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通常有着强烈的想象力和表达力,讲出来的故事,有趣味有节奏有悬念有包袱,
也许早就脱离了故事的原貌,可是没关系,好玩就可以。
它们像聊斋一样,被演员越传越远,
只是可惜,没有人来记录,
我喜欢听别人讲的故事,更希望它们得以保存。
因为这本书,我养成了搜集素材强迫症。
——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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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被判入狱两年,剧组疯了,本来马上杀青,如今只好全部重拍。我也就此接受了告别演艺事业的现实。监狱里很恐怖,我快熬不住了。我找到监狱长申请带一台电脑进来写书,监狱长一拍桌子,勃然大怒:“现在才想起来写,早干嘛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写完呀?我们等得好辛苦!”
这是我在2012年夏天做的噩梦。
四年前,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刘女士约我的书稿。这让人很吃惊,我这样的人还能出书?于是摩拳擦掌拉开架势地写,当时说好三个月交稿。
一年以后,刘女士从中国书店出版社离职了,我的稿子八字还没一撇。
在著名编剧兰晓龙及其夫人曾睿的介绍下,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稚、赵萍接上了头。
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小时候看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这里出的,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出版社。
我一写就是三年。面对两个善良的女人,我一次次向她们保证“这个月肯定交”。至今翻出合约上的交稿时间,我才意识到,懒人的话坚决不可信。
面对我的拖拉,我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要对得起这家出版社,对得起这本书。
不过三年来,我确实写了很多,也删了很多,从30多万字删到10多万。奶猪鼓励加欺骗地告诉我:好东西都是删出来的。如果再拖稿一年,这本书大约只会剩下5万字。我也心疼,甚至痛彻心扉地为这些死去的文字建立文件夹厚葬,这里面,有我的啰嗦、急躁、显摆、做作的特立独行,特别是以“我”为中心的矫情。
演员这个职业对出书来说,其实反倒是一种负累。一听说演员要出书,人们的第一反应差不多都是:哦,那一定是有很多图片的那种吧。可事实上,我挺想对得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式出书之前,我甚至还想过使用笔名。
可惜故事藏不住,那都是我和周围人的故事。我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更希望这些好故事得以保存,我把这归咎为我是蒲松龄的老乡。
因为这本书,我养成了搜集素材强迫症,经常在大家谈性正浓的时候,我就掏出手机,把这些故事关键词记下来里,强迫症导致我已经无法跟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感谢这些年来我待过的剧组,组里的每个人都是生生不息的故事库。我还得承认,每次想不出素材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约战友们聚会。我的战友们有个毛病,只要凑在一起吃饭就叙旧,尤以肖二爷为代表。他的叙旧模式很固定:首先互相贬损,贬损在场的,贬损不在场的,说几个好玩的段子,最后再谈一些伤心的回忆,引得大家唏嘘感叹,众人沉默半晌,肖二爷再举杯打破这份宁静:来喝酒喝酒。于是我会设计圈套引出他的第二轮叙旧。
人文社有品位的老书都会有整页的插图,我也想有品位,于是就想请人帮忙画插图。钱海燕的《小女贼》系列是我喜欢的风格,可我不认识她,她更不认识我。辗转找来了她的邮箱,我心怀忐忑地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钱海燕是好人,她一口答应帮我画画,还不要一分钱。
是的,我常常遇到好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大概再拖十年也出不来这本书。
《扬州日报》的副总编辑周保秋是陪着我跑完这场马拉松全程的人,当我一次次把书稿删了又改、改了又删,她不厌其烦地抓图片、找结构、调目录。特别是后期,因为拖稿拖到我实在没脸和出版社联络的时候,是她一次次地替我向人们道歉;
《南方周末》文化部的总监奶猪袁蕾,更是被我当牛做马。白天给报社打工,然后彻夜在电脑前给我打工。她把我惯懒了,我经常像大爷似地坐在北京口述,她就在广州速记。遇到不通顺之处,她就自己拦上一架飞机跑来给我作编辑。终于有一天,奶猪同学晕倒在了报社的工作岗位上;
奶猪不顶用了,没关系,天津电视台的导演马骞,也经常被我拖到北京关到小黑屋里给我改稿;
我的助手杨丽,其实是一个深藏不露的PS高手,有了她之后,我再也不担心自己长得丑了;
人文社的杨柳老师,在跨年的最后一天,还窝在沙发里看着我的稿子;
设计师刘静, 努力帮我实现我的“品位”;
再说一嘴钱海燕女士,自从跟她约了画稿,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年后,她恳求我:“你把要写的东西录下来发给我,我来替你写吧……”
刘稚、赵萍,人文社的两位大编辑,对我这个不靠谱的演员的容忍,更是令人发指。
感谢的名单还有很多,感谢我的译家人,感谢生活,感谢为我提供故事的人们。
2013年1月1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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