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批评林达这事出来两天，我一直在关注各方的反应。显然支持林达的声音是大多数，但往往这时候，需要我们反过来掂量弱势方言论的合理成分。
本来想哗众取宠地取个副题“为李陀一辩”，因为我一向被他们称为中右，跳出来为著名左派一辩，一定两边不讨好然而吸引眼球。
微评论时代，争夺的是眼球，欠缺的是信任——信任源自什么？对语境的了解。可是大多数论者不在乎这个，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守株待兔，等着有什么热点撞到枪口上，然后就：开——火！
“林达一不是学者，二不是作家，甚至也不是一个记者，他顶多是一个很糟糕的业余作者。谁纵容了这么一个业余作者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么一个肤浅的观察，这么一个充满了偏见的、充满了无知的思想在中国大规模的出版和贩卖？”这是李陀饱受诟病的发言。
然而，这是在座谈会现场答问环节的发言，不是严谨的学术表述。某种意义上说，李陀的发言，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因其完全没有论证，它传达的更多是说者内心的情绪。而情绪的产生，据我的体会，更多来自语境而非文本的刺激。我曾经设想，如果余秋雨的散文出现在旅游小册子上，如果于丹的讲演是在机场书店播放，它们激起的愤怒与不屑会大大低于现今。“恶紫之夺朱”是孔子以降很多读书人的强烈情结。李陀发言的场所，是名为“中国人与国际纵队：西班牙的召唤（1936—1939）”的读书沙龙现场，当提到同领域让他很看不上的读物时，这种反应其实正常。
很多人从李陀的表述方式中闻到了“宣传部的气味”——其实宣传部早就不再这么说话了。如果你愿意，这种气味也可以在鲁迅等左翼文人的杂文中寻得，可是左翼杂文与宣传部发言人根本的区别在于：说话人有没有剥夺该著作出版发行的权力？有没有追究当事人责任的权力？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无论多么激烈的言辞，也不过是个人的批评。从鲁迅到周扬，再到李陀，表述风格或有相似，其间的区别却不言而喻。
按我的理解，李陀发言中充斥的，是“文化精英主义的秩序感”。他特别强调林达和琼瑶“这么肤浅的书流行，它们造成的混乱是严重的”，“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出版环境，造成了这么肤浅的书的泛滥”。这段话在很多人看来是上纲上线，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作为“著名左派”，李陀的这番话逻辑上是自洽的。他的重点并不在于“肤浅”，而在于“肤浅的泛滥”背后的出版、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环境。当李劼等人说造成“肤浅的泛滥”的原因是“广大读者”时，遵循的是市场逻辑，而大众文化遵奉的“市场逻辑”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以降，左派学者不遗余力抨击的对象，所以构不成对李陀批评的反诘。
事实上，引“广大读者”为支持，与“以人民的名义”，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以多压少，任众数而排个人。这两种表述，都是集体主义时代的遗风。
我猜想，真正构成李陀与林达冲突的，恐怕首先是对美国的观察。据说林达“扎入美国南方底层社会”，而李陀刘禾夫妇则居于纽约学府，所处不同，立场不同，所见所思所想都大有歧异。而美国本来就是一头巨象，大家都在摸，摸到的形状各有不同。这些观察与记录反馈回国内，又会被思想敏感带不同的人群各自吸收、传播。不同的“美国形象”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状况，倒正是观察中国的出版、文化、政治环境的大好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陀说林达的书“不值得反驳，不值得深究，不值得批评”，倒确实彰显“精英的傲慢”——既然已经看到林达谈美国在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如果是甘心书斋的独善其身，则不必痛心疾首，如果希望能觉世立人，就当以自己的知识与表述去澄清、争夺这种影响。李陀的内心大概还是寄希望于像三联书店这样的人文高端出版社，能够做大众阅读的“守门人”，殊不知在浅阅读、微评论的商业时代，这种企望未免方圆凿枘，还容易被人误以为是在呼吁文化管制哩。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对李陀的驳论，都立足于“林达的书很好，怎么可能造成混乱？”这一前提。也就是说，正反双方都抱有“精神生活拒绝混乱，文化秩序有章可循”的同一文化精英主义思路。我倒是觉得，事实表达与价值判断的混乱，正是王纲解纽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李陀与林达正好各摸其象，各述其形，造成“美国”乃至“西方”形象在中国社会的认知混乱，不可避乱。而正是各自的片面表述，并行不悖，才能构成某种平衡。试想，如果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近距离看美国”的“美国好”，或只有“占领华尔街”的“美国坏”，倒是不混乱了，倒是有秩序了，但知识的总量却减少了，公众独立想像的可能性也减少了。就我个人而言，很不愿意重回那样一个判断清晰、情绪稳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