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创造着历史。有的历史是可以留给后人读的，有的则仅供我们一时的自娱自乐。而今天在济南发生的一切，不知能让多少后人读到。

    我一整天的时间，都在把今天和2009年12月30日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2010年1月8日、2月3日、2月9日的画面，也交互着闪出来。父亲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被要求前往爷爷奶奶那里，陪着二老，而没有去重庆。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从出生到初中。所以在他们的儿子成为当时的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时，家人希望我能在他们身边给予陪伴和安慰。庭审结束后，我第二天选择乘火车直接回京，与从重庆回来的母亲汇合。在候车室，头顶正上方的电视新闻报道了昨天的庭审，播音员口中的内容似乎是从周围的嘈杂声中被剥离了出来，让我听得十分真切。我缓慢抬头，似乎害怕看到些什么，同时内心又急迫着想看到些什么——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我还是看到了穿着蓝色囚服的父亲。

    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样子，对于任何一个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来说，和家人18天的分别根本不算什么。今天，在济南的他，也应该见到了自己的家人，时间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法的庄严和人的感性，出于专业，我当然更看重前者；出于本心，我却割舍不掉后者。我想很多专业的法律人都会希望这是一次公正的审判，因为我们深知，司法实践中太需要一把“标尺”了，而如此有影响力的个案，作为“标尺”再合适不过了。法治可以通过个案得到体现，虽然个案并不足以体现出整个法治环境，但如果没有个案的“锱铢必较”，“法治”则犹如无匙之锁，只能望而兴叹。

    同时，作为曾经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我也经历过他的家人现在所经历的悲伤——仅仅就亲人间的离别来看。从这一点上，我理解他的儿子，但肯定不能完全理解，因为我相信他的儿子现在所面临的压力，远远大于当时的我。我毅然决然从事法律工作，是希望更多的家庭能够远离与亲人的分离之苦——虽然这并不可能，但作为律师，却会尽力去保障每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基本人权。我很清楚，每一句体恤——即使这些话只能通过律师才能传递——都会使铁窗内外的人觉得十分温暖。我愿意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做一名“温暖”传递者。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杜牧《阿房宫赋》的最后一句。秦朝留给后人的，有长城，也有教训。我没有长城，如果只留下“自娱自乐”的历史，未免难辞其咎；至于幸灾乐祸的嘲讽，无论对谁，都是我不希望看到和听到的。因为不管最后审判的结果如何，在法治前进路上，我们没有胜利者，坚守住法治这一信仰，才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