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资深媒体人

    和我一样在本村1986年入学的小学生，如今都在30岁以上，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四分之一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一半只拿到了小学文凭———1991年，小学有没有文凭可发，我不知道。但“小升初”考试时，老师对一半注定不能升学的同学就是这样说的：你们起码有个小学文凭。

    只有小学文凭的同学们，他们从此在生活中消失了。唯独一个女孩除外。她姓罗，长得又黑又瘦又小，常因为各种原因晕倒在地———我们又害怕又纳闷，现在想来，那正是营养不良的症状。这位营养不良的罗同学倒很活泼，年轻的女班主任对她特别关心，还教她跳舞。有一年六一儿童节上，她独自在全校同学面前翩翩起舞，为她伴奏的是一台很小的录音机，里面放出“小螺号”的旋律。罗同学穿着黑底红花的裙子，欢快地蹦着跳着，一只手拢在耳边，好像在倾听螺号随风传来的声音。这样的表演可能有点做作，因为本校师生从来没有见过海，也不知道什么是螺号，女班主任却倚在柱子上，朝她微笑，为她鼓掌———也许这才是我们讨厌该同学的真正原因吧？

    考试成绩公布之后，罗同学没能升学，却送给我一张有香味的小卡片。那是一件堪称奢侈的礼物，我想大概是为了纪念我们短暂的同桌时光。对她的慷慨，我既意外又感动，也因为没有礼物可以回赠而感到尴尬。那是整整20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分手了，从此没有见过面。两年后听说她嫁了人———我也很吃惊，毕竟她只有13岁，又过了一年，我听说她生了小孩，洗衣服的时候晕倒在河边，就这样淹死了。

    罗同学并不是小学同学中最早去世的。在她之前有两个孩子分别死于车祸和脑膜炎。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孩子死于疾病和意外是很平常的事。父母用农药给我们洗头———因为上面有虱子，有些孩子就是这样中毒死掉的。采蘑菇和游泳的死亡概率都不小。多年以后，回顾往事，油然觉得生活是一场赌博，随时可能摊牌———要么去死，要么活下去———虽然营养不良。

    有幸活着上了初中的孩子住在一排砖房里，上下铺，每张铺睡两个人，睡到半夜，经常有人从上铺摔下来。我也摔过两次。不过，我们都是幸运儿，没人摔死在宿舍里。洗脚水倒在宿舍门口，半夜尿在同一块地方，第二天早起，在这块地方洗漱，然后把洗脸水倒在那里。踩着早自习的铃声，也踩着污水中的砖头，我们日复一日，饥肠辘辘地蹦进教室上课。早自习即将结束时和上午第四节课一直是我的噩梦。我把头放在课桌上，勉力克制饥饿和晕眩。那种晕眩被阵阵耳鸣放大了———情形非常普遍，个子越小的孩子反应越明显，他们虚弱的脖子实在支撑不住，只能任由脑袋在课桌上摆成一排，如同一排整齐的南瓜。

    最注重课堂纪律的老师，也不会用粉笔头和黑板擦袭击它们。只有下课铃能唤醒这些南瓜。我们发疯地奔出教室，奔向食堂，以最快的速度把玻璃瓶里的咸菜拌在米饭里，统统吃下去。我们咸得要命，我们拼命喝水———好在自来水供应充足，我们心满意足，午休时间做各种游戏———不幸的事情发生过，有人跑得太快，摔倒在楼道里，其他人就从他身上踩了过去。那时候我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很久了。

    这一切差不多20年了，在记忆中还很鲜明。现在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父母那一代人对饿肚子的事念念不忘。你瞧，至少有15年没有挨过饿了，我还是没学会耐心咀嚼———饥饿过去了，饥饿的记忆却会永存。

    现实也像台功能良好的冰箱，让记忆永远鲜活。多年后，我在四川见过比昔年同学更加营养不良的孩子。有些孩子要步行几个钟头上学，每天吃两顿饭，学校食堂的菜谱上永远是土豆和白菜。几乎每个孩子的嘴角都是烂的。一位朋友在跨国药企工作，后来争取了一批儿童维生素片送到那里。那是2005年的事。营养不良是个大问题，个人微薄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只能使我们自己略微心安。

    离开东部营养过剩的大小城市，营养不良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本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有30%的农村孩子营养不良———我不知道营养不良的标准是什么，但一望而知，30%必是个概数。G D P数据同样不尽不实，但投入测算的人力物力之多，不可与测算儿童营养不良时的悭吝相比。

    在营养不良的童年中长大的同学们，他们现在不仅在中国修建高铁，还在中东做工程，或为全世界生产鞋子。随着年龄增长，生活的目标越来越小———如果我只拿到了本村小学的文凭，也必然和他们做同样的选择：一切为了孩子……的营养，可能的话，再让他们多念几年书。仅此而已。乘350公里时速的高铁飞驰而过的，仿佛是另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