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张人性本善，那么他如何解释恶的来源呢？综观《孟子》全书，其中反映了战国时代中期的实况，像「邪说暴行」、「率兽食人」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他还推溯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至于一般人，如果未受教育则接近禽兽，没有恒产就无法恒心行善。即使是受过教育的达官显贵，也大都是争相求利而助纣为虐，造成各国争战，天下大乱。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孟子宣称「性善」，显然需要认真面对恶的来源的问题。

然而，孟子有孟子的解释，朱熹的注解所提供的则是宋朝学者的解释。我们先由朱注里面了解后者。

朱熹的作法，首先是把性等同于「天理」。他说：「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性即天里，未有不善者也。」（〈告子上〉朱注）那么，善性为何会有恶行？「人之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物欲是人对外物的欲望，这种欲望来自人的形气或气质（如耳目口鼻）有所偏差，亦即纵其私欲。朱熹使用这种二分法，把人性分为「天理」与「人欲」，然后主张「遏人欲而存天理」（〈梁惠王下〉朱注）。

然而，人欲一定不好吗？耳目口鼻或食色之性「本身」不能说是不好，不然人类如何生存繁衍？使其偏差的关键在于「心」。但是，朱熹接受程颐的启发，肯定「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尽心上〉朱注这样的心自然也是本善的。那么，人欲又是如何变坏的？

如果回归《孟子》原文，可知情况实在没有那么复杂。首先，孟子认为人要接受五伦之教，明白善的道理，然后由真诚而觉悟内心「向善」的力量。这是「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离娄上〉）。一般人未受教育而不明乎善，因而未能真诚；然后与人交往会以「利害」考虑，由此损人利己而做出恶行。儒家重视教育，其故在此。不仅如此，这种教育还必须是孟子所主张的那一套，因为别的学说可能使心「茅塞」〈尽心下〉，甚至，像当时流行的墨家与杨子，演变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观点（〈滕文公下〉）。

其次，受了良好教育之后，还需时时警觉。孟子书中多次提及「弗思耳矣」，就是要人善用「心之官」，以自觉反思来领悟人格的价值与尊严，亦即要有羞耻心，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尽心上〉）「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他要人把失去的心找回来，再让这个心发挥作用，表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要求，再做到仁义礼智四善。若不如此，则人生将在恶行中打转。

然后，他在〈告子上〉谈到水之性总是向下时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也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意思是：人性在正常状况下原本会行善，但外在的「势」使人做出不善的事。他谈到「富岁子弟多赖」时说：「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亦即外在的环境，如社会是否公平，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等，都是可能使人为恶的「势」。

因此，孟子本人认为：人的恶行出于不明善、不反思，以及未能抗拒外力的诱惑。这种解释不是比朱注所说的更合理吗？