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被判入狱两年，剧组疯了，本来马上杀青，如今只好全部重拍。我也就此接受了告别演艺事业的现实。监狱里很恐怖，我快熬不住了。我找到监狱长申请带一台电脑进来写书，监狱长一拍桌子，勃然大怒：“现在才想起来写，早干嘛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写完呀？我们等得好辛苦！”
这是我在2012年夏天做的噩梦。
四年前，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刘女士约我的书稿。这让人很吃惊，我这样的人还能出书？于是摩拳擦掌拉开架势地写，当时说好三个月交稿。
一年以后，刘女士从中国书店出版社离职了，我的稿子八字还没一撇。
在著名编剧兰晓龙及其夫人曾睿的介绍下，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稚、赵萍接上了头。
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小时候看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这里出的，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出版社。
我一写就是三年。面对两个善良的女人，我一次次向她们保证“这个月肯定交”。至今翻出合约上的交稿时间，我才意识到，懒人的话坚决不可信。
面对我的拖拉，我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要对得起这家出版社，对得起这本书。
不过三年来，我确实写了很多，也删了很多，从30多万字删到10多万。奶猪鼓励加欺骗地告诉我：好东西都是删出来的。如果再拖稿一年，这本书大约只会剩下5万字。我也心疼，甚至痛彻心扉地为这些死去的文字建立文件夹厚葬，这里面，有我的啰嗦、急躁、显摆、做作的特立独行，特别是以“我”为中心的矫情。
演员这个职业对出书来说，其实反倒是一种负累。一听说演员要出书，人们的第一反应差不多都是：哦，那一定是有很多图片的那种吧。可事实上，我挺想对得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式出书之前，我甚至还想过使用笔名。
可惜故事藏不住，那都是我和周围人的故事。我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更希望这些好故事得以保存，我把这归咎为我是蒲松龄的老乡。
因为这本书，我养成了搜集素材强迫症，经常在大家谈性正浓的时候，我就掏出手机，把这些故事关键词记下来里，强迫症导致我已经无法跟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感谢这些年来我待过的剧组，组里的每个人都是生生不息的故事库。我还得承认，每次想不出素材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约战友们聚会。我的战友们有个毛病，只要凑在一起吃饭就叙旧，尤以肖二爷为代表。他的叙旧模式很固定：首先互相贬损，贬损在场的，贬损不在场的，说几个好玩的段子，最后再谈一些伤心的回忆，引得大家唏嘘感叹，众人沉默半晌，肖二爷再举杯打破这份宁静：来喝酒喝酒。于是我会设计圈套引出他的第二轮叙旧。
人文社有品位的老书都会有整页的插图，我也想有品位，于是就想请人帮忙画插图。钱海燕的《小女贼》系列是我喜欢的风格，可我不认识她，她更不认识我。辗转找来了她的邮箱，我心怀忐忑地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钱海燕是好人，她一口答应帮我画画，还不要一分钱。
是的，我常常遇到好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大概再拖十年也出不来这本书。
《扬州日报》的副总编辑周保秋是陪着我跑完这场马拉松全程的人，当我一次次把书稿删了又改、改了又删，她不厌其烦地抓图片、找结构、调目录。特别是后期，因为拖稿拖到我实在没脸和出版社联络的时候，是她一次次地替我向人们道歉；
《南方周末》文化部的总监奶猪袁蕾，更是被我当牛做马。白天给报社打工，然后彻夜在电脑前给我打工。她把我惯懒了，我经常像大爷似地坐在北京口述，她就在广州速记。遇到不通顺之处，她就自己拦上一架飞机跑来给我作编辑。终于有一天，奶猪同学晕倒在了报社的工作岗位上；
奶猪不顶用了，没关系，天津电视台的导演马骞，也经常被我拖到北京关到小黑屋里给我改稿；
我的助手杨丽，其实是一个深藏不露的PS高手，有了她之后，我再也不担心自己长得丑了；
人文社的杨柳老师，在跨年的最后一天，还窝在沙发里看着我的稿子；
设计师刘静， 努力帮我实现我的“品位”；
再说一嘴钱海燕女士，自从跟她约了画稿，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年后，她恳求我：“你把要写的东西录下来发给我，我来替你写吧……”
刘稚、赵萍，人文社的两位大编辑，对我这个不靠谱的演员的容忍，更是令人发指。
感谢的名单还有很多，感谢我的译家人，感谢生活，感谢为我提供故事的人们。
2013年1月1日
北京
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看《红海行动》里张译如何演绎演员的N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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