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我正在遥远的美国边陲城市布法罗采访。

    每天深夜，发完稿件之后，总要同编辑部的同仁聊天几句，问问单位的近况。有一天，有人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克头（指徐克仁）这两天风光得不得了。他们夜闯了一次KTV，写了一篇轰动上海滩的报道。”那些天，几乎天天有阿仁的消息。我隐约觉着，此事可能会有麻烦的。

    《夜闯KTV》这篇报道，刊于1993年7月9日。作者是《新民晚报》特稿部的三位记者，徐克仁、强荧、朱国顺。当时，徐克仁刚从副总编辑的位子上退到了特稿部，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好强争胜，自然要有所表现。这篇文章，其关键点，则是其中的一个电话。他们在文章中说，他们三位冒充台湾人，进入位于 上海永嘉路上的花苑卡拉OK娱乐厅消费，他们喝了三小杯威士忌，一盘水果，以及KTV的包房费，小姐台费之类，竟然被斩了4460元，后经交涉，减到3200元。“台湾商人”自然不服，纠纷由此产生。眼看脱身不得，徐克仁他们不得已亮出了《新民晚报》记者的真实身份。这时，卡拉OK的老板，打电话找朋友，其中提到了一位上海滩相当有名的“警方人士”的名字。报道称，几十秒钟后，记者手中的电话响了，正是这位警方人士打来的。三位记者向对方解释了自己的采访行为，于是手机被转到了老板的手中。一阵“是是是”之后，问题解决。费用最后被减到了400元。报道还称，上海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第二天即对花苑卡拉OK娱乐厅采取了果断行动。

    这则报道，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其根结，在于所谓的“警匪勾结”。这种靠色情支撑斩人的娱乐场所，显然有警方的支持。这还了得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同志分管政法工作。此事当然引起了他的重视。此事若果真如此，岂不是上海警方的耻辱？他当即将徐克仁等同志找到了康办，了解情况。当时，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朱达人同志亦在座。徐克仁汇报了情况之后，王力平同志感到情况严重，当即对朱达人同志说，要绝对保证记者们的人身安全。同时，他还问朱达人，公安局还有没有可靠的人？这句话问得很重。言下之意，一定要派得力的同志，将此事查清楚。这部分的情节，都是阿仁亲口说的。我相信他没有编。

    但是，事情很快出现变化。关于电话的问题，受到警方质疑。这个手机，是《新民晚报》社内部值班用的，知道号码的人并不多。当时手机仍是贵重的玩艺儿，就是报社，也只是买了几部，以供记者采访用的。这个“警方人士”，怎么会有这个手机的号码？说不通啊。更关键的是，有关方面查证了有关的纪录，似乎也不能证明这位“警方人士”打了这个电话。尽管，徐克仁他们申辩说，他们同这位人士通了话，对方老板也讲了话，怎么会是假的？但是，这同样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对方自称是“某大”，并不能证明就是他本人，这不排除假冒的可能性。于是，警方就怀疑，是不是《新民晚报》故意制造了这个电话，以增强新闻的吸引力。

     事实上，本案涉及到的“某大”，对此事相当坦然。他在知道《新民晚报》有这样一篇报道后，曾专门跑到《新民晚报》看了原稿。原稿中本没有“某大”的字眼，他看了后表示，你们加上去也没有关系。而且，当天他还带队，冲掉了这家夜总会。关于此人，我是相当熟悉的。他讲义气，人正直，办案也果断。我们也算是“莫逆之交”。我既相信他可能所为，也相信他可能不至于所为。人总有两面性。

    初步调查结果出来后，形势对《新民晚报》不利了。显然，市领导也对此事有所怀疑。公安局的领导更不必说了。于是，徐克仁的日子不好过了。他感觉，每天都有人跟踪他。他不敢回家，只好天天呆在单位里。他是聪明人，知道单位才是最安全的。同时，徐克仁还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这也是他保护自己的好办法。他知道，他只有成了公众人物，他才会是安全的。实际上，徐克仁此举，将黑白两道的人，全都得罪了。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了。从警方的角度看，《夜闯KTV》这篇文章是“毁我长城”，黑道的人，则认为坏了他们的生意。

    徐克仁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日子。事情越来越糟糕。我们单位一帮人，经常到单位对面的“五羊阁”吃饭。饭店有一个女服务员，人有几分姿色，同阿仁关系不错。据说，他们“夜闯KTV”的几个点，就是这个女孩子介绍的。有一天，警方在阿仁去“五羊阁”吃饭的时候，当着阿仁的面，将女孩子抓走。理由是此女涉嫌卖淫。显然，有人希望从她身上找到一点对徐克仁不利的东西。我听说，此女后被劳动教养一年。这一事件，促使徐克仁决心离开上海。他妻女在东京，日本是一个方向。于是，他积极筹备，准备离开。但是，他在虹桥机场，却被边检拦下。理由是他“涉案在身”，不许离境。徐克仁糊涂了。他有案在身？不可能啊。当他悻悻地回到单位的时候，一份诉状，也到了。这是“某大”告其诽谤的官司。这份迟到的诉状，至少说明，他已是被控制的人物了。

    这桩官司，打了很多年。总也理不出头绪。那个无名的电话，似乎总是找不到有利于《新民晚报》的证据。这桩官司，有许多的受害者，其中，孙洪康就是其中之一。洪康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毕业生。也是当年《新民晚报》最有潜力的年轻记者之一。他在1984年便进了中央党校学习，后被任命为编委。可是，这编委一当就是十几年。孙洪康当时分管特稿部，也就是说，他是阿仁的分管领导（注：此处有误，据洪康兄回忆，当时的特稿部是由总编辑直接分管的）。据说，他直接指挥并参与了“夜闯KTV”的报道行动（注：此处有误，他并没有策划或者指挥此次采访）。后来有人怀疑，这个电话，可能就是他打的，或者说授意别人打的。这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事情。洪康兄一直到1998年，文新联合报业集团成立的时候，才在龚学平同志的关心下，升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不过，此时的副总编辑，可能也就是个编辑部副主任的角色了。

    “某大”诉《新民晚报》和徐克仁等人的官司，拖了几年，总算有了结果，《新民晚报》败诉。“夜闯KTV”，总算划了句号。需要交待的是，徐克仁总算可以出国了，去了几次日本，但呆不住。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自告奋勇，当了《新民体育》报（后改为《东方体育日报》）的发行人。今年已过了六十岁生日。那一天，他写了一个对子，贺其生日。“六十年风风雨雨，一辈子跌跌冲冲”，横批是“死伯拿看”（上海话：死给你们看）。孙洪康调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至此，《新民晚报》的领导层中，已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人了。强荧，调任《文汇报》某部门当主任。朱国顺，则在今年调任东方新闻网站副主任，协助我分管内容，也是一个副局级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