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现在，很多项目审批不用再跑去北京了，只到省里就好办事多了。”山西省焦化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6月18日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他很满意此轮审批权下放改革。

　　 过去犹如坚冰一样的审批制度改革终于获得企业界的认同，而这一切都要从今年5月开始的审批权下放说起，国务院5月15日发布了117项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清单，涉及国家发改委的就占其中的25项。要知道，过去10余年间，国务院先后5次审批制度改革，涉及发改委的审批事项才取消了52个。

　　 多年来掌管审批大权的国家发改委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公开的审批核准项目数量仅有37项，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甚至还不如2012年4月19日一天的量。

　　 只不过，审批权的下移，再加上中央达成的“不能再仅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共识，中央审批项目锐减的同时，投资冲动却也随之下移了，中央、地方近期上马的投资项目数量可谓“冰火两重天”。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近期均争先恐后上马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个别地方甚至不惜提前“挪用”拟筹备的“十三五”投资项目。

　　 问题来了，投资冲动继续，钱从哪里来？被高度质疑的地方债如何解局？四川社科院教授林凌对本报记者分析称，项目上马火力不减，“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地方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　

　　中央投资急刹车

　　 单从国家发改委官网公布的审批项目数量来看，往年忙碌的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大院，近几个月清闲了许多。

　　 本报记者梳理看到，今年以来，半年快过去了，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项目仅49项；此前的2012年4月19日这一天，国家发改委对外公布的审批项目就超过40个。

　　 尤其自3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对外公布的投资审批项目数量锐减，3月份6个，4月份12个，5月份4个，6月至今却还未“开张”。

　　 而2012年，仅5月份发改委公布的审批项目数量就多达239项。据中金公司统计，发改委2012年上半年共审批1263个项目。如此海量，约为今年上半年的34倍。

　　 时间倒回至去年5月21日，这一天公布的审批项目有100多个，而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投资近700亿元的湛江钢铁项目获批，湛江市长走出国家发改委大门时，忍不住亲吻项目获批文件。

　　 记者详细梳理去年大型投资项目上马时间表看到，4月共审批项目328个，远高于2011年同期的173个；6月前半个月审批项目就达到了181个；7月、8月两个月稍作停息，随后再次快马加鞭；9月5日国家发改委网站罕见地一次性公布了全国25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被核准的信息，涉及石家庄、太原、兰州、广州、沈阳、厦门、常州、哈尔滨、上海等多个城市；10月上半月，国家发改委共披露24个项目获得审批，20个海外投资项目,3个机场项目,1个工业项目。

　　 11月还算有些宁静，但12月发改委再次送给地方一个分量十足的大礼包，获批的项目数量飙升至94个。在12月19日、20日两天，发改委审核项目18个，此前20天内有73个过关放行。

　　 与去年相比，今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获批项目少得可怜，至少上半年速度慢得惊人。专家认为，2012年加速审批项目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有关。而今年经济压力仍在，但中央加大下放审批权力改革起了大作用。

　　 对此，本报记者致电国家发改委政策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拒绝对审批改革作任何评价，他说“现在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

　　地方依旧狂热

　　 与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骤减相比，地方投资热情则依旧显得狂热。

　　 本报记者梳理多个地方的投资情况发现，基建全面提速的恐怕要数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广东决心经过3至5年的努力，初步建成覆盖粤东西北的快速交通体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此前的一次会上表示。

　　 “广东将在未来3年投入8261亿元用于全省大交通项目，另外将投入5759亿元用于省内城建(不含地铁)、能源、水利、环保四大项目。”今年4月初，广东省出台的《加快推进全省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2013-2015年)》称，“十三五”时期拟安排的部分项目也将提前谋划并开工建设。

　　 有投资冲动的何止广东。

　　 “今年启动的一部分项目是明后年的项目。”6月18日下午，山西省发改委一位副处级官员表示，山西因综改区被赋予“先行先试”，其投资项目更多。

　　 据报道，贵州省发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其投资总额3万亿元，涉及2382个投资项目；浙江省宣布计划，未来5年将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省级重大项目，带动实现全社会投资人民币10万亿元以上。其他城市，像武汉、长沙等发布的投资项目动辄就是上千个，投资上百上千亿元不等。

　　 到目前为止，已有18个地方政府相继宣称投资项目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敦促下级尽一切可能加速推进。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认为，今年还受换届因素的影响，各地上马一批项目并不奇怪，投资稳增长“名正言顺”。

　　 事实上，“各地面对经济下滑，拿出的应对措施还是投资”。林凌认为，多年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路子，短期难以改变。

　　 昆明市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昆明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田文6月18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每个地方都在为上项目而忙碌，但每个项目的投资额度、用地面积大小以及资金规模都不一样，审批的情况大有差别。

　　 “一般来讲，经济好的省份，不会盲目发展，有些落后省份，可能会盲目审批。”林凌说，一个项目能不能搞成还有很多其他条件，比如资金配套，环评做得如何，这些都影响项目的成败。

　　症结：财权事权不匹配

　　 改革正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近日在2013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称，今年要以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为突破口，抓紧清理、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

　　 “对于条件成熟，市场、企业和地方已经准备好的事项，要坚决放开，不要犹豫，不能拖延。”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徐绍史再次强调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价格、科技等改革，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

　　 不过，迄今为止尽管审批项目削减了近七成，但剩下的三成却是难改的硬骨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审批改革的实质是政府权力的调整、转移和下放，涉及各部门间的利益调整，阻力肯定会有的。

　　 其中，导致出现目前中央、地方投资热情两极分化的症结所在就是，地方承担着与其财力极不相匹配的事权。

　　 “地方建设高潮迭起，如何解决地方融资问题日益迫切，而钱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财权与事权匹配的问题”。林凌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面对这么多获批的项目，肯定需要一大笔巨额资金。就2012年来说，5月、6月两个月的投资超过5000亿元。据民生证券测算，去年9月获批的25个轨道交通项目几乎全部由地方政府主导出资，涉及地方配套资金约3000亿元，其余多数来自银行贷款。

　　 “去年获批的那些项目,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有足够的资金，这些项目才可以开工”。林凌说，项目获批越多，地方配套的资金压力就越大，“就算审批过关的项目，因资金匮乏难启动的也不少。”

　　 融资难在去年便已导致很多项目停工。山西省经济转型与企业发展研究会书记朱启远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银行的资金更紧张，一般不会轻易放款。

　　 问题是，与去年相比，今年各地的投资额却有增无减。城轨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国家发改委运输所最近一份报告证实：2012年获批的轨道项目投资共计2650亿元，预计2013年城轨投资规模在2800亿元左右。

　　 此外，今年各地发债相比此前更困难。国家审计署6月10日公布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的抽查结果：地方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

　　 地方融资的压力与日俱增。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系主任曾康华给出的化解地方债危局的关键药方是进行财税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