部的小企。他讲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如果把员工看作是工具和机器的零件，涨工资是很大的负担。如果把员工看作是合作伙伴，涨工资永远没有太大问题。张瑞敏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事，企业怎么看企业当中的人。企业当中的人是机器的零件，是我们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还是价值创造的合作伙伴。

反过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企业是不是确实承担了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发展责任？这可能没有写在GRI的报告指导原则中，但是我想说，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亚洲的企业，这是很重要的事。

金勇军：我在别的地方听到过类似的表达，像阎炎先生，他是个风投，他投别的企业时考核第一个指标就是CEO有没有道德责任感。因此我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社会责任，我想听听在座各位不同的想法。

袁岳：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不存在，只是一个定义问题。很多企业不要用社会责任这个词，但是要对员工好一点。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大话题，而且也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比如我们要分细了有内部对员工的，有对社区的，有对整个社会的，有很多东西。假定有十件事情你做了一件算不算，做了三件算不算，依我来看，依我来看，没有一个企业公开说我不愿意担负那么多社会责任，也没有企业说我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企业，我看没有。有人不喜欢这个词，或者广义地扩展成为企业办社会，其实企业办社会和企业社会责任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今天是对正在进行企业行为的界定，用社会责任的方法做狭义的界定。也有一些企业把福利目标作为其中一个，以前的企业办社会变成了两件事情同时在做。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负责任的经营行为，或者是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是主题词外面附加的定语。

在这里面是有两种不同，钟清厚（音）就认为，企业的本分就是做好企业，社会保障基金的本分就是做好社会保障，各自有各自的本份。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搞企业社会基金，他搞一个，他女儿也搞一个，就是不愿意叫那个。不管怎么说，他也没干什么坏事，没喊这个口号之前也捐了不少钱，干了不少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时期的冲突并不存在，但有一种冲突是存在的。实体企业和投资企业的角度有区别，投资企业因为做投资一般不太懂人家的业务，也不看长远，就是希望你老往上涨，这样有保障。所以关心的角度和做实体的不一样，实体的有点像养自己的孩子，外面来的那个是用工人，只要是能好好干活就好。两个人的感情不一样，即使像阎炎这样的，不负责任的企业能偷税漏税，做假账水平很高，税务部门都可以蒙过去，是不是能蒙过你呢？再说你的投资经理也不是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的，也比较好蒙地站在这个佳都，回头再想想，如果是比较负责任的，规范性强一些的，好像将来对我的回报也比较可靠，我认为是有矛盾的，华尔街的人贪婪，但是他也不会公开说我专门要偷税漏税的，非常不规范的，对员工不好的。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要面对公众的，如果搞一个公司，知道这样没法面对公众。站在这个角度来说，能够面对公众的除非就是做假的，也有做假的现象，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华尔街揭内幕的公司有存在的空间。那种公司越发展，包括正规经营，不要作弊，这也是一种制约力量。但是说到底，我们要这样干，所谓的困惑说明了深一级的本质。只要我们追求利益，里面永远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可能全是清高的，如果全是那样的，就不是真的了。但是，就是要里面有三教九流，他们最后的下场、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出息是互相影响，他们不是从总结起来学习的，所以根据理解是这样讲。第二，企业总体来说，有追求负责任的倾向，另外，企业也总有在追求利益过程中，背离社会责任心，这两个倾向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不同的企业就分成了四类，一类是负责的倾向占高了，还有一个是两个东西都高，还有两个东西都低，还有不负责的高一点，负责的低一点。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它看作是两个倾向之间的斗争，是有区别的，所以不是一个困惑，是一个博弈模式，是一个博弈水平的反映，从而造成的类别。

金勇军：比如马云是接受别人钱的，一个投资一个被投资人的方向。结果马云拿公司的钱为员工提供无息贷款，这个事情怎么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呢？言谚愿意不愿意？

袁岳：像张瑞敏也是一个新的想法。这个也不是新想法，以前让员工创业，现在中国至少有超过100家有影响利的企业正在干这个事，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家干成的。为什么？能够容纳的一帮如狼似虎创业者的这个老板必须特别牛。张瑞敏不在了这个公司很难搞定。钟清厚这么大年纪的，天天看市场，一天批400个条子，还把公司管理得滴水不漏。我就跟他说，如果您不在了，您女儿有您这么狠吗，底下有一个人跟你匹敌吗？所以那个不算常规。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强人，像马云这样的人，脑子整天不睡的，睡的时候还在想事的，这不是常规。创新的是另外一说，创新是今天言彦不愿意，还真有愿意的。世界上有人愿意买你的帐，创新的事要互相商量。如果大家能谈到一起，员工高兴，他也高兴，投资者也高兴，能产生更大利益，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都不敢，就没有办法了。在社会责任负不负责任，或者怎么负责任里，存在巨大的可商议空间，就像谈判学当中讲的，利益空间是很大的，除了很明确的黑色和白色之外，我认为它是比这两侧大的，这也是负责任有魅力的地方，老师讲的基本没有魅力。印成书上的还有一大半是假的。我认为这也是需要教学的原因，需要学生去观察，老师和他探讨，其他不同的人要发表不同的感受。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个很健康的力量在成长，私营企业至少有一个老板是不要回扣的。但是国有企业不一样，里面每个人几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粘好处，有的是拎着钱给他就送到纪委去。但如果用白手套的方法就可以，比如国有企业的领导孩子在国外读书，也可以送钱。小科员也来一把，就是整天不把你的报告送上去，你就没有办法。换个方法就有招了，我们这样的公司经常搞讲座，我们就请他来讲座，给他发个讲课费，心理上觉得正当，他觉得也有点好处了，有事就好谈了。这个事情算不算？过去我们是不可以的，但是后来发现，你和这些机构总得打交道，不能搞得不像正常人。像那件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有点嘀咕。实际的生活中，即使像我这样没有大困惑的人，因为很简单，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还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老板不是亲自在干事，要不我的业绩怎么完成？这个东西怎么看待它？所以这才是需要教学的，需要探讨，需要用脑子的。这时候社会的常识，人情，这才有探讨的空间。

很多人问我，您也过得太那什么了，您还是中国人吗？你怎么好像跟我们中国人都不一样呢？有人觉得我在文化上都有违反，这就提出来可探讨的文化，社会文化因素对社会责任的影响，但是不要讲一般性的，要从若干个例子来看。中国人喝酒不意味是行贿受贿的，从来都在喝，那么大的领导也喝，那么小的领导也喝，从大到小都喝。行还是不行呢？酒都是茅台，50年的，那样行吗？喝酒还这么规定，喝二锅头，喝茅台。这么一规定就让人觉得，这还是中国吗？我现在不讲学问，场景太多了。我记得以前在哈佛读书时有一个美国人说，到了韩国最受不了的就是韩国人一定要喝酒，和中国人差不多。关键问题是下了班以后还要喝酒，喝酒喝不到一起就感情很难融洽，谈项目都很难谈好。这就是文化问题。所以我觉得课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要讲成概论、特点、原则就比较扯了，尤其是不能把企业社会责任课讲成联合课，美国与社会责任课，这是非常具体清醒的，甚至部分来说上完课就有答案。因为中国同学是需要答案的，考试考惯了，都需要有正确答案。坦率说，有很多没有答案，魅力也在于没有答案。

郭沛源：我要表达的观点是两个：其实有些时候我不觉得许小年说的是错的，他说做生意就把你的生意做好就行了，文化的都是做是人情，不做是道理。现在在国内出现的问题是道理谁来评判？是政府评判的道理这条线太模糊了。政府的法律执行其实有很多例子，比如放到一个很具体的场景，环境执法，该关的不关。有污染还没有治理，能生存下去，当然比另外一个公司赚钱多。如果卖出去的价钱还便宜一点，另外一个合法的公司就关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监管机构，把做劣币的人罚得很惨，这样他就害怕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许小年说得是对的，我们要加强政府监管。我揣测刚才第一个提问题的问官商的关系，应该放到我们的商业环境中来理解。

刚才说到文化的问题，我们公司做了五六年了，见到一个搞投资的朋友问我，你们公司还在吗？教人家做社会责任的公司怎么能存活下来？我们现在就是试图把我们自己作为成功的例子，说明我们这样的业务模式在中国商业社会的大环境下仍然是能够存在的。客观地说，我们现在商业社会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不要连扶个人都要发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底线真的是一直往下走。

第二个问题，我不认为政府是万能的，这不是一盘围棋，每个格子都很清楚，有很多是想不到的，两年前中宣部可能没有想到微博，现在这个事情出了，靠什么约束？只能靠个人修为、伦理、道德约束。学校规定可以让每个人都做合格的学生，但是我们要指望学生自己出类拔萃，自己必须要有好的修为，这恰恰是刚才金老师、李老师讲到的马云等人的例子，他们想把自己变成卓越的企业。如果只是想做生意，如果在座的各位只是想做学生，把毕业证拿到手，如果做到卓越的学生，以后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如果做到那样必须要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我们再看西方的社会，他们真的是闲的没事做血汗工厂吗？其实很早的时候他们提血汗工厂的事情是和宗教伦理有关系的，他们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为什么我做的鞋、穿的衣服和血淋淋的事实有关系，这才反推过来和企业利益挂钩，企业才愿意做。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现在国内企业脑袋上有很多混乱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李晨晔：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其实是黑白之间的讨论，大家都可以站在黑的和白的方面对着吵。做企业的人，每天是站在中间的环节，关键是做什么选择。我有一次被教育的时候是有一次参加会议碰到了中海油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经理，因为我不懂他们的买卖，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们的平台全在海上，如果说刮台风了怎么办？他说第一我们运气比较好，中海油的油田差不多都在渤海这边，所以台风轻易吹不到，地方还好一点。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如果60年代、50年代，那时候国家财产是第一，顺序是国家财产，是人命，环境不太重要。因为五六十年代没有这个想法。而我们现在的顺序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是人，第二是环境，第三才是财产。实际是非常简单的排序，这么排过来的次序就不一样了。

另外是跟社会有关的，五六十年代人命不重要，环境不重要。到了现在，国家对这几个事情的排序产生了变化，一个企业的选择就产生了变化。我们在和企业一起讨论时，实际跟老总和管理团队经常要问做企业是为什么？很多人讨论过，我还真没见到做企业的老总说做企业就是要赚钱。道理是反过来的，很多人认为企业的老总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赚钱，真的和老总讨论时，没有人说做这件事的唯一目的是想赚钱。真实的世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还有其他的想法和道理。我记得德鲁克讲过一个很精彩的道理，我和他们讨论时一直在说，利润对于企业来说，对于任何组织来说，其实都是像呼吸一样，没有利润就丧失了呼吸能力。但是反过来说，人的生存目的不是呼吸。他既讲了道理，又把问题还给了所有的人。就像刚才袁总讲的，实际变成了一个做人的问题，其实做人就是这样，你可以选择抢银行吗？你可以选择做毒品，这是大事的选择。刚才郭老师讲旁边有一个行人摔了以后可以选择把他扶起来或者不扶起来。刚才任总讲，黑白之间的差别，毒品、银行。还有一些在做人上是很细微的，很小的，很模糊的选择和判断，对个人如此，对企业也是如此。实际上是个选择的事。

金勇军：提到选择，接着往下问。刚才提到马云的选择，马云的选择有这样的问题，给员工提供贷款是要利息的，利息当然是公司付的。公司把利息付到成本里让顾客摊还是等他付完税之后去分摊股东的分红？究竟怎么处理？如果让顾客去分摊这个成本，这哪叫社会责任？

袁岳：给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如果我们涉及到对员工带有投资性质的东西，利息如果要免，是用流程利润。我们的利润每年专门划出一块，叫做流程。流程中最重要的一块是员工发展，花的钱中间一个是员工在职读书是我们出钱，另外一个是员工的特殊海外发展项目是我们付钱的。如果涉及到类似这些东西，是我们来付钱的。因为流程利润是大家已经达成的共识，是交完税的，我们每年要留下一笔钱，这不归股东，也不归大家，是为他长远发展来考虑的。

金勇军：实际是不进成本的，不是顾客担着的。

谢卫军：刚才几位老师和专家都讲了国内的事情，我想从国际角度来说为什么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的。五矿是国际型企业，特别是“走出去”过程中。刚才郭总提到社会责任到底要不要做，怎么做的问题，这实际也是一个困惑。从我个人理解，社会责任不是让你做新的事情，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事情，这也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的。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各个企业在各个国家都存在，让人家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怎么让人相信你、支持你，这就形成新的方式做事，现在就是这样一种趋势或工具。我们在海外获取资源，首先是政府公司，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支持你，钱是哪里来的，有了钱做什么用途。特别是非洲国家，是不是对当地政府有贿赂。还有矿产资源的开发，这对环境破坏是非常厉害的，有没有采取负责任的措施。还有安全问题，血汗工厂不光在工厂，矿区也有，很多地方出来的带血的钻石的问题，矿产资源在地下很多，不安全因素也是很多的。还有社区的问题，在矿区发展，对当地的居民有没有提供相应的就业计划，矿山关闭之后有没有新的机会，他们都是非常关注的。所以社会责任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是必然的需要，不做也得做，是必须要做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家，一个说商业、商业、商业。还有一个说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追求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责任，是必须要承担的。特别是作为中国企业，因为现在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做得好了好像不行，做得差了更有人说。做好了要承担责任，说中国威胁论，做差了说你们形象就差，做不出什么好东西。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很优越，这方面在理论界、学术界、实业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应该把我们的理念和实践都带回去。既要探讨理论，更要关注实际，有时候实践就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出了很多好的例子，包括五矿自己也是，努力在实践最好的例子。这方面我觉得任重道远。刚才袁总说了腐败、贿赂问题，五矿会不会有，会有，但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允许的，我们出过这样的事，有判刑的，开除的，但是我们基本原则是不允许的。

因为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公司来讲是有严格要求的。在转型过程中，或者其他情况下都会发生类似情况，作为公司来说也有自己的基本要求。谢谢大家。

金勇军：我想说一点和教育有关的问题，刚才郭沛源先生提到了案例，袁岳先生提到了情境学习操练。这方面两位能不能谈一点想法？或者说我问一个我的困惑，其实我们很想写案例，特别是我们清华大学，商业伦理论文我们很愿意写，你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难处是没有人愿意让我们写。

郭沛源：其实之前我曾经找过案例中心，但是没谈成，企业是愿意写的，愿意提供支持，但是我们这边提了一些要求，所以最后没有谈成，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确实应该有一些好的案例给大家讨论。我刚才翻了一下钟宏武博士的书，内容很多，里边也有很多案例，这么短的时间出来那么好的成果，我觉得是很好的开拓。我经常拿国内商学院和国外商学院的案例做比较，最近我们也跟一个英国的商学院教授做中国国企的案例。大家的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国内很多案例都是可以放到媒体上报道的，刚才袁老师也提到，都是好人好事，新闻传播型的。国外商学院的人，国外的教授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开电话会议时，他们提了很多点，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们在做决策时有没有碰到很多矛盾？最大的矛盾出现在什么地方？你们商业决策重大分歧在什么地方？他们对这个点很感兴趣，他们相信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大家好就都好。大家好的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个能够放到商业决策层面讨论的事情，肯定有很多矛盾的焦点。听来听去觉得环保就是好的，这样社会就美好了，企业都是傻子吗？所以做这个也是有成本的，只不过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平衡，如果能把这个过程展现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好了。到底有多大的好处，能不能带来订单，如果能带来订单，收益是不是可以足够弥补被抓去坐牢的风险。大家会算这个帐，把账摊出来让大家讨论。最后他决定冒这个风险还是不冒风险，需要让他自己做决定。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好玩的案例。

袁岳：我有一个小建议，商学院教育不要把自己当爹，把这个案例准备好，那个案例准备好。前两年香港大学搞这个工程，清华大学能比他们智商、情商低吗？上那个课的同学一个学期整出四五个案例出来达不到？南方周末是怎么做报道的？挖出来一个案例可能就上去了。要换一个思路。要和企业谈案例，怎么可能自己报一个什么事，所以要换一个思路干这个事，把它变成能力课。律师有一些线索，搞媒体的有一些线索，财新就专门干这个事，我们也有一些线索，我们都提供线索，但你不能以线索为事实说事，因为不准。一个学期做满三个案例，定出来一个目标，怎么实现，我们能提供各种帮助，让同学动手，这有点意思，也比较好玩。一个记者能干的，学生没干到那么深入，多元采集，这也是一个和社会打交道的过程，是一个理解的过程。为什么那么困难？这样才知道社会上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存在，你会发现一旦有不负责任的时候，保护的人很多，所以人们可以不负责任，就可以理解这种社会场景和文化了。

金勇军：现在请大家提问。

提问：请问袁总，现在一些企业在社会上做慈善事业，有的很高调，有的很低调，还有一些人在默默无闻从事慈善事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袁岳：现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需要用公益解决问题。正常社会立德公共事务不是由政府负责。非政府组织或者公益组织来起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不够，站在这个角度，无论是企业里面有积极性的人，或者其他方面来做公益，总的来说是个好事。

公益本身是学习的过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公益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允许中间出现毛病，也有一些做法，比如说有一些做公益的方式，一方面我肯定做公益是好的。因为有一些做法我也不是很同意。另外一个方面，只要不断提升，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好的。

做公益还是有规则的，任何一个行当里面都有一些规则，要考虑受服务对象的尊严，所以为什么联合国项目中都不叫受益者，都叫共同发展伙伴。比如我们做小姐项目，就不能叫小姐，叫性工作者。我们干的是好事，用的是坏方法，太粗鲁。无论是旁观者，或者站在对象角度，可能他们特别需要，但不是很敏感，所以这是违反公益规则的。一方面鼓励大家尝试，一方面允许学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过程当中有规则，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中，作为专业做公益的人，能有重要的责任，用更通俗的方法了解到做公益也还是要遵循一些规则的。

提问：请问三位老总，国企、私企、外企都有，白岩松曾经在商报上说过，企业的老板给员工应该三份工资：第一份是养家糊口的金钱。第二份是可以让他在公司的环境当中感到温暖的团队氛围。第三份工资是让他可以得到自我实现。我很想知道，从负责任的角度，企业给的这三份工资，各位老总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想法？白岩松当时又补充了一个结论，现在很多老板可能连第一份工资给的都不够，请四位老总，三个不同形式的企业分别谈谈你们的认识。谢谢。

谢卫军：我是国企，从这个意义上讲，五矿的员工不只付三份工资。法律意义上来讲可能社会上存在不按时付工资的问题，我们有基本的保证。第二个是做得好，能够完成工作任务，比较出色的，奖金方面要体现出来。再就是第三个层次，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问题，会有很多发展机会，不因为现在中国处在历史阶段，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说的大一点就像胡总书记说的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当中企业的作用非常突出，员工发展机会也非常大，只要做得好，提升以及培训的机会都很多。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机会，不光是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也会实现。第四个层次，或者是更多层次，在我们公司，或者在国企里头都会有。现在的国企和以前大不一样，现在很多同学理解的国企和社会舆论的国企是政府保护、垄断，这实际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国企里有垄断的企业，如果不垄断就形成不了经济效应、规模效应，所以这种垄断是需要的，还有一种垄断是处于某种政治势力的垄断。我们五矿以前是政府管的企业，现在也是政府管的企业，那时候责权利都是分开的，给任务和相应的政策。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属于金属矿产行业，政府有支持，但是政府支持也是有条件的，做得好才有支持，做不好，贷了款照样需要还钱，利息成本也不低。

袁岳：银行给你们多。白岩松基本没在民营企业干过，民营企业就是个体户，刚刚起步，自己都不拿工资，给你发点工资。他不存在给你那么大的保障，想得太好了。像五矿，问题是五矿要你吗？我们国家能保障不是三个，有八个，问题是他们要你吗？如果五个要三个，没有三个要两个，问题是人家要不要你。没创业时在单位里觉得自己是很牛的员工，等自己创业时发现自己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时候给员工先发工资就已经挺负责任的了，所以我觉得，不要用绝对的、社会福利的观念模式来看待。当然你说不愿意到那样的企业工作，可以到另外的企业，只要在没有违法的层面上，员工自己选择就好了，不大可能一个老板应该这样。我认为白岩松说的那种老板在中国太少了，按照他的标准，中国就没就业了，中国就全失业了。全失业了什么概念，不要说一个保障，0.1个保障都不见得有，就会和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了。所以追求保障不一定追求绝对，如果追求绝对很舒坦，但不真实。谢谢。

李晨晔：初创的企业大概会像袁总的描述一样，我觉得白岩松的三个描述可能一个存活了十年以上的中国企业，大致都可以做得到。不要专门找建筑公司下面的包工队，那是肯定做不到的。因为那是三个基本的事，基本工资要发，公司气氛要不错，公司要做培训和个人发展投资。我想一个存活了十年以上的企业大致都可以做到。按照这个标准，袁总做得很好，有哪些学习是公司花钱的，到国外去的钱都是公司花的。所以我觉得白岩松说的这个我和袁总看法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并不高，不像一个责难，只像一个要求。

郭沛源：还好我们不到十年，所以不用太自责。我们是个初创的公司，才五六年的时间，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咨询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人力，所以我们很关注怎么让优秀人才继续留在这个公司工作，而不仅仅是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没有这么算过。我们其实采取了很多办法，工资是其中一个，初创型的企业会有各种各样财务方面的压力。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设定季度的奖金，因为一般的公司会一年发一次奖金，因为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年轻人，刚出大学两三年，他们的工资不会有多高，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短时间的刺激，去激励他们工作。还有就是让他们有工作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我们的成就感很简单，就是能够在国内做得比较领先，接触的东西都是国内比较前沿的业务，出来的研究报告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会觉得他们做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再就是我们会提供比较好的弹性的工作环境，比如他什么时间来，只要做够八个小时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创造一个环境，如果你们有好的招数也可以告诉我。

提问：谢谢各位责任管理领导人的精彩分享。我有个问题，刚刚提到企业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盈利，社会责任也是必须要承担的更为广义的义务。如果当企业遇到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时，尤其是在短期内，社会义务的承担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各位的建议是什么样的？如何平衡或者如何处理社会责任的危机？

郭沛源：我能想到的最特殊的场景就是交了税就破产，但是不交税就会关门，所以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场景是你承担了社会责任就会破产。但如果是税收或者是法律上的东西做不到就关门了，你可以抱怨中国的税负成本高，但在这个市场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是法定的规则，根本没有办法推倒。如果不是法定责任，做不做不会让你关门或者不关门。

金勇军：我想打个比方来回答你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一种美食叫做臭豆腐，很好吃，但你要顶住压力。本场到此为止。

主持人：各位企业界代表、老师、同学，以及所有关注责任教育的现场来宾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会场，我是高翔，是清华经管2010级MBA同学，今天下午的第一个环节负责任教育成果展示，将由我来为大家主持。

相信上午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圆桌论坛环节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之中，并且做得越来越好。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身处商学院的教授和同学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做了很多有效的实践。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为例，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本科、硕士、博士以及MBA同学在立足课堂、校园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在责任教育方面完成了学习与实践的统一，下面我们将为大家展示两段清华经管本科生以及MBA同学社会责任实践成果的视频，让我们一起回顾让人难忘、激动、感动的瞬间吧。

（播放幻灯片）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一样，看了这两段视频之后，心中涌起了感动、温暖和希望。开展责任教育，将责任教育落实在行动中，一直以来都是清华经管学院非常关注的内容之一。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商学院的商业伦理教育，提升商业伦理的社会关注度，2011年9月，清华经管学院与伟创力公司面向全国所有的商学院发起了伟创力商业伦理案例写作比赛。来自全国的20多所商学院的多支队伍报名参赛，我们一共收到了50余份案例，通过教授、企业和媒体评委为期半个多月的紧张评审，今天在这里我们将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隆重宣布入围的十五个案例。下面有请全球华人企业顾问中心执行长清华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生民老师来为大家宣读入围案例名单。

陈生民：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生民，是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很高兴在这里代表所有的评委发布2011年伟创力商业伦理案例写作比赛的初赛成绩。在这里，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评审过程。我们很高兴收到这么多优秀案例，确实很难取舍，大家对于商业伦理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非常深刻，我在读这些案例时仿佛在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在阅读一本小说。很让我们感动，而且倍感欣慰。在评选时，我们主要着重于题材、商业伦理的相关性，按照这个标准选择15个入围优秀案例。特别是没有入围的作品，其实也很优秀，但可能更适合其他课程内容的讨论，比如组织行为学，领导力，管理沟通等等。我们也会将这些案例推荐给清华经管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入围的15个优秀案例无论是涉及到个人伦理选择，还是对于公开渠道商业伦理事件的信息搜集和深入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大家肯定想知道到底是哪15个案例，下面我将宣布初赛入围的案例名单，为了方便我的宣布，把它分为三组，排名不分顺序，第一组五个案例是：Loyalty  to  whom；Open  Sesame ，Closed  Sesame、SEC大乙烯项目案例；百度深陷“搜索门”；柏电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第二组的五个案例：趁人之危的服务；辞退员工Mudasir和看“裁员增效”计划；九洲国鼎工程咨询公司案例；决策六小时；面对诳瞒，是举报还是沉默。

第三组的五个案例：上市评估中的两难选择；淘宝“伤城”事件；一个纠结的决定；一个新总监的抉择；由UQ大战看商业竞争行为。

主持人：感谢陈老师。下面有请15支获奖队伍上台。下面有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吴志明教授、姜鹏教授上台为获奖队伍颁发奖状。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这个比赛的LOGO是由参赛选手的照片组成的，15支入围队伍现场共同完成了拼图，这象征着中国商学院同学将饯行自己许下的社会责任誓言，为推动改善中国商业伦理环境并肩前行。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参赛队伍，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坚持，才有了今天这一份份对中国当下商业伦理环境的回顾和思考。

感谢二位教授，同时恭喜获奖队伍。在过去两个多月案例准备写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到，每个队伍对于他们所写的案例都非常多的精力和努力，经过无数次修改和讨论。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特别想听一听他们这一路走来的参赛感想，也想听一听教授评委们的观点和想法。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来组织一个小型的由获奖队伍代表和评委老师之间的对话，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对话中可以迸发出一些思想火花。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给五个提问的机会。

提问：我上周在上海做培训，我们公司是一家比较大的外资企业，我们中午结束下午有一个针对农民工子弟小学的活动，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主要是和西门子、ABB这样的公司竞争，我想起二战时西门子帮助德国做了一些事情。我联想到今天上午袁岳老师讲的原罪的问题，原罪和赎罪，包括一些大的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当我们提到原罪时，有一些企业有很好的形象，也在做公益的事情，也很有社会责任。

杨斌：刚才这位同学非常关心的话题是会不会有一些公司今天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或者狭义一点，或者在做慈善活动时很重要的动力来自于过去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对于社会、公众造成的伤害，这是不是构成原罪。其实很有意思，如果回顾一下北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商业伦理运动，可以看到石油石化公司，确实是比较早地在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商业伦理活动当中表现得比较活跃。也有人因此觉得可能这里有一些逻辑关系。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我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来下结论，但可以看到的是，驱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三股力量中，那些拥有跨国供应链，或者价值链延伸到国土以外的公司，往往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合作者、上下游。这确实可能构成其中的动力，但是不是大部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背后有赎罪这一点，我个人认为不是绝对的想法。这是我的思考。谢谢。

提问：我来自北大参赛队，这次写作大赛中，我们对互联网行业竞争行为产生了一些思考。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在互联网市场中，一个具有强势的市场竞争力的公司，比如腾讯拥有强大的客户数量，包括深度的用户联合度。对于这样的公司，在竞争中该如何保证竞争优势？同时可以兼顾互联网中开放、分享、公平的原则？谢谢。

金勇军：这取决于他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比如马云，他肯定给的结论是开放。但换一个人可能回答就不是这样的。我只能回答到这个地步。谢谢。

朱恒源：这是很有趣的话题，把两件事情分开，商业本身的业务模型，一个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像腾讯这样的企业其实是平台企业，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个平台企业，在这之前做了很多工作去积累用户，比如QQ或者ICQ的阶段不赚钱还在做，但后来把所有的都集成了在自己的平台上。这在商业史上很早之前就是有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几乎可以把它整个业务发展模式分成两个阶段：一是投资建平台吸引用户，这段时间是亏本的。到后来平台建成以后，几乎可以把每一个产品集成到平台里，所以有一些产品是盈利的，有一些产品是不盈利的。因此相当于一个教授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做很多研究，这个过程中没有出名。最后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突然产品流行了，等到他自己再去讲课时，因为是他的名声，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社会所公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公平或者开放的概念定在哪里？我只能说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真正的公平是下一代典型的技术创新者到来的时候去颠覆它的平台，或者颠覆它赖以生存的平台所具有的优势。比如说早期的门户网站最后被颠覆的是谁？是搜索。搜索平台被颠覆会是谁？不知道。可能需要你们将这些对社会有发展，有想法的未来的管理者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我在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专业的商业问题，是商业模式一代一代代际颠覆问题。二是在同一商业模式下的平衡问题，现在有多少企业愿意投资一个新的不盈利的平台，但是对于社会公众更有利。前一段时间关于淘宝的争论，很多跟这个有关系。我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思考，商业是一项专业的业务，在这个专业业务中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这种契约精神的背后，应该允许竞争，允许开放，但更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创新。

主持人：感谢朱老师从创新角度解读这个问题。

提问：各位老师好，同学们、嘉宾们好，我来自清华2010级MBA。我叫张超，我的案例来自于一个生活中很真实的案例，是让我很纠结的过程。大家认为的商业伦理，社会责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条件？还是在任何条件下大家认为普视的商业伦理都是可行的？谢谢。

金勇军：我们这个节目活动的主题就是要把某些价值放到普视中推行。其实我对这个表示怀疑，因为有很多人批判过这样的价值，但是结果都不怎么样。因此建议你换一个思路，不要太在意最后执行的价值是什么，但如果你让设计这个价值的人做决策，做决策时间长了，慢慢他会走出一种价值来。

提问：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来自清华大学2011F班，我向杨斌老师提一个问题。我们的案例是基于在企业发展中的公关问题进行的探讨。在目前企业公关中已经出现了正当及不正当之外的第三种，就是所谓的灰色行为。已经有著名的企业家在公开场合说，黑色的我坚决不做，但是灰色的我可以做。请问杨斌老师，您觉得我们清华大学MBA教出来的学生，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反映呢？谢谢。

杨斌：正好我在评审过程中读了跟广告营销有一定关系的案例，这个案例如果让我在课堂上和同学们讨论，可能我会把课题引到对商业伦理实践来说很有价值的概念中，叫行规。因为每一个职业或者是某一个行业当中，慢慢的人们怎么把握什么是我做事情的尺度，可能法律会是构成的一部分，比如黑色的部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楷模行为，是行业当中的最优实践。这可能也构成刚刚所说的假如是白色或者粉色的一部分。还剩下一部分是让所有的从业人员，或者在行业当中的参与者有纠结的一部分，怎么样去把握其中一部分，行业当中可能多数人甚至主流都是这么做，但在我看来却有违我内心的呼唤。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伦理选择问题，不构成金勇军法律课上的探讨，或者仅仅是个战略问题。今天早上企业家论坛，也包括之前朴容昇教授所谈到的，就像刚才金勇军的回答，你看起来是做一个选择，最终真正关系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无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做什么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可行的、有效的选择。如果你很在意，是一个不能摆脱的问题，这样一来你的选择就变得复杂，当然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牵扯到你的标准和你旁边站的这位同学尺度会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们的案例非常有价值。如果所有的企业从业人员，或者大多数企业从业人员都满足于行规而心安理得的话，这个社会永远不会有进步。

我们看到马丁路德金或者类似于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最初期表现出来都是违背当时的伦理的，违背大家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这个案例做得很好，我希望你们走得更远。谢谢。

金勇军：我想补充一句，你那个灰色很有意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天的西门子。西门子当年做行贿的时候，行贿的钱在德国的帐上是可以作为成本来处理的。因此最后累计到今天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白色也好，灰色也好，其他颜色也好，那几种颜色是外在的，但最后选择的是你自己，因此永远要考虑你要什么。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一席话仿佛让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商业伦理课上所听到的。这次收到的50多个案例中还有英文案例，我们非常有幸有英文案例入选了这15个优秀案例。

提问：我想请问杨斌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政府在商业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可以扮演？政府怎么执行社会责任的这套规则？

杨斌：非常高兴听到这个问题。我昨天刚从东京回来，参加中日韩三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研究。比较三个国家企业认知利益相关者的横向比较中，有趣的是只有中国在利益相关者排序中把政府排在第一位，而韩国工会在利益相关者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中国的工会和他们还很有很多不同。日本越来越多的NGO排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有非常大的差距。2005年开始，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果叫热潮的话，可以堪称全世界范围的亮点，就像中国的某些竞技体育项目一样，比较有特点，缺少一定意义上的群众基础。这当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就是政府，所以政府如果在2005年或者再早一点，显性化之后是05年，没有表现出CSR驱动的话，中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成分为主的企业，不会这么快发生真正意识上的转变。与其说是意识上的转变，因为政府是他们的上级，所以他们才发生了这个变化。我担心的是，这种驱动力量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政府的念头发生了变化，侧重点发生了变化，也许你会看到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有可能有不能持续的风险，这点上要冷静。所以希望在政府这么热情推动的过程中，民众的热情也起来，企业自身的热情也起来，使它成为真正良性的循环，避免成为曾经的中国女足。

提问：我是来自2011级F班的，最近的新闻是万科的CEO王石（音）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公司从开始创办以来从来没有行过贿拿过地，朱老师您相信吗？您对这个话怎么看？谢谢。

朱恒源：我没想到问我，好像我行过贿似的。万科的王石有没有行贿，我没有证据，我不做评论。但在这个社会中，企业之间的行为是有差异的，有的企业可能是靠行贿能够做大，有的企业不靠行贿做不大，有的企业不靠行贿也能做大，无非就是如果你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意识时，你想跟你的竞争者同时作大，也许你会比别人走得更艰难，你的市场定位要更准，努力要更多，也需要请更多的MBA，我想这是企业在一个社会责任意识下的选择。不能要求所有的企业因为都按照某种给定的模式去做。我经常和企业的人讲，我提一个概念，可实现的社会责任，在你所在的范围是不是能够力所能及地做好，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够做好一点，需要你比那些所谓的不那么有责任的企业花更多精力，但是获得的好处可能是良心的安定，或者说晚上睡觉时不会睡不着。这个东西在你的价值体系中占多少，高度取决于你的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在现在竞争的条件下，每一个人其实都放在了日常生活中的困境中，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好像竞争上有劣势，但是做了这件事情觉得就要死了或者良心上过不去。因此，你的内心有多强大是一方面。二是你在专业上、能力上有多大，以至于你可以弥补，因为你坚守内心的原则，给你带来的利益是什么。如果专业性够强，可以弥补这些。三是如果你把眼前的业绩和你自己作为专业的管理者一生的内心的宁静来看，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丢弃的，只要守住不能丢弃的那一部分就能获得安宁。这样你就会为你的理想找到一片安身之地，如果真的想的话。

主持人：谢谢朱老师。我相信所有的教授和老师给大家的提问、回答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到底想做怎样的人，到底想到哪里，这是进入复赛的每支队伍继续深挖思考的。非常感谢这一环节评委老师和选手的精彩发言。

在即将结束这个环节之前，我们还想向一直以来关心本次大赛的老师、同学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再次表示感谢。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商业伦理教育在中国商学院必将更加广泛、蓬勃的发展，商业环境的建设也会因为我们的每一次责任实践而更加健康有序。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产生如下的疑问，商业伦理教育真的可以在商学院由教授来讲授吗？如果可以的话，到底要怎样讲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本次研讨会的下一个环节，有请我的同学和老师们上场，他们将和大家聊一聊他们对商学院责任教育的心得和感悟。

张羽：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张羽。

金戈：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级在读MBA金戈。

张羽：下面由我们两位来介绍在座的嘉宾：首先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中国首席代表刘萌女士；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博士；

金戈：来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再度MBA、首届中国伦理辩论大赛冠军队同学刘朝林同学；清华大学MBA再度王伟玮同学，他来自福利彩票行业，也是清华大学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俱乐部的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在读MBA盛云飞同学，他曾经在媒体行业有过多年工作经验，对媒体在责任当中非常有特殊意义的行业有很多深刻的见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再度研究生张晨同学。

张羽：商学院的责任教育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很多人在这其中也有一些困惑，今天开放式的讨论，不一定会得到确定的答案，或者是结论，但是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引起大家更加深入的思考。为商学院下一步的教育提一些意见。

金戈：我说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商学院教育的现状，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进展，可是开展商业伦理或者商学院责任教育课程的商学院并不是很多。就在这些开展了课程的商学院，我们也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褒有贬，有些商学院开设的课程人很少。有的人说我这么大的人了，来到商学院需要老师教给我什么是道德，什么是责任吗？教授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企业责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所有的人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我们也思考一下，商学院该不该对我们进行责任教育，又能不能进行责任教育呢？首先来听一听嘉宾们的观点。

盛云飞：立德敬业、博学敬心是传媒大学的校训，为什么把立德放在第一位，我在2004年步入这个校园就在思考，出了这么多光鲜亮丽的主持人的学校，为什么会把“德”放在所有的技能之外。来到今天这里之前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探索的是把人类智商推向极限，他情商在那里得到训练？负责任的教育或者伦理课程，特别是对商学院来说，实际是情商的再造，或者说一个企业自身负责任的、对社会、对员工，是一个企业的情商。当在大家智商差不多时，或者竞争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情商决定着企业的未来。我说点和我所代表的媒体行业相关的，我抛出一个观点，大家可能觉得像CCTV、BTV、各种日报，大家会考虑到他们的收视率、发行量，广告的营销等等，包括前两天广州晚报出了一个很大的版面，广州车展时头版什么都没有，写着今天没有比某某某品牌上市更重要的新闻了。这在业界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的确是有商业创收的职责，但是你是媒体，对于媒体来说，或者作为个改制过程当中的媒体行业和文创行业来说，产品首先要考虑到社会责任。

我们生产牛奶，生产服装，或者卖彩票，这些企业是不是也要做同样的思考？除了挣钱之外，或者本身看上去就是只为挣钱而存在的企业，我们的责任在哪里？行业的学生来到了商学院之后，是否应该得到相应的强化商业伦理学习。

金戈：听起来媒体行业有着和其他行业来说更具特色的商业伦理标准，他认为今天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领导者都应该来到商学院进行价值观再教育。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进行，能不能进行呢？我们听听其他人的观点。

刘朝林：大家好，我来自一家卖彩票的企业，刚才被我旁边的同学给点了名。我谈谈对这个问题自己的浅见。如果说商学院该不该教伦理，先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就是商学院不该教伦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声音？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大家把商学院的伦理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在这个层次上没有必要教伦理。因为这个层次的伦理教育不是商学院的功能，更应该是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上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意识形态教育这个角度看伦理，我们再看要不要教伦理。我记得中国有一位有先贤他的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他说，利人者人为利之，通过义来获得利，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我想如果义和利能够统一，在这个层次上看伦理，伦理应该教。就是说让我们商学院的学生能够意识到你遵守商业伦理与否将影响到你的商业成功与否。这个层次上是应该教伦理的。

刘朝林：今天在这个场合谈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其实我从事的是教育行业，我们做中小学教育培训，实际更需要有社会责任。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没有哪一位认为社会责任不重要，但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社会责任到底是不是商学院应该教的，或者说商学院能不能教。刚才说先贤怎么讲，去年有一个教授讲了功利主义，社会责任教育来讲功利教育是不是更好的方式？如果你做了符合商业伦理的、遵守社会责任的、尽到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在商业社会中得到更大的好处，我想这可能是刚才的同学强调的。因为我们不能靠道德说教，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这个。我们先贤就有这样的教育，我们不能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和教育大家，因为这样的标准会真正使符合商业伦理、符合利他的行为不出现或者出现更少，因为大家都是理性的，因为大家都是想逐利的。我们告诉大家的本质是如何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更加成功的成绩，无论是你个人还是带领你的公司和团队。我想所谓的功利主义的教育方式可能会是更好的。

张羽：刚才都提到商学院的伦理教育好像是有一个前提，如果伦理教育是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能够互利的话，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伦理教育是应该的，是这样吗？不知道其他的嘉宾也是这样看？

盛云飞：我觉得伦理的问题不是增光添彩的问题，而是防止这艘船怎么倒掉的问题。刚才提到某TV的纸包子问题，使他的品牌大幅缩水。我们现在普遍感觉坐火车敢坐吗，喝牛奶的时候敢喝吗，或者打开矿泉水时心理是否有所忌惮。我们现在在很发达的经济现状中，规则在制定时就被破坏规则的人蕴藏了巨大利益。所以说在利益居上，或者说利益居上占主流的情况下，商业伦理应该是一脚刹车，而不是让它走得更快的油门。很多企业都是因为商业伦理或者说领导人的商业伦理一次一次下探，或者心存侥幸，觉得没有不遵守道德，我可以侥幸过关，大家都这样。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我认为商学院有的是高管，有的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有的想通过学习在职业生涯有所升华和提高，提高的是什么？是技战术的能力吗？是智商和技巧吗？与其这样还不如多练练自己的酒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要立得住，两个东西：能力和品德。你的品德在商业行为当中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这种层面上商学院需要有一个明确的，30岁左右或者更大年龄，在商学院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可能是那样的，可能主流或者大环境是那样，当你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现在是小众，未来你就是主流。

张晨：刚才探讨商学院该不该进行责任教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从责任对企业的影响来出发，不管对企业的声誉、利益还是持续发展。不妨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作为企业，作为商业活动的参与者，我们都有共识，我们的活动其实在社会中，在广义的环境中所牵涉的，能够影响到的人和事物是非常多的，这种影响之大、影响之广和影响的深远可能巢湖了我们自己的估计。在这样一种广而深远的影响中，由于我们自己工作性质的限制，其实往往不能和受影响的群体发生直接的接触，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其实会淡化了这种责任观念，因为我们并不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对现实发生了哪些影响。这种情况下，商学院应该进行责任教育，就是把我们的淡化的责任意识，把道德的惰性重新唤起。我尤其觉得，商学院应该进行责任教育的原因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放大效应，或者像杨老师在致辞中所说的，是一个倍增器，因为商学院提出来培养未来的领导者，通过培养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他们是影响更多人的价值和责任意识，把这种对社会的影响放大和倍增，这是商学院应该进行责任教育的原因。

金戈：听了几位同学发言，我发现大家快速在一件事情上达到共识，就是商学院应该做责任教育，是商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也听到他们非常激烈的交锋，比如王伟玮和张晨认为，商学院应该更多教导企业盈利，我们如何从责任当中学到为企业和为个人有利益的方面，以“利”为商学院责任教育非常重要的方向。云飞同学认为利益远远不够，商学院应该传导正确的价值观，不管是否有利于我和企业，依然有正确与错误的道德标准所在。我们来听听其他嘉宾的观点。

刘萌：刚才听到几位MBA同学的观点，我感觉非常欣喜。因为我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对负责任商业教育的强烈需求。你们是商学院的客户，所以他们应该非常关心你们的诉求，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上个月我在纽约陪同一个全球区的成员中国一个大型的企业家代表团拜访了一家美国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在高科技方面的公司。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主要话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交流过程中，这家企业告诉我们，在美国当一家大公司在招聘人才的时候，所有这些有竞争力的学子，他们对公司有一种假定或者是期望，就是我在这家公司被录用后一年时间，我可以有一周时间去做志愿者活动，同时是带薪的，而且企业也非常鼓励员工贡献社会，走出去的行为。反过来再看商学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需求，这就涉及到商学院如何定位负责任管理教育，在商学院的位置。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性的媒体对全球的商学院进行排名，今天我们的标准可能是这样的标准，但是看得更长远一些，十年之后，或者二十年，更远，我相信那些履行负责任商业教育原则的商学院，必定会在未来展现出更大竞争力和潜力，所以我认为如果商学院把负责任教育原则纳入到课程的创新教学以及研究过程中，也是提升商学院自身在全球吸引学员、展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钟宏武：我和刘萌同志的感受是一样的，听到同学们讲得慷慨激昂很高兴，下面一看很悲哀，开始这个环节的时候已经跑了大部分同学了，我建议钱教授把发奖放到最后，这样人能多几个。我发现刚才15个同学都跑了，所以我觉得社会责任和所谓的商业伦理就是台上的人很热情，台下的人很伤心，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课程。我不想讲很多道德上的东西，我说一下中国社科院的实践。我们社科院MBA是很惨的，是第八批被批准的MBA，以社科院的影响力不会这样，但这都是社会责任的关系，与我们领导不善于教育部搞好关系，所以利益相关方对我们实施了合法伤害，所以一直到第八批才进入，进入以后我们被誉为八路军，意味着装备很差，师资不足，敌人很凶恶，但是我们英勇奋战。我们第一年MBA招生中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必修课。多说两句，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分开，我们认为这是两件事情，企业社会责任很多是机构行为，而商业伦理是个人道德标准，这两个东西有关联，但是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在课程中两门课都是必修课，我读一段很煽情的话，是我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本土经验、人文素养、社会责任的商界领袖和企业高级精英管理人才。最后一句是我让加的，要兑现愿景就设立了这门课。讲起来很难，你们总是挑剔，不知道厨师有多麻烦。我们当时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我还在此前和金教授参加了北大社会责任的论坛，上面老外讲什么我们学下来，同行又在说什么，拼拼凑凑弄了一个体系，最后我发现完了，我讲不了。这里有环境，我不懂，有劳工权益，我也不知道，还有企业实践，更搞不明白，像刘萌这样见多识广的能摆平，我摆不平，所以我到处请人，因为这个课我们一共开了六天，我讲了半天，其他五天半全是助教，来一个人讲我就陪着宣传、总结，推动讨论。非常辛苦。最后讲师来源分为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国资委、环保部，人力资源部。原因是有些领域在政府角度不能讲清楚，虽然是一面之词，虽然很多时候大家很抵触，但是在中国政府肯定是企业最重要的相关方。这些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有外资企业，还有民营企业，但是在讲师比重中不是很高。再就是国内外的NGO，我们请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人，他们都讲得非常好，还有高校的教师。

但是讲完之后，从利益相关方视野来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悲惨经历。第一，中国讲师普遍面临着理论修养不足、讲课经验不够、上场台风不行的困境。郭沛源同志和袁总其实他们在批评我们那本书，可怜的教材，但是他不知道，第一个螃蟹很难吃，这本书很难写，我们是想用参与式案例讨论，情景讨论，引导同学讨论，我们的老师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更不懂，读都害怕，还做参与式讨论。老师上去都发抖，所以我们确实在讲师这方面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紧接着学生普遍反映第一课时太长，六天的课四天就够了，排到晚上就够了。被我坚决否定，我们的课时还是保持了六天。第二是缺课率很高，跟今天的状态差不多，至少缺了一大半的人，最后引入了指纹考勤机，为了保证大家的上课率。因为没有办法，很多同学指纹一按完就跑了，最后我们开动了两次指纹考勤。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同学履行社会责任都不那么积极。第三，满意度很高。这是一个悖论，留下来的人满意度非常高，因为这门课确实很精彩，上去讲的老师来自各个方面，同学们也确实是开了眼界。我们请了Photoshop的全球CEO，她从英国飞过来，来了以后倒时差，第二天上去讲课，差点讲晕过去，非常认真，给我们的同学还是有收获的。当然满意度最高的是课程论文的奖励机制，我们把每五个人分一个小组，让他们写一个课程论文，写的最好的五组将每组发三千块钱，加上奖状，这三千块钱对他们的激励作用很大，同学们玩命写。我们有一个惩罚机制，所有参赛小组中最后三名，就是15个人被强制淘汰，你明年必须重修，重修时我会重点看着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又爱又恨。校方来看，因为同学们是他们的顾客，他们有很大压力，怕顾客不满意，也怕成本投入太大，校方一再说把课程弄少点，这样老师课酬低一点，外面的老师少请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减少住宿费用，特别计较功利主义的管理模式。最后校方又大方起来了，因为我们终于整出来了，掏了一笔钱让我们出教材，还开了发布会。

最后我再说一下我们的同行。今天开了一天的会，我有很多感受。第一，特别是清华的，包括杨斌教授，杨斌教授也走了，这就是社会责任的现状。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很先进，但是时间非常宝贵。第三是口才特别好。我想那些问题不是问我，我哪答得清楚，是个同学都比我水平高，下回我请你们到课堂上给他们讲讲。

社会责任是个时代命题，没有企业能够绕行。我相信作为一个MBA学生，要真正管理企业，必须要掌握这方面的技巧和工具。所以说，讨论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讨论怎么把它做好。谢谢大家。

金戈：感谢钟老师和我们分享他在教学过程中的感悟。钟老师提出了现在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在商学院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教育。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面临这样的现状该怎样开展课程，让更多人愿意听，听了之后觉得有收获。这种收获能够真正在他们未来的商业实践中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帮助，也为他们的心灵点上一盏明灯。关于怎么做，我想台下的同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提问：我想请问钟教授。有些人对CSI还是很有激情的，不是所有人都会跑掉。我还想跟郑教授说一下，大家都说负责任的管理教学应该是可教的课程，我尊重您的意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是您发言最后提的问题，问题不是要不要教，问题是该怎么教，所以我觉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个人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当然我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这种教学是描述性的区教还是给人指导性的教育，就是说教式的教还是描述性的教，或者是一种规范性。我想所有的管理教学中，比如教会计，会计都是规范性的，该这么做，该那么做。但是管理教学不是规范性的。作为管理学院的教授，给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给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不同的企业是怎么做。我的问题是，如果您是一个管理者，是一个高管，应该怎么办？今天好像没有专门提到董事说做CSI，很多教授的答案是做个人答案，我觉得CSI应该是公司董事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我都没有办法决定一个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企业行为应该是董事会决定的。但是我们教授企业社会责任时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学应该提供人们多种选择，这样学生在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或者在自己个人生活中才能有所选择。他可以选择做一个传统价值的人，也可以选择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可以做一个新的商业范式的支持者。谢谢。

提问：首先我非常同意钟老师刚刚提到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应该是两个不同课题，虽然有联系，但应该作为两个独立课程来讲。我们现在大部分商学院在讲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时都作为一个单独的课程，一个单独的时间、单独的老师来讲这个课，里面会涉及到不同的话题、不同的选择和行业。这个课能不能把它分解到不同科目，在每个科目中再嵌入，在一个行业中要有和它相关度更高的关于商业伦理、企业责任的事情。比如今天有一个课程是BMW的课在清华，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是不是更有相关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样开展伦理道德会让同学们印象更深刻，同行业的相关性更强，大家的目的性、针对性会比较强。

张晨：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也算回答您的问题。商学院负责任的管理，应该是软的还是硬的，我觉得这很难说。其实我们是希望一种软的多元化的方式教授伦理课，但是不一定真的能够做到绝对的中立。真的允许学生在商业伦理话题下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总会带有感情色彩，总会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所以真的很难回答。我自己的看法是，不管我们的课程是用描述性的还是用强制性的方法去教授，我觉得关键是要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商学院教责任教育的话题，我的想法是不谈到那么具体的方式，应该以一种能够挑战和影响我们思维方式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我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刚才钟老师提到学生关于责任、伦理课上参与度不高，不愿意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责任这个话题有很强的特殊性，它可以部分借鉴我们在普通社会生活中的经验，而不需要特别经过教育，但这样导致了一种情况，稍微动一点脑筋就可以接受这些教育，就像我的同学开玩笑，说闭着眼睛就可以把伦理报告写出来。在商学院中，不管责任教育是专门的一门课，还是体现在其他的课中，如果我们走出课堂的时候，或者在课堂上没有产生任何的不安和困惑，没有觉得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体系经受了任何挑战，而是用已有的东西就可以很轻松地接受这个教育，完成了它，我觉得责任就是失败，不是真正影响了我们的责任教育。这是我的看法。

盛云飞：责任教育当中既然要经受挑战，要有碰撞，要有辩论，甚至有争吵才可以火花、结果、吸引力，而不是靠物质或者惩罚的方式来吸引。负责任的管理教育应该有一定的导向，有自己的想法，只有这样树起了一个标准，或者树起了一定的价值观之后才可以被挑战，如果只是泛泛地进行描述，近乎于说教的泛伦理，心里想的是有社会责任，君子爱才、取之有道，我们很欣慰的是杨斌教授回来了，虽然他暂时离开了会场，但是我相信他的心和不在场的同学一样是向往着责任管理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树起来的想法不一定是标准答案，我觉得树起一个靶子让大家来打，当你把它推倒的时候就树起了一个新的丰碑，我再推倒它，不断碰撞，形成了我们最终能够达到的共识或者趋同于共识的一个真正的道德，就是站着挣钱，还是跪着挣钱。如果你想说跪着挣钱比站着挣钱好，好，你来PK我，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在商业教育这个具体的战术层面应该竖起一定的价值观的理由所在，我个人认为，必须要站着挣钱。

刘朝林：我同意盛云飞的讲法，我们应该站着挣钱，最终的目的是挣钱。其实我们有八个字，教之以理。诱之以利。我们说说教式不是那么有用了，但是我们树立一个价值观没有问题，教之以理的部分，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诱之以利的部分，到底学社会责任，商业伦理对我来讲有什么用，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微观的例子。我们讲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教授层面的、学生层面的讨论问题，我所在的公司里发生的问题，我其实在一家小的创业公司，职位相对高一些，做人力资源工作，在招聘过程中，我们需要告诉应聘的人说每年可以有一周时间做社会责任工作。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要求校园招聘来的同学先到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做一个月老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教中小学教育的，所以我们的老师去到打工子弟学校，实际是很符合社会责任原则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说服公司的上上下下去答应、认同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背后是有成本的，是有机会成本的。作为MBA的学生，我应该告诉我的老板说这样是符合社会责任的是有意义的，还是应该和老伴讲清楚，做这件事情不仅有社会价值，还有商业价值。所以我们也强调为什么在社会责任教育中不仅教价值观，还要教战术层面的东西，到底从学院里面，清华、光华、传媒大学、社科院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要把我们心中的价值，站着赚钱的理念告诉给其他人，这是商学院教育更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教学生，更是对整个社会是有帮助的。传递者实际是我们，我们如何传递，仅靠价值观是不够的。即使像张晨同学在讲，她的同学说闭着眼睛都可以写报告，更何况MBA、EMBA的同学。难道往牛奶里面加三聚氰氨是有害的吗？他不是不知道。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法律层面，是底线，很多时候把社会责任、社会伦理、法律混为一谈，加三聚氰氨是法律问题，其实我们的伦理问题、道德价值观问题是需要树立的，不仅是传媒行业，各个行业都需要树立这样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家接受，这是我们在商学院教育中最需要着重注意的部分。

钟宏武：刚才盛云飞同学很激动，这个很好，但是站着挣钱常常是倒下的，树大招风没前途，跪着挣钱太屈辱，所以创立了一个蹲着挣钱。低调是很有社会价值的，社会责任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商业伦理的话，我觉得社科院教给学生的不是说教，我们教给他们蹲着挣钱，什么时候站起来，什么时候蹲下去。也许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不一样的认识，但是我想说的是，履行责任是很难的。

张晨：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应一下。刚才讲我们应该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利”是什么？也是值得商榷的。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赚钱。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很同意钟老师的看法，在商学院的教育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告诉我们应该去实现我们责任理想可行的方式，这和中国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印象中西方的责任教育是先从核心的经济利益开始，扩展到其他的责任，但如果我们看中国的企业，不少企业的使命陈述或者企业家对企业性质的理解中天然包含了宏大的色彩和超越性主题，比如济世救民，比如民族振兴，作为商学院的学生，在我们接受教育时，也是带着社会进步匹夫有责的观念，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未来的活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改良社会。我们希望接受的教育是有什么可行的实践方式能让我们关于责任教育的理想落地，能够和实践相结合起来，而不是让他们隐隐地存在高处，怎样和日常的商业决策、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用这些理想来指导宏观意义上、社会意义上的企业和我个人，而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去指导日常活动中的企业和我。

王伟玮：我想接着刚才钟宏武老师的话题谈一下我的看法。钟宏武老师非常诙谐幽默地讲了他的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课堂现状，学生不太欢迎，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简单归纳一下是用制度和利益解决。我们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不守伦理的事情呢？我想作为商学院的学生，能不能训练出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会出现？比如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纸包子等等事件，我想很多从商者没有解决好几个问题：一，认识问题。二，方法问题。三，心态问题。什么是认识问题？大多数的人在清华、北大、传媒大学等高校及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学者们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所面对的从商者不都是社会精英，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并不足以能够让他达到圣人的认识水平，这就是千百年来为什么圣人那么少的原因。所以解决问题更普遍性的、可操作性的思路是以利治利，这是基本的界定问题。首先怎么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因为我自己从事了四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我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本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企业通过合法经济手段赚取财富，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  分享财富，比如谁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不给纳税，偷税漏税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再比如你的员工一再对他们进行剥削、敲诈，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的企业有纸包子，流向社会，社会对你是什么看法？通过现象看本质，利益相关方怎么看待你？企业怎么把财富在你企业所有者和利益相关方之间达到利益的均衡，我觉得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不用给贴上那么多美好的字眼，因为圣人太少。如果能让学员们在从商时意识到我遵守商业伦理与否影响到商业成功与否，这可能就是一个可供操作的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作用问题，一是避害，二是趋利。怎么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来避免社会或者你的利益相关方给你伤害，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个作用。我做好事，帮助员工成长，我一个行业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避害责任。还有一种慈善资本主义，通过穷人就是社会塔基层次的人，为他们来赚钱，这就是通过义来获得利，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层次的问题我自己没有想得太清楚。我的观点是义利统一。

金戈：我们已经听到了非常明显的交锋，今天更多讨论是商学院怎么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这件事情，我们的同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教育方式，商学院又能提供什么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教育方式。我相信通过我们的讨论，大家一定能各自产生自己很多的想法，希望我们的交锋和讨论能够为未来中国商学院在企业社会责任教育的饯行中尽一份力，为中国未来商学院企业社会责任教育更好。时间所限，我们就不再更多讨论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刚才这一场同学和嘉宾之间的对话，我觉得他们的发言特别扣今天的主题管理教育何谓？何为？我觉得特别切题，非常高兴今天的讨论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思考。这也是举办这次研讨会的本意，也是在于引起无论是学生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还是从事实际商业经营的人们的更多思考，除了思考之外，还能够化为行动。下面有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梅津光弘教授上台，来宣布第三届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举办地。

梅津光弘：谢谢大家。我第一次到中国来，而且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中国现在是全球GDP第二大的经济体，已经超过日本。我相信，中国发展会持续下去，一定会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所以未来中国不仅成为亚洲的中心，也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对我来说，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庆应大学的工作。

责任管理教育这个概念提出之后，我们特别强调改变教学方式，培养年轻的学生。今天我讲讲我们的讨论课，我们在日本有一个很长期的、悠久的传统，大学里面有很多交流课，或者是讨论课。讨论课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性格和责任感。这是一个两年的课程。学生选择一个主要的领域，选择一名教授，清华的杨斌教授和其他教授有一些差不多的课程。我在庆应大学商学部教课，选一名学生，带他两年，每个学生毕业时要写一篇论文。有47名学生参加我的讨论课，我是2003年开始教课，到现在已经培养了200个学生，主攻的方向是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每个礼拜会讲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再补充一些实践经验。之前清华MBA的学生走向乡村，与本地人打交道，这个短片非常好，我们非常关注怎么把CSR课程教好。我个人认为，理论或者是实践这两者应该并行不悖，是负责任的管理教学离不开的。我在庆应大学教书时，有很多学生都是搞过企业的，他们在之前的经营过程中，和同事、老板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挑战，所以他们有必要先退出来一段时间，学习管理的理论知识。但如果只是关注抽象的理论，我觉得也解决不了问题。比如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负责任的管理，这些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如果成天跟他们讲理论，许多学生就会觉得无所适从。所以我建议还是要回到真实的世界，比如走向乡村，和基层打交道。看一下大家真实的状况，这时候会使你有道德感，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必须在理论学习中积累，比如平时上课或者暑假有实践活动，会提高道德水平。在讨论课当中，我也经常结合理论和实践。今年我要求学生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另外我也注意到中国刚刚开发出一个教材，这都非常令我兴奋。

案例的研究、讨论，我觉得这是美国教学传统。欧洲在中世纪的大学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在天主教的修道院当中，比如神父经常会和初级的僧侣进行交谈，哈佛商业评论的案例研究这本书我给翻了一下，但我觉得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很多案例都是很特别的，很抽象，也不是很真实的案例。对学生来说，除非特别真的特别关注这个情况，否则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是读、只是分析，没有参与性。最近我们开发出一个基于项目的学习方案，通过做项目来帮助别人。我提出一个真实的问题，提给学生，就像清华暑期实践活动一样，真的是着手解决问题，充分利用所有的知识，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市场的、描述性的、金融的、规范性的，考虑所有的知识、经验，综合运用，和团队分享，达成共识。通过这个过程，你就知道怎么去妥协、让步，因为现实是很残酷的，有人是要受苦的，这是基于项目的学习。我们要帮助非洲的国家，达能是一家法国公司，我们建立了所谓英国关系的市场机制。比如日本消费者买一升的牛奶，达能就把成本当中的一点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帮助马里的儿童。过去两年中我们一共建了270万美元的基金，而且我们在马里打了2千多口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

在今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当时我在做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地震之后，我只想日本北部的地震事件。所以我把我的工作课程搁置到了一边，我参与了震后的救灾重建工作。这是我上个星期拍的照片，堆积物堆积如山，不能摸它，因为可能有放射性，所以要想象，顷刻之间家人、父母、孩子都消失了，家园被夷平，工作也没了，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有同情心，如果没有同情心，只要到现场站一站就立刻会有同情心，会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感。所以我觉得只要过去就行了，不用做什么。我们建了一个大学的项目，在今年9月份，我们进行了比赛，有7所日本大学参赛，主要都是商学方面的讨论课。每一组学生都提出，如何帮助震区的灾后重建工作，有的人提出的想法非常有创意。比如当地的大学他们说许多地方地面都被海水侵蚀了，粮田都变成了盐碱地，没有办法再种田了。但是如果在这边种三四年的棉花，因为棉花有很强的固盐能力，之后土地又可以种水稻，而且棉花还可以制造成缎带一样的东西，可以卖给日本的消费者，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震后重建的建议，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如果要想实施所谓的责任管理教育六大原则，必须要更多地进行道德方面的研究，还要要求学生回到现实。我认为中国也是这样的，中国的农村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即使在东部沿海的农村也有许多东西没有做到位。讲到农村的问题，其实在任何国家都可以作为案例来培养学生的道德感，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是非常才华洋溢的、年轻人的学生，亚洲人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中国市场这么大，人又多，中国实力也不弱，通过今天的讨论能感觉到这一点，中国人开始考虑CSR，考虑道德，如果能做好，这对全球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明年我欢迎大家去参加第三届论坛，会在日本应庆艺术大学召开，我们在明年12月8日到9日召开，我会给大家宣传册，上面有很多参会细节，我更希望有更多学生讨论的环节，希望中国、韩国、日本的学生代表可以参加分论坛，进行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当然，老师也有交流的机会，比如说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等等进行汇报，希望大家明年都能到庆应义塾大学参加我们的讨论。

主持人：谢谢梅津教授，我们期待着明年第三届的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会议能够发扬、传承会议的精神，也希望今天的会议给在场的嘉宾老师和同学们带来一些收获。我现在宣布，第二届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亚洲研讨会主会场活动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